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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人在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长期受政府和正统文化压抑，鲜为文学写作主角。晚明商业发展，商人进入小说家视野，明清拟话本中出现大量“经商故事”。但这些作品没能把经商盈利作为主要情节，而处处体现着儒家文化、主流文人思想的印记，形成一种被正统情结所纠缠的经商题材作品，本文拟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探析。
关键词：拟话本 经商故事 正统文化情结
商人阶层在较长历史时期中被指称为四民阶层中之“末流”。一方面由于商人逐利与正统儒家文人“重义轻利”的观念不符；另一方面商人因行业原因要四处行走，这不符合政府对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此时是没有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破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或劳动对象，这些人便成了游民。”{1}因此历代政府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如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明会典·卷二·风俗》）所以商人在文学作品中也多以“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嫁得瞿塘贾， 朝朝误妾期”（李益《江南曲》）的负面形象出现，在宋代以前很少成为叙事文学的主角。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越来越多的商人故事出现在说话艺人的话本中。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商人更成为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商业文化甚至有侵占主流儒家文化地位之趋势，弃儒从商的现象前所未有大幅增加，如《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写一个老尚书只教长子读书，让其余的儿子从事农工商贾之业，别人诧异为何不让儿子们皆习儒业，尚书言：“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虽是小说家言，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观念转变，四民等级的绝对分化逐渐被打破。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大量进入文学写作，以商人为主角的经商故事常见于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照理说，这类作品应该反映商人的情感和思想，展现商人逐利的过程，这也符合晚明时期全社会兴起的“拜金”思潮。但是，由于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力之深广，加之小说写作者多为文人，这类作品往往没有突出“商人逐利”的情节特征，却从不同角度夹杂着正统文人气味，形成独特的文学风貌。
一、亦商亦儒
有些作为小说主角的商人非但没有表现出商人逐利、竞争的精神面貌，相反展现的是儒家文人的风骨。
有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商人和儒生的双重身份。如《西湖二集·祖统制显灵救驾》中，小说在介绍两人身份时写道：“曹龙江虽做生意，幼年也曾业儒，因父母亡后家道零替，只得抛了书本，出外学做生意。”{2}“这位神道姓祖，单讳一个‘域’字，字真夫……这真夫生将出来便聪明智慧，正直无私。长大成人，一心忠孝大节，好读古书。后来渐学武艺，有百步穿杨之妙，十八般件件精通，遂有文武经济之才。”{3}“业儒”“忠孝大节”“好读古书”这些词汇讲两位主人公都定义出了儒生身份，这就使得故事的主题和走向偏离了商人特点。落魄儒生曹龙江经商途中病倒旅店，遇到祖 。儒家读书人最讲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萍水相逢，但祖 无私地照顾曹龙江。旁人讥笑他多事，他说：“我与他虽是一面之识，一则是同乡里之情，一则是同读书之人。古人一言相得，便生死相托，况在旅店相处已经数十日，他今患病，我便弃而去之，于心何忍？未病而相交，一病而弃去，我断不忍为也。若是时病缠染，此亦天数矣。”{4}说来俨然儒者风貌，并无商人气息，只有“义”而不见“利”。曹龙江虽经人精心照顾，但病症仍然加重，临死前托付祖 自己存有白银五百两，要他帮自己料理后事，照顾妻小，并把银子给自己家人一半，其余一半赠给祖 。至此，主人公的“商人身份”开始显现，因为一般的书生不会有这些钱，而故事看点也发生转折，因义而生利。故事结局是“祖真夫痛哭了一场，遂与他买了棺木盛殓了，拣一块朝南向日之地，权厝于上，就把曹龙江的银子原封不动将来悄悄埋于棺木之下，一毫不露踪影。葬埋已毕，急急赶到越州，报与他家知道。遂率领了他的儿子同到金陵，发起棺木，并前日所藏银子帐目，原封不动，交与他的儿子。”{5}祖 并未拿一分银子，这又将人物身份中的商人色彩淡化至无，利再次转向义。整篇故事发生在商旅途中，属于经商故事，但完全是儒者风味，颇耐人寻味。
