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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客，一个突如其来，却正当其时的名词，它直指中国经济的纵深之处。
痛客，是提出痛点的人。他们从需求端出发，发掘那些尚未被满足而又被广泛渴望的需求，形成具有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的痛点。痛点在汇聚之后，最终将指引，并服务于高质量的创新，“先有需求，再有产品”，痛点让创新目的方向更明确。
而这些创新，可能是原创研发，可能是技术革新，可能是商业模式创举，也可能是政府管理的变革。总之，中国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需求”，都可能通过痛点的表现和汇聚，从而尽可能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痛客时代”正在到来。第一批痛客，来自贵阳的“痛客梦工厂”，以首届中国痛客大赛暨社会共治·企业信用痛点主题大赛为开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痛客梦工厂”将成为中国“双创”活动的重要源泉和推动力。
从更纵深的层面来看，痛客群体的崛起，其意义不光在于指导创业或者寻找经济的“新动能”，更在于它本身就是改革的一部分。
痛客是大国经济的需要
痛客对应的一面是创客，创客将痛点付诸于解决，更能彰显痛点的实际价值。在入围这次大赛“30强”的痛点之中，部分痛点已被认领，并投入创业之中。
年轻的创业者蒋林毅刚从美国回国，目前是贵州大松果科技有限公司的CEO，他认领了参赛痛点之一的“流动务工人员欠薪问题的实时监控和保障”问题。这一痛点认为，在农民工欠薪事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特别是工作量记录非常不准确，这增加了解决欠薪事件的难度和成本。
因此，蒋林毅和他的创业团队推出了一个“完美方案”，通过虹膜生物识别技术，建立一个数据系统，既记录农民工的工作量，也建立了一套对欠薪事件“自动预警”的系统。 具体做法简化如下：第一步，在工地安装虹膜识别设备，农民工每次上班都需“刷虹膜”，其作用类似于“上班打卡”，从而记录农民工的工作量。第二步，基于农民工工作量的数据将形成一个数据共享平台，每一位农民工有自己的账户，可以在移动端登陆平台，查询自己的工作量。
这一平台除了记录工作量之外，还可以对欠薪事件进行预警。提出这一痛点的痛客陈听是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政法与社会工作局行政执法处的负责人，他对《南风窗》记者介绍，当农民工—旦被欠薪时，可以对虹膜识别设备“拒绝识别”，即“不打卡”，那么这一信号会立刻通知到执法部门，执法部门会根据欠薪情况，决定是否立刻采取措施，从而防患于未然。
此外，为应对欠薪问题，施工单位一般都需要缴纳一定的工程保障金，这一保障金的用途之一是在施工单位“跑路”时作为工资发放。但现实中，保障金时常缴纳不足，保障欠佳。通过这一系统，执法部门可以有效掌握施工单位下面农民工的总体工作量，确认施工单位缴纳足额的保障金。
“虹膜识别不光误差小，而且速度快，一次识别只要0.6秒，如果是按指纹，可能要按很多次，效率太低。”蒋林毅对《南风窗》记者介绍，目前这一系统已经进入了现场安装和调试的阶段，在一些工地，农民工的虹膜采集已经展开。
蒋林毅还透露，这一系统还将可能产生一些“附加价值”，比如成为农民工的移动学习系统，可以通过自己的账户接受必要劳动技能和安全意识的培训，也可以从账户获取招聘信息。同时，用人单位也可以在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一般而言，农民工群体多数时候都会被创业者排除在“目标人群”之外，一是他们收入不高、不固定，二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但这些现实并不意味着，基于他们需求的创业没有机会。
痛客陈听和创客蒋林毅的行动，无疑是痛客和创客之间互相发生“反应”的正面典型。更重要的是，其做到了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的并重，这种“接地气的”创业才是中国真正所需。
实际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消费者数量最庞大的经济体，“需求”总是无处不在。“大国经济”，这是痛客成长的最好土壤。从世界上所有国家、经济体的创业、创新历史来看，唯有“大国经济”才能诞生真正伟大的痛客和创客平台。
谈及当今世界的创新，多数人言必称硅谷或以色列。其实，中国现阶段的创新者们更应该学习的可能是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19世纪的后半叶，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过程，很大程度是痛客和创客联合推动的结果，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爱迪生。
