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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上都是白发老人；所有房子都自带电梯；许多篮球场改成沙球场；电视中一半以上是老年节目⋯⋯全世界恐怕都在担心以上种种情况有一天会成为现实。老龄化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想没想过，当自己变成诗人叶芝描绘的这般老时将是多大年纪？
60年前，不少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他们60岁前后的景象。不过现在，至少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应该对70岁时仍能在炉前打盹抱有信心。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年发布的《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显示，从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分别从8％和5％上升至11％和近8％。
显然，2010年的世界更长寿了，只是2010年的长寿世界都已整体步入老龄化时代。
2959年的某天，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那么未来，比如2050年时又会如何？
若是彼时读叶芝的碰巧是个日本女人，则她享受那诗意画面的年纪甚至可以延至91岁——40年后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全球最高！但还有个坏预言：高寿的她很可能在盹睡不醒后几天甚至更久才被人知晓死讯，因为她认识的人大多已像她一样，老得只能静坐打盹，还因为她唯一的孩子离她太远，或者她根本没有孩子。自2000年以来，老龄社会的类似悲剧在日本时有发生，悲剧背后的数据是，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2.7％。
于是在2009年的全球老龄化排行榜上，日本稳居第一，欧洲国家则垄断了从第2至27名的一连串位置，它们中的佼佼者包括意大利、德国、瑞典、希腊、法国，而在距欧洲集团不远的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正紧随其后。
老龄化的挑战应溯因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国民寿命的不断延长，事实上，这两个现象如今都已不是“西方”或“发达国家”的专利。
27岁的埃及人阿卜汉姆·纳吉姆（Ibrahim Negm）说他只想要两个孩子，而且他的三个兄弟也这么想，不过他的祖父并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爸爸有9个兄弟姐妹，纳吉姆的曾祖父更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祖父有27个兄弟姐妹，虽然这些孩子是曾祖父与三个女人所生。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埃及的总和生育率，即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已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3.17降为2005年至2010年间的2.89，预测中的趋势是继续下降。
从北非的埃及、苏丹到西亚的黎巴嫩、伊朗，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到东亚的韩国、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这里的女性创造了目前全球最低的总和生育率，即0.91，到南美的巴西、智利，再到加勒比海上的古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正在席卷发展中国家，而此前，发达国家早已被统统扫荡。
压低生育率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城市化。
正如人口学家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的文章所言，“在城市里，孩子意味着昂贵的责任，而不再是耕田放牧时的助手。”而这种责任的昂贵，通常又体现于教育投资。“将来要一个孩子就足够了，因为我要尽我所能给他/她最好的教育”，德国人费边·奥荷塞（Fabian Ochse）说。美国人约翰·马库斯（John Marcus）则表示，“如果我不发财，我可能就不会要孩子，因为太贵。别忘了，美国常青藤大学每年的学费就要五六万美元。”同样因为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她们必须在工作和生育之间进行取舍时，减少、推迟甚至抛弃后者成了很多人的最终选择。
“教育和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中国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如此比喻。数据显示，2007年的世界，散发“避孕药”功效的城市化进程已完成50％，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有望升至80％，届时，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将从2010年的2.7降为2.4，发达国家则仅为1.7。
需要提醒的是，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2”来接替父母的位置，“0.1”去填补不孕夫妇留下的空缺。如果目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速度不发生重大变化，则当2050年到来时，全球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将下降到2.0。在总和生育率仅为1.25的日本，有濒于绝望的人口学家甚至预测，保持这个数字意味着2959年的某天将是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另一些数据与不断延长的寿命有关。拜医学进步所赐，201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7.6岁；在新加坡、以色列、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甚至超过了80岁。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升至75.5岁，近7/8的人能活到60岁，而且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可寿至80岁。
至此再次展望2050年——那一年，全球人口达到91.5亿峰值，并于随后开始下降——联合国的“老龄报告”认为，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则将增至16％；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至64岁之间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对8.7。
老人很多，后果很严重
3.9养1的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养，而如何养老的问题，其实现在已经令很多国家颇感为难。
仍以深度老龄化的日本为例。2010年，日本每三个劳动力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为全球最低水平。由于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口日益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群体在不断膨胀，从2011财年开始，现收现付的日本养老金体系将可能出现2.5万亿日元（约合289.7亿美元）的缺口。填补这一亏空已经使目前的日本政府觉得吃力，到2050年——预计那时日本的每位老人将仅能由一个劳动力供养——养老问题对于日本无疑更是灾难。
在同样灰暗的欧洲，2010年的法国政府为减轻养老财政压力已下定决心推迟退休年龄，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则称，德国和瑞典也准备在未来降低养老福利水平，“某些欧洲国家在养老支出方面无节制的增长是今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篇文章如此分析。同月，“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发布的《全球老龄化2010：不可逆转的事实》（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预测，如果目前的养老支付水平继续维持，那么2050年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将高达GDP的三倍。
至于未富先老，且养老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