二、行商为儒
还有的故事花费相当笔墨写经商逐利之辛苦，但最终目的不是发财享受美好生活，却是以经商为基础完成带有儒家色彩的使命。譬如《喻世明言·吴保安弃家赎友》，故事开篇引用《结交行》作为入话：“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那堪共贫贱？九衢鞍马日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弟兄。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君不见，当年羊、左称死友，至今史传古高其人。”{6}这首诗已经奠定了小说的儒家色彩，是典型的儒家交友之道。故事写宰相郭元振之侄郭仲翔出征南蛮。吴保安与郭仲翔素不相识，写信请郭元振举荐他，郭任命他为管记。但是吴还没到任，郭就被南蛮俘虏了。情急之下，郭无人托付，只好托付吴搭救自己，南蛮要一千匹绢布才能赎回郭。于是吴为了这个未曾谋面的朋友：“倾家所有，估计来止直得绢二百匹。遂撇了妻儿，欲出外为商。又怕蛮中不时有信寄来，只在姚州左近营运。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库。眠里梦里只想着‘郭仲翔’三字，连妻子都忘记了。整整的在外过了十个年头，刚刚的凑得七百匹绢，还未足千匹之数。”{7}这个故事显然宣扬儒家伦理的色彩较重，甚至有些违背人性。 吴保安“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库。”{8}其经商的目的是救友，经商历程是靠近儒家大道的必经之路，是一次磨砺和苦行。吴保安之行商正体现儒家忠信之道。所以我们不妨说这篇小说是以经商故事的面目做正统文化精神的暗喻。
无独有偶，《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也是此类作品的典型范例。徐氏家族因丈夫去世，落得孤儿寡母无人照看，原来家中的老仆对母子不离不弃，想尽办法把家庭支撑起来，一个忠厚的老仆人摇身变为一个十足精明的商人，小说中有许多老仆经商的策略技巧的描写，令人赞叹。而这样一位成功的商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仆人身份。“那老儿自经营以来，从不曾私吃一些好饮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丝尺帛，必禀命颜氏，方才敢用。且又知礼数，不论族中老幼，见了必然站起。或乘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来闪在路旁，让过去了，然后又行。因此远近亲邻，没一人不把他敬重。”{9}这当然是文人的一种塑造，而在现实中往往忠厚的儒家文化践行者是很难在商场中获利的，所以小说的写作者让他经商仅仅是为他践行儒家之路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因而本篇故事彰显的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君臣父子，忠孝节义。
三、儒解商难
还有一类故事，主人公本身是商人，其经商也并非为完成儒家性质的使命，各方面皆具有商人特色，但却需要儒家文化为之保驾护航。前文已经提过王学泰先生的观点，在古代社会，商人的流动性给人不安稳的感受，他们自身长期漂泊在旅途中也有可能遇到各样危难，疾病、天灾、强盗、行情不好、折本等等，这也是正统农业文化安土重迁的主流人群眼中商业行为不可取的原因。小说家在为角色解决这些危难的时候，巧妙借助了儒家的道义精神，又形成经商故事被正统文化所纠缠的一种模式。
《二刻拍案惊奇·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的头回讲述：一位徽商到湖州做生意，某日遇到一个要跳河的妇人，问明白原因，知道她是欠钱还不上，于是慷慨解囊帮助她。夜间，她和丈夫一起到徽商所住的地方当面致谢。徽商听见其夫同来，只得披衣下床，要来开门。走得几步，只听得天崩地塌之声，连门外都震得动。徽商慌了自不必说，夫妇两人都吃了一惊。徽商忙叫小二掌火来看，只见一张卧床压得四脚多折，满床尽是砖头泥土。原来那一垛墙走了，一向床遮着不觉得，此时偶然坍将下来，若有人在床时，便是铜筋铁骨也压死了……夫妇两人看见墙坍床倒，也自大加惊异，道：“此乃恩人洪福齐天，大难得免，莫非恩人阴德之报。”两相称谢。徽商留夫妇茶话少时，珍重而别。只此一件，可见商人二两银子，救了母子二人的性命，到底因他来谢，脱了墙压之厄，仍旧是自家救自家性命一般，此乃上天巧于报德处。{10}小说运用了因果善报的传统框架，巧妙地把正统人群对行商之危机的看法与儒家的仁爱精神勾连了起来，创造出比较有深意的故事模式。
《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讲述嘉靖年间吴江盛泽镇有一个养蚕织绸的商人施复，有一次他在卖绸回家的路上捡到六两银子，于是在街边等待，归还失主朱恩。此后数年，生意越做越好。这让我们感觉是不是因助人而得了福报，与上文徽商的故事同样是因果报应的写作套路。而后面的故事肯定并强化了我们这一看法。“那年又值养蚕之时，才过了三眠，合镇阙了桑叶。施复家也只够两日之用，心下慌张，无处去买。大率蚕市时，天色不时阴雨，蚕受了寒湿之气，又食了冷露之叶，便要僵死，十分之中，只好存其半，这桑叶就有余了。那年天气温暖，家家无恙，叶遂短阙。且说施复正没处买桑叶，十分焦躁，忽见邻家传说洞庭山余下桑叶甚多，合了十来家过湖去买。施复听见，带了些银两，把被窝打个包儿，也来赶船。这时已是未牌时候，开船摇橹，离了本镇。过了平望，来到一个乡村，地名滩阙。”