1868年，年轻的爱迪生获得了第一项发明专利权——“投票计数器”。爱迪生认为，这台装置加快投票速度，提高政客工作效率，一定受欢迎。但一位国会议员告诉他，投票慢，这其实是政治需要。于是，爱迪生深感懊悔，从此决定再也不创造人们“不需要”的发明。显然，爱迪生缺乏痛客和痛点的指引。
随后，爱迪生开始变得更加“痛点导向”。尽管他被称为大发明家，但某种程度上讲，他的“发明工厂”就是一家聚集了痛客和创客的“梦工厂”而已，而“工厂”完全是以痛客为先的“需求导向”。电灯、电影和留声机，被称为爱迪生最知名的三大发明，但它们相关的原创性材料、技术都是别人发明，而爱迪生和他的团队只是不断“试错”，最终选择了能最大程度满足“需求”的方案而已。痛客本身就是一项改革
痛客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商业价值，它也是一次政府公共服务的变革，本身就是一项改革。
在当下的中国，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个改革的问题。周涛教授就《南风窗》记者表示，中国大数据发展的关键就是政府掌握的数据怎么向市场充分开放出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总理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出一个“犀利”问题：创业是市场行为，为什么政府还要“操心”，搞“双创”？
李克强总理给出了简洁而充满深意的回答。他说：“大众创业、万众刨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在“双创”过程中，政府要做的是“清障搭台”。简而言之，就是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束缚人民群众活力的桎梏，其中许多来自政府，所以政府需要反躬自问，需要“革自己的命”，需要好好“操心”。
同样，中国痛客大赛也充满了政府自我改革的色彩。《南风窗》记者发现，在痛客大赛中，来自公务员系统的参赛者非常之多，贵阳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创业局副局长黄佑云就是其中一位。
黄佑云的痛点在于，如何才能确保财政资金对科研项目的支持能“好钢用在刀刃上”。黄佑云透露，目前，贵阳高新区总共有企业超过8000家，而且近三年每年的增速达到了2000家左右，其中以高新企业为主。
为了扶持初创的高新企业，高新区每年投入的专项扶持资金在5000万元左右，多的时候，会接近1亿元。这些资金如何分配，则是一个不小的痛点。
按照目前的模式，主要是企业上交申报材料、专家评审，然后由政府确定。但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比如专家理论深厚，但对企业内部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而政府也不了解市场和产品的前景，最后很可能是材料“写得好”的企业获得资助。
此外，政府扶持资金由于其“无偿性”，很容易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一些“个人因素”也会掺杂在评审、审批的环节，从而影响公正。因此，一套更加完善、公平和透明化的项目评审机制需要尽快探索。
黄佑云认为，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在力推科技体制改革，这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契机。如果妥善解决这一痛点，这必然是政府部门一次不小的“自我改革”，将对我国科研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直接正面作用于中国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
实际上，像黄佑云这样的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提出痛点的痛客不在少数。在入选的痛点“30强”中，食品质量、网络安全、企业信用等诸多“监管类痛点”吸引了不少眼球。在痛客看来，这些领域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监管却时常力有不逮。
在社会治理的部分领域，权力部门有着自己的局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对此，贵阳市副市长高卫东强调了一个“社会共治”的概念，他认为，痛客大赛中，很多政府管理领域痛点的提出，以及痛点解决方案的付诸实践，将在“社会共治”方面树立良好的典范。
“一般的创业团队不会关注农民工欠薪的这样的问题。”高卫东对《南风窗》记者表示，解决欠薪、企业信用监管这样痛点具有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甚至可以预见，未来的“痛客梦工厂”不光会成为创业金点子的“大仓库”，还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的思想“大仓库”。