同样值得忧虑的是，2050年的世界，每3.9个劳动力中究竟还有几个愿意供养分摊给他们的那位老人。在养老保险负担沉重的东方日本，年轻人其实已经有强烈的不平衡感，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就开始拒缴养老保险费，以至目前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缴费率仅为约60%。
而在有着西方文化传统的澳大利亚，养老的责任似乎也已遭到挑战。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伊恩·麦克法兰（Ian Macfarlane）就曾评论道，“我们花在昔日工人身上的钱太多，用于培训未来工人的钱却太少，如此分配实属错误。”
美国社会学家尤尼娜·加博－托尔曼（Yonina Garber-Talmon）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所占比例很低的绝大多数社会里，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当老年人口的稳定增长日渐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时，老龄群体的形象就会变得消极。”
相悖的解决之道
或许有人觉得，为40年后的世界制造更多劳动力可能是缓解老龄化最直接的办法。于是，想到这个办法的很多国家目前正在鼓励年轻人多多生育，然而，鼓励的效果普遍不够理想。比如为让年轻夫妇多生孩子，澳大利亚政府曾提出“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再有一个为国家”的口号，但是人口学家朗曼的一篇文章却告诉人们，目前澳大利亚妇女甚至连第二个都不想生。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依据政府的奖励政策，妇女在生育第一、二胎时，每个孩子可获得约3000美元补贴，从第三个孩子起，补贴升至4500美元。尽管如此，从2000年至201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还是从1.35下降为1.2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口学家为鼓励政策的奏效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认为，鼓励生育将导致全球人口的进一步膨胀，因此并不可取。
事实上，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接纳移民。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显示，2009年欧盟新增人口140万，其中有90万为移民；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龄化程度之所以低于欧洲和日本也主要归因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不过，依靠移民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当引进国获得年轻劳动力时，移民输出国的老龄化程度却在加速深化，而在全球生育率持续降低时，移民们变成老人后又该靠谁养活？
于是，延长老人的工作时间，使其尽可能地自力更生就成了另一种选择。2010年的法国做出了如此选择，但强烈的抗议表明，那里的老人们并不愿意晚些退休。更大的问题是，即便老人们愿意，他们也须首先征得身体的允许。
或许，人们还可以指望技术进步。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口学家李小平说，“技术发展对人类替代的潜能是巨大的”，他因之认为，“老龄化过程其实是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是用技术密集型生产替代劳动密集生产的过程。”然而另一位学者何亚福的观点却与此相左。“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才会越多”，何亚福说，鉴于全球生育率正在不断下降，以及必然因此缩小的人口规模，科技进步的前景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鼓舞人心。
无论这些构想存在着怎样的争议，人们都希望能有应对老龄化世界挑战的正确选项。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说，“未来的挑战是，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
对此，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有信心！是吧？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想没想过，当自己变成诗人叶芝描绘的这般老时将是多大年纪？
60年前，不少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他们60岁前后的景象。不过现在，至少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应该对70岁时仍能在炉前打盹抱有信心。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年发布的《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显示，从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分别从8％和5％上升至11％和近8％。
显然，2010年的世界更长寿了，只是2010年的长寿世界都已整体步入老龄化时代。
2959年的某天，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那么未来，比如2050年时又会如何？
若是彼时读叶芝的碰巧是个日本女人，则她享受那诗意画面的年纪甚至可以延至91岁——40年后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全球最高！但还有个坏预言：高寿的她很可能在盹睡不醒后几天甚至更久才被人知晓死讯，因为她认识的人大多已像她一样，老得只能静坐打盹，还因为她唯一的孩子离她太远，或者她根本没有孩子。自2000年以来，老龄社会的类似悲剧在日本时有发生，悲剧背后的数据是，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2.7％。
于是在2009年的全球老龄化排行榜上，日本稳居第一，欧洲国家则垄断了从第2至27名的一连串位置，它们中的佼佼者包括意大利、德国、瑞典、希腊、法国，而在距欧洲集团不远的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正紧随其后。
老龄化的挑战应溯因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国民寿命的不断延长，事实上，这两个现象如今都已不是“西方”或“发达国家”的专利。
27岁的埃及人阿卜汉姆·纳吉姆（Ibrahim Negm）说他只想要两个孩子，而且他的三个兄弟也这么想，不过他的祖父并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爸爸有9个兄弟姐妹，纳吉姆的曾祖父更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祖父有27个兄弟姐妹，虽然这些孩子是曾祖父与三个女人所生。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埃及的总和生育率，即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已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3.17降为2005年至2010年间的2.89，预测中的趋势是继续下降。
从北非的埃及、苏丹到西亚的黎巴嫩、伊朗，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到东亚的韩国、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这里的女性创造了目前全球最低的总和生育率，即0.91，到南美的巴西、智利，再到加勒比海上的古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正在席卷发展中国家，而此前，发达国家早已被统统扫荡。
压低生育率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城市化。
正如人口学家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的文章所言，“在城市里，孩子意味着昂贵的责任，而不再是耕田放牧时的助手。”而这种责任的昂贵，通常又体现于教育投资。“将来要一个孩子就足够了，因为我要尽我所能给他/她最好的教育”，德国人费边·奥荷塞（Fabian Ochse）说。美国人约翰·马库斯（John Marcus）则表示，“如果我不发财，我可能就不会要孩子，因为太贵。别忘了，美国常青藤大学每年的学费就要五六万美元。”同样因为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她们必须在工作和生育之间进行取舍时，减少、推迟甚至抛弃后者成了很多人的最终选择。