{11}在这个地方遇到了朱恩，朱恩给了他很多桑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小说家在写两人相遇时使用了一个叙述技巧：“走不上两家门面，背后有人叫道：‘那取火的转来，掉落东西了。’施复听得，想道：‘却不知掉了甚的？’又覆走转去。妇人说道：‘你一个兜肚落在此了。’递还施复。施复谢道：‘难得大娘子这等善心。’妇人道：‘何足为谢！向年我丈夫在盛泽卖丝，落掉六两多银子，遇着个好人拾得，住在那里等候。我丈夫寻去，原封不动，把来还了，连酒也不要吃一滴儿。这样人方是真正善心人！’施复见说，却与他昔年还银之事相合，甚是骇异。……”{12}一因一果，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小说中发生在商人身上的故事恰好体现了这一观念，而且是冥冥之中安排而成的，耐人寻味。
四、道家风味
本文所定义的“正统文化情结”当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中国传统文人身上亦少不了道家的影子，道家文化往往也是正统文人身上的一个侧面，由此又会延及到道教神仙文化。这类内容也纠缠在拟话本中的经商故事里。
最为著名的就是《初刻拍案惊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客指破鼍龙壳》，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常年做生意折本的主人公，运气坏到极致，被人称作“倒运汉”。偶然的机会“倒运汉”随同其他商人出海，首先他置办了很多叫作“洞庭红”的橘子，深受海外的人喜爱，发了一笔小财。然后又捡到一个巨大的乌龟壳，后被识宝的波斯人认出是龙的儿子鼍龙的壳，收购此物，“倒运汉”赚取了五万两白银，从此暴富。如果从历史角度讲，这个故事反映了两件事：一是明代后期海外贸易的兴起，给小说家带来了大量遐想的空间；二是明代后期商业极度繁荣，暴富的人和暴富的心理日益增多，这篇作品就是反映了这种心理和文化。
如果我们细细考察，这篇故事除了浓重的“铜臭味”以外，还隐隐蕴含着道家文化。首先主人公出海的动机：“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13}第一次办货，小说如是描写：“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么货！’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 篮内盛着卖的：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皲，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上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14}第二次办货则是因回程途中遇到大风，船被吹到一个小岛，人们只好停泊暂歇。“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个个是哈欠连天的，不肯同去。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正在感怆，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稀罕的东西……’”{15}分析起来颇有意思，无论是出海动机，还是买橘子的动机，或是捡到龟壳的动机，都与“经商逐利”无关，一般商人集中精力与逐利，遇到大风停泊会觉得耽误经商行情，怎会有闲情到岸上闲走？不能不说，主人公身上有一种道家自然的文人气味。最后我们揭晓主人公的名字，小说家给他起的名字是“文若虚”，文人色彩和道家气味再次跃然纸上，“若虚”仍然符合老子“虚胜实”“无胜有”的思想，“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文若虚的小说身份是个商人，本质是个精通大智慧的文人，彰显出儒家文化之外的另一正统文化情结对这类作品的萦绕。
五、总结
明代后期，商业固然崛起，商人阶层固然大量进入小说写作者的视野，但是正统文化的力量仍然是主流，仍然在影响甚至规范着商业文化。所以，被鲁迅先生誉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中所写的那种赤裸裸的经商逐利、阴谋诡诈，发财后的酒色生活虽然可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更多的小说写作者对此表示排斥，希望在文学中为商人故事营造一片净土。于是才有了这样一种为“正统文化情结”所纠缠的经商故事面貌，值得研究者再进行深入探析。
{1}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②{3}{4}{5} 周楫：《西湖二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70页。
{6}{7}{8} 冯梦龙：《喻世明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第89页，第89页。
{9}{11}{12} 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第251页，第252页。
{10} 凌 初：《二刻拍案惊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3}{14}{15} 凌 初：《初刻拍案惊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第6页，第9页。