痛客，是提出痛点的人。他们从需求端出发，发掘那些尚未被满足而又被广泛渴望的需求，形成具有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的痛点。痛点在汇聚之后，最终将指引，并服务于高质量的创新，“先有需求，再有产品”，痛点让创新目的方向更明确。
而这些创新，可能是原创研发，可能是技术革新，可能是商业模式创举，也可能是政府管理的变革。总之，中国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需求”，都可能通过痛点的表现和汇聚，从而尽可能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痛客时代”正在到来。第一批痛客，来自贵阳的“痛客梦工厂”，以首届中国痛客大赛暨社会共治·企业信用痛点主题大赛为开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痛客梦工厂”将成为中国“双创”活动的重要源泉和推动力。
从更纵深的层面来看，痛客群体的崛起，其意义不光在于指导创业或者寻找经济的“新动能”，更在于它本身就是改革的一部分。
痛客是大国经济的需要
痛客对应的一面是创客，创客将痛点付诸于解决，更能彰显痛点的实际价值。在入围这次大赛“30强”的痛点之中，部分痛点已被认领，并投入创业之中。
年轻的创业者蒋林毅刚从美国回国，目前是贵州大松果科技有限公司的CEO，他认领了参赛痛点之一的“流动务工人员欠薪问题的实时监控和保障”问题。这一痛点认为，在农民工欠薪事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特别是工作量记录非常不准确，这增加了解决欠薪事件的难度和成本。
因此，蒋林毅和他的创业团队推出了一个“完美方案”，通过虹膜生物识别技术，建立一个数据系统，既记录农民工的工作量，也建立了一套对欠薪事件“自动预警”的系统。 具体做法简化如下：第一步，在工地安装虹膜识别设备，农民工每次上班都需“刷虹膜”，其作用类似于“上班打卡”，从而记录农民工的工作量。第二步，基于农民工工作量的数据将形成一个数据共享平台，每一位农民工有自己的账户，可以在移动端登陆平台，查询自己的工作量。
这一平台除了记录工作量之外，还可以对欠薪事件进行预警。提出这一痛点的痛客陈听是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政法与社会工作局行政执法处的负责人，他对《南风窗》记者介绍，当农民工—旦被欠薪时，可以对虹膜识别设备“拒绝识别”，即“不打卡”，那么这一信号会立刻通知到执法部门，执法部门会根据欠薪情况，决定是否立刻采取措施，从而防患于未然。
此外，为应对欠薪问题，施工单位一般都需要缴纳一定的工程保障金，这一保障金的用途之一是在施工单位“跑路”时作为工资发放。但现实中，保障金时常缴纳不足，保障欠佳。通过这一系统，执法部门可以有效掌握施工单位下面农民工的总体工作量，确认施工单位缴纳足额的保障金。
“虹膜识别不光误差小，而且速度快，一次识别只要0.6秒，如果是按指纹，可能要按很多次，效率太低。”蒋林毅对《南风窗》记者介绍，目前这一系统已经进入了现场安装和调试的阶段，在一些工地，农民工的虹膜采集已经展开。
蒋林毅还透露，这一系统还将可能产生一些“附加价值”，比如成为农民工的移动学习系统，可以通过自己的账户接受必要劳动技能和安全意识的培训，也可以从账户获取招聘信息。同时，用人单位也可以在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一般而言，农民工群体多数时候都会被创业者排除在“目标人群”之外，一是他们收入不高、不固定，二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但这些现实并不意味着，基于他们需求的创业没有机会。
痛客陈听和创客蒋林毅的行动，无疑是痛客和创客之间互相发生“反应”的正面典型。更重要的是，其做到了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的并重，这种“接地气的”创业才是中国真正所需。
实际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消费者数量最庞大的经济体，“需求”总是无处不在。“大国经济”，这是痛客成长的最好土壤。从世界上所有国家、经济体的创业、创新历史来看，唯有“大国经济”才能诞生真正伟大的痛客和创客平台。
谈及当今世界的创新，多数人言必称硅谷或以色列。其实，中国现阶段的创新者们更应该学习的可能是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19世纪的后半叶，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过程，很大程度是痛客和创客联合推动的结果，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爱迪生。
1868年，年轻的爱迪生获得了第一项发明专利权——“投票计数器”。爱迪生认为，这台装置加快投票速度，提高政客工作效率，一定受欢迎。但一位国会议员告诉他，投票慢，这其实是政治需要。于是，爱迪生深感懊悔，从此决定再也不创造人们“不需要”的发明。显然，爱迪生缺乏痛客和痛点的指引。