“教育和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中国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如此比喻。数据显示，2007年的世界，散发“避孕药”功效的城市化进程已完成50％，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有望升至80％，届时，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将从2010年的2.7降为2.4，发达国家则仅为1.7。
需要提醒的是，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2”来接替父母的位置，“0.1”去填补不孕夫妇留下的空缺。如果目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速度不发生重大变化，则当2050年到来时，全球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将下降到2.0。在总和生育率仅为1.25的日本，有濒于绝望的人口学家甚至预测，保持这个数字意味着2959年的某天将是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另一些数据与不断延长的寿命有关。拜医学进步所赐，201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7.6岁；在新加坡、以色列、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甚至超过了80岁。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升至75.5岁，近7/8的人能活到60岁，而且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可寿至80岁。
至此再次展望2050年——那一年，全球人口达到91.5亿峰值，并于随后开始下降——联合国的“老龄报告”认为，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则将增至16％；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至64岁之间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对8.7。
老人很多，后果很严重
3.9养1的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养，而如何养老的问题，其实现在已经令很多国家颇感为难。
仍以深度老龄化的日本为例。2010年，日本每三个劳动力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为全球最低水平。由于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口日益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群体在不断膨胀，从2011财年开始，现收现付的日本养老金体系将可能出现2.5万亿日元（约合289.7亿美元）的缺口。填补这一亏空已经使目前的日本政府觉得吃力，到2050年——预计那时日本的每位老人将仅能由一个劳动力供养——养老问题对于日本无疑更是灾难。
在同样灰暗的欧洲，2010年的法国政府为减轻养老财政压力已下定决心推迟退休年龄，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则称，德国和瑞典也准备在未来降低养老福利水平，“某些欧洲国家在养老支出方面无节制的增长是今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篇文章如此分析。同月，“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发布的《全球老龄化2010：不可逆转的事实》（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预测，如果目前的养老支付水平继续维持，那么2050年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将高达GDP的三倍。
至于未富先老，且养老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
同样值得忧虑的是，2050年的世界，每3.9个劳动力中究竟还有几个愿意供养分摊给他们的那位老人。在养老保险负担沉重的东方日本，年轻人其实已经有强烈的不平衡感，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就开始拒缴养老保险费，以至目前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缴费率仅为约60%。
而在有着西方文化传统的澳大利亚，养老的责任似乎也已遭到挑战。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伊恩·麦克法兰（Ian Macfarlane）就曾评论道，“我们花在昔日工人身上的钱太多，用于培训未来工人的钱却太少，如此分配实属错误。”
美国社会学家尤尼娜·加博－托尔曼（Yonina Garber-Talmon）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所占比例很低的绝大多数社会里，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当老年人口的稳定增长日渐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时，老龄群体的形象就会变得消极。”
相悖的解决之道
或许有人觉得，为40年后的世界制造更多劳动力可能是缓解老龄化最直接的办法。于是，想到这个办法的很多国家目前正在鼓励年轻人多多生育，然而，鼓励的效果普遍不够理想。比如为让年轻夫妇多生孩子，澳大利亚政府曾提出“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再有一个为国家”的口号，但是人口学家朗曼的一篇文章却告诉人们，目前澳大利亚妇女甚至连第二个都不想生。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依据政府的奖励政策，妇女在生育第一、二胎时，每个孩子可获得约3000美元补贴，从第三个孩子起，补贴升至4500美元。尽管如此，从2000年至201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还是从1.35下降为1.2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口学家为鼓励政策的奏效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认为，鼓励生育将导致全球人口的进一步膨胀，因此并不可取。
事实上，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接纳移民。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显示，2009年欧盟新增人口140万，其中有90万为移民；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龄化程度之所以低于欧洲和日本也主要归因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不过，依靠移民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当引进国获得年轻劳动力时，移民输出国的老龄化程度却在加速深化，而在全球生育率持续降低时，移民们变成老人后又该靠谁养活？
于是，延长老人的工作时间，使其尽可能地自力更生就成了另一种选择。2010年的法国做出了如此选择，但强烈的抗议表明，那里的老人们并不愿意晚些退休。更大的问题是，即便老人们愿意，他们也须首先征得身体的允许。
或许，人们还可以指望技术进步。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口学家李小平说，“技术发展对人类替代的潜能是巨大的”，他因之认为，“老龄化过程其实是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是用技术密集型生产替代劳动密集生产的过程。”然而另一位学者何亚福的观点却与此相左。“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才会越多”，何亚福说，鉴于全球生育率正在不断下降，以及必然因此缩小的人口规模，科技进步的前景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鼓舞人心。
无论这些构想存在着怎样的争议，人们都希望能有应对老龄化世界挑战的正确选项。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说，“未来的挑战是，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
对此，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有信心！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