作 者：宋振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诗词，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拟话本 经商故事 正统文化情结
商人阶层在较长历史时期中被指称为四民阶层中之“末流”。一方面由于商人逐利与正统儒家文人“重义轻利”的观念不符；另一方面商人因行业原因要四处行走，这不符合政府对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此时是没有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破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或劳动对象，这些人便成了游民。”{1}因此历代政府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如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明会典·卷二·风俗》）所以商人在文学作品中也多以“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嫁得瞿塘贾， 朝朝误妾期”（李益《江南曲》）的负面形象出现，在宋代以前很少成为叙事文学的主角。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越来越多的商人故事出现在说话艺人的话本中。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商人更成为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商业文化甚至有侵占主流儒家文化地位之趋势，弃儒从商的现象前所未有大幅增加，如《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写一个老尚书只教长子读书，让其余的儿子从事农工商贾之业，别人诧异为何不让儿子们皆习儒业，尚书言：“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虽是小说家言，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观念转变，四民等级的绝对分化逐渐被打破。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大量进入文学写作，以商人为主角的经商故事常见于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照理说，这类作品应该反映商人的情感和思想，展现商人逐利的过程，这也符合晚明时期全社会兴起的“拜金”思潮。但是，由于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力之深广，加之小说写作者多为文人，这类作品往往没有突出“商人逐利”的情节特征，却从不同角度夹杂着正统文人气味，形成独特的文学风貌。
一、亦商亦儒
有些作为小说主角的商人非但没有表现出商人逐利、竞争的精神面貌，相反展现的是儒家文人的风骨。
有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商人和儒生的双重身份。如《西湖二集·祖统制显灵救驾》中，小说在介绍两人身份时写道：“曹龙江虽做生意，幼年也曾业儒，因父母亡后家道零替，只得抛了书本，出外学做生意。”{2}“这位神道姓祖，单讳一个‘域’字，字真夫……这真夫生将出来便聪明智慧，正直无私。长大成人，一心忠孝大节，好读古书。后来渐学武艺，有百步穿杨之妙，十八般件件精通，遂有文武经济之才。”{3}“业儒”“忠孝大节”“好读古书”这些词汇讲两位主人公都定义出了儒生身份，这就使得故事的主题和走向偏离了商人特点。落魄儒生曹龙江经商途中病倒旅店，遇到祖 。儒家读书人最讲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萍水相逢，但祖 无私地照顾曹龙江。旁人讥笑他多事，他说：“我与他虽是一面之识，一则是同乡里之情，一则是同读书之人。古人一言相得，便生死相托，况在旅店相处已经数十日，他今患病，我便弃而去之，于心何忍？未病而相交，一病而弃去，我断不忍为也。若是时病缠染，此亦天数矣。”{4}说来俨然儒者风貌，并无商人气息，只有“义”而不见“利”。曹龙江虽经人精心照顾，但病症仍然加重，临死前托付祖 自己存有白银五百两，要他帮自己料理后事，照顾妻小，并把银子给自己家人一半，其余一半赠给祖 。至此，主人公的“商人身份”开始显现，因为一般的书生不会有这些钱，而故事看点也发生转折，因义而生利。故事结局是“祖真夫痛哭了一场，遂与他买了棺木盛殓了，拣一块朝南向日之地，权厝于上，就把曹龙江的银子原封不动将来悄悄埋于棺木之下，一毫不露踪影。葬埋已毕，急急赶到越州，报与他家知道。遂率领了他的儿子同到金陵，发起棺木，并前日所藏银子帐目，原封不动，交与他的儿子。”{5}祖 并未拿一分银子，这又将人物身份中的商人色彩淡化至无，利再次转向义。整篇故事发生在商旅途中，属于经商故事，但完全是儒者风味，颇耐人寻味。
二、行商为儒