随后，爱迪生开始变得更加“痛点导向”。尽管他被称为大发明家，但某种程度上讲，他的“发明工厂”就是一家聚集了痛客和创客的“梦工厂”而已，而“工厂”完全是以痛客为先的“需求导向”。电灯、电影和留声机，被称为爱迪生最知名的三大发明，但它们相关的原创性材料、技术都是别人发明，而爱迪生和他的团队只是不断“试错”，最终选择了能最大程度满足“需求”的方案而已。痛客本身就是一项改革
痛客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商业价值，它也是一次政府公共服务的变革，本身就是一项改革。
在当下的中国，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个改革的问题。周涛教授就《南风窗》记者表示，中国大数据发展的关键就是政府掌握的数据怎么向市场充分开放出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总理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出一个“犀利”问题：创业是市场行为，为什么政府还要“操心”，搞“双创”？
李克强总理给出了简洁而充满深意的回答。他说：“大众创业、万众刨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在“双创”过程中，政府要做的是“清障搭台”。简而言之，就是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束缚人民群众活力的桎梏，其中许多来自政府，所以政府需要反躬自问，需要“革自己的命”，需要好好“操心”。
同样，中国痛客大赛也充满了政府自我改革的色彩。《南风窗》记者发现，在痛客大赛中，来自公务员系统的参赛者非常之多，贵阳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创业局副局长黄佑云就是其中一位。
黄佑云的痛点在于，如何才能确保财政资金对科研项目的支持能“好钢用在刀刃上”。黄佑云透露，目前，贵阳高新区总共有企业超过8000家，而且近三年每年的增速达到了2000家左右，其中以高新企业为主。
为了扶持初创的高新企业，高新区每年投入的专项扶持资金在5000万元左右，多的时候，会接近1亿元。这些资金如何分配，则是一个不小的痛点。
按照目前的模式，主要是企业上交申报材料、专家评审，然后由政府确定。但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比如专家理论深厚，但对企业内部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而政府也不了解市场和产品的前景，最后很可能是材料“写得好”的企业获得资助。
此外，政府扶持资金由于其“无偿性”，很容易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一些“个人因素”也会掺杂在评审、审批的环节，从而影响公正。因此，一套更加完善、公平和透明化的项目评审机制需要尽快探索。
黄佑云认为，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在力推科技体制改革，这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契机。如果妥善解决这一痛点，这必然是政府部门一次不小的“自我改革”，将对我国科研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直接正面作用于中国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
实际上，像黄佑云这样的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提出痛点的痛客不在少数。在入选的痛点“30强”中，食品质量、网络安全、企业信用等诸多“监管类痛点”吸引了不少眼球。在痛客看来，这些领域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监管却时常力有不逮。
在社会治理的部分领域，权力部门有着自己的局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对此，贵阳市副市长高卫东强调了一个“社会共治”的概念，他认为，痛客大赛中，很多政府管理领域痛点的提出，以及痛点解决方案的付诸实践，将在“社会共治”方面树立良好的典范。
“一般的创业团队不会关注农民工欠薪的这样的问题。”高卫东对《南风窗》记者表示，解决欠薪、企业信用监管这样痛点具有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甚至可以预见，未来的“痛客梦工厂”不光会成为创业金点子的“大仓库”，还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的思想“大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