还有的故事花费相当笔墨写经商逐利之辛苦，但最终目的不是发财享受美好生活，却是以经商为基础完成带有儒家色彩的使命。譬如《喻世明言·吴保安弃家赎友》，故事开篇引用《结交行》作为入话：“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那堪共贫贱？九衢鞍马日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弟兄。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君不见，当年羊、左称死友，至今史传古高其人。”{6}这首诗已经奠定了小说的儒家色彩，是典型的儒家交友之道。故事写宰相郭元振之侄郭仲翔出征南蛮。吴保安与郭仲翔素不相识，写信请郭元振举荐他，郭任命他为管记。但是吴还没到任，郭就被南蛮俘虏了。情急之下，郭无人托付，只好托付吴搭救自己，南蛮要一千匹绢布才能赎回郭。于是吴为了这个未曾谋面的朋友：“倾家所有，估计来止直得绢二百匹。遂撇了妻儿，欲出外为商。又怕蛮中不时有信寄来，只在姚州左近营运。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库。眠里梦里只想着‘郭仲翔’三字，连妻子都忘记了。整整的在外过了十个年头，刚刚的凑得七百匹绢，还未足千匹之数。”{7}这个故事显然宣扬儒家伦理的色彩较重，甚至有些违背人性。 吴保安“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库。”{8}其经商的目的是救友，经商历程是靠近儒家大道的必经之路，是一次磨砺和苦行。吴保安之行商正体现儒家忠信之道。所以我们不妨说这篇小说是以经商故事的面目做正统文化精神的暗喻。
无独有偶，《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也是此类作品的典型范例。徐氏家族因丈夫去世，落得孤儿寡母无人照看，原来家中的老仆对母子不离不弃，想尽办法把家庭支撑起来，一个忠厚的老仆人摇身变为一个十足精明的商人，小说中有许多老仆经商的策略技巧的描写，令人赞叹。而这样一位成功的商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仆人身份。“那老儿自经营以来，从不曾私吃一些好饮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丝尺帛，必禀命颜氏，方才敢用。且又知礼数，不论族中老幼，见了必然站起。或乘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来闪在路旁，让过去了，然后又行。因此远近亲邻，没一人不把他敬重。”{9}这当然是文人的一种塑造，而在现实中往往忠厚的儒家文化践行者是很难在商场中获利的，所以小说的写作者让他经商仅仅是为他践行儒家之路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因而本篇故事彰显的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君臣父子，忠孝节义。
三、儒解商难
还有一类故事，主人公本身是商人，其经商也并非为完成儒家性质的使命，各方面皆具有商人特色，但却需要儒家文化为之保驾护航。前文已经提过王学泰先生的观点，在古代社会，商人的流动性给人不安稳的感受，他们自身长期漂泊在旅途中也有可能遇到各样危难，疾病、天灾、强盗、行情不好、折本等等，这也是正统农业文化安土重迁的主流人群眼中商业行为不可取的原因。小说家在为角色解决这些危难的时候，巧妙借助了儒家的道义精神，又形成经商故事被正统文化所纠缠的一种模式。
《二刻拍案惊奇·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的头回讲述：一位徽商到湖州做生意，某日遇到一个要跳河的妇人，问明白原因，知道她是欠钱还不上，于是慷慨解囊帮助她。夜间，她和丈夫一起到徽商所住的地方当面致谢。徽商听见其夫同来，只得披衣下床，要来开门。走得几步，只听得天崩地塌之声，连门外都震得动。徽商慌了自不必说，夫妇两人都吃了一惊。徽商忙叫小二掌火来看，只见一张卧床压得四脚多折，满床尽是砖头泥土。原来那一垛墙走了，一向床遮着不觉得，此时偶然坍将下来，若有人在床时，便是铜筋铁骨也压死了……夫妇两人看见墙坍床倒，也自大加惊异，道：“此乃恩人洪福齐天，大难得免，莫非恩人阴德之报。”两相称谢。徽商留夫妇茶话少时，珍重而别。只此一件，可见商人二两银子，救了母子二人的性命，到底因他来谢，脱了墙压之厄，仍旧是自家救自家性命一般，此乃上天巧于报德处。{10}小说运用了因果善报的传统框架，巧妙地把正统人群对行商之危机的看法与儒家的仁爱精神勾连了起来，创造出比较有深意的故事模式。
《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讲述嘉靖年间吴江盛泽镇有一个养蚕织绸的商人施复，有一次他在卖绸回家的路上捡到六两银子，于是在街边等待，归还失主朱恩。此后数年，生意越做越好。这让我们感觉是不是因助人而得了福报，与上文徽商的故事同样是因果报应的写作套路。而后面的故事肯定并强化了我们这一看法。“那年又值养蚕之时，才过了三眠，合镇阙了桑叶。施复家也只够两日之用，心下慌张，无处去买。大率蚕市时，天色不时阴雨，蚕受了寒湿之气，又食了冷露之叶，便要僵死，十分之中，只好存其半，这桑叶就有余了。那年天气温暖，家家无恙，叶遂短阙。且说施复正没处买桑叶，十分焦躁，忽见邻家传说洞庭山余下桑叶甚多，合了十来家过湖去买。施复听见，带了些银两，把被窝打个包儿，也来赶船。这时已是未牌时候，开船摇橹，离了本镇。过了平望，来到一个乡村，地名滩阙。”{11}在这个地方遇到了朱恩，朱恩给了他很多桑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小说家在写两人相遇时使用了一个叙述技巧：“走不上两家门面，背后有人叫道：‘那取火的转来，掉落东西了。’施复听得，想道：‘却不知掉了甚的？’又覆走转去。妇人说道：‘你一个兜肚落在此了。’递还施复。施复谢道：‘难得大娘子这等善心。’妇人道：‘何足为谢！向年我丈夫在盛泽卖丝，落掉六两多银子，遇着个好人拾得，住在那里等候。我丈夫寻去，原封不动，把来还了，连酒也不要吃一滴儿。这样人方是真正善心人！’施复见说，却与他昔年还银之事相合，甚是骇异。……”{12}一因一果，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小说中发生在商人身上的故事恰好体现了这一观念，而且是冥冥之中安排而成的，耐人寻味。
四、道家风味
本文所定义的“正统文化情结”当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中国传统文人身上亦少不了道家的影子，道家文化往往也是正统文人身上的一个侧面，由此又会延及到道教神仙文化。这类内容也纠缠在拟话本中的经商故事里。
最为著名的就是《初刻拍案惊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客指破鼍龙壳》，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常年做生意折本的主人公，运气坏到极致，被人称作“倒运汉”。偶然的机会“倒运汉”随同其他商人出海，首先他置办了很多叫作“洞庭红”的橘子，深受海外的人喜爱，发了一笔小财。然后又捡到一个巨大的乌龟壳，后被识宝的波斯人认出是龙的儿子鼍龙的壳，收购此物，“倒运汉”赚取了五万两白银，从此暴富。如果从历史角度讲，这个故事反映了两件事：一是明代后期海外贸易的兴起，给小说家带来了大量遐想的空间；二是明代后期商业极度繁荣，暴富的人和暴富的心理日益增多，这篇作品就是反映了这种心理和文化。
如果我们细细考察，这篇故事除了浓重的“铜臭味”以外，还隐隐蕴含着道家文化。首先主人公出海的动机：“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13}第一次办货，小说如是描写：“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么货！’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 篮内盛着卖的：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皲，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上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14}第二次办货则是因回程途中遇到大风，船被吹到一个小岛，人们只好停泊暂歇。“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个个是哈欠连天的，不肯同去。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正在感怆，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稀罕的东西……’”{15}分析起来颇有意思，无论是出海动机，还是买橘子的动机，或是捡到龟壳的动机，都与“经商逐利”无关，一般商人集中精力与逐利，遇到大风停泊会觉得耽误经商行情，怎会有闲情到岸上闲走？不能不说，主人公身上有一种道家自然的文人气味。最后我们揭晓主人公的名字，小说家给他起的名字是“文若虚”，文人色彩和道家气味再次跃然纸上，“若虚”仍然符合老子“虚胜实”“无胜有”的思想，“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文若虚的小说身份是个商人，本质是个精通大智慧的文人，彰显出儒家文化之外的另一正统文化情结对这类作品的萦绕。
五、总结
明代后期，商业固然崛起，商人阶层固然大量进入小说写作者的视野，但是正统文化的力量仍然是主流，仍然在影响甚至规范着商业文化。所以，被鲁迅先生誉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中所写的那种赤裸裸的经商逐利、阴谋诡诈，发财后的酒色生活虽然可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更多的小说写作者对此表示排斥，希望在文学中为商人故事营造一片净土。于是才有了这样一种为“正统文化情结”所纠缠的经商故事面貌，值得研究者再进行深入探析。
{1}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②{3}{4}{5} 周楫：《西湖二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70页。
{6}{7}{8} 冯梦龙：《喻世明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第89页，第89页。
{9}{11}{12} 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第251页，第252页。
{10} 凌 初：《二刻拍案惊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3}{14}{15} 凌 初：《初刻拍案惊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第6页，第9页。
作 者：宋振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诗词，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