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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3点是琅勃拉邦农贸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被切成一块一块的蟒蛇肉和巨蜥肉，以及各种飞禽，还有一些鱼类和蛙类。
我们安装好陷阱相机离开两周后，一头坏脾气的亚洲黑熊被拍摄时击发的闪光所吸引，将我耗费一个小时安装的摄影器材打翻在地。
一名男子从茅草屋里出来，他手中的棍子上挂着一只懒猴。随后，这只小猴便被一个开中国牌照货车的司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
湄公河流域的热带雨林辽阔、富饶，养育了丰富的物种。在越南和老挝的分界山岭长山山脉的南部，丛林茂密，终日无晴，在这里，先后发现了巨鹮（huán）、中南大羚等珍稀物种。而在长山山脉北部，干、湿两季分明，是大中型猛兽的理想家园。
尽管老挝生物学家詹他维（Chanthavy）把长山山脉比喻成中南半岛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在过去的20年里，老挝境内的森林正以每年5万公顷的速度消失，来自外国的木材公司从没停止对长山山脉的骚扰，而一些野生动物偷猎者和贩子也趁虚而入。
当我完成了滇西南天然林破坏调查后，我就参加了湄公河流域长山山脉的“生物多样性视觉探索”（以清晰的图像为证据，在一个特定或热点区域进行生物调查）。此次探险队由7人组成，包括两名中国摄影师、两名老挝生物学家、一名老虎专家以及两名丛林向导。我们在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展开生物多样性调查，尽可能记录这一地区的昆虫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动物中的珍稀物种。
“仅仅一张，而且还是尾巴，但已经很难得了！”西维利说完，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越南朋友开办的旅馆前。他指着盘子里黑乎乎的东西说：“印赛科特，印赛科特！”我上前一看，原来是硕大的蝗虫。相比100公里外偏爱吃猴子肉的越南人，这里的老挝人要文明且环保不少。在老挝，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当地人对昆虫都情有独钟，金龟子、蜻蜓卵、蝎子、蜘蛛、胡蜂，统统被认为是十分美味的食物。
进入南尔国家公园并不容易，我每天不断与管理办公室商谈调查和拍摄计划，其他人则负责准备物资。最后，我们被告知：老挝华磐省农业部的批文要一周后才能下发。
老挝人做事拖拉，可能和其特定的秉性有关。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可能被叫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和村民们一起喝酒、吃肉，要不然就是参加当地的露天舞会。一到星期五，当地人基本没心思工作了，管理办公室也只上半天班。梁小光风趣地说：“老挝人只要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情，就会去庆祝一番。”
巧合的是，当我们再次来到了一个村子参加庆祝酒会，我却巧遇了几年前认识的一个熟人——鲁特。鲁特曾经是保护区的巡护工作者，也是当地的警察。原先他总喜欢背一支中国制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这是因为在山里巡护时可能遭遇来自越南的盗猎者，关键时刻需要武器自卫。
一见到我，鲁特就凑上来和我干了一杯，并邀我们去他家住几天。他家住在普颂村，距离南尔保护区的桑坡保护站不到5公里，因此这个村子也是通向南尔保护区核心区域的主要门户之一。 一到中午，鲁特就会用糯米、树叶和昆虫来招待我们，当然也少不了自酿的米酒。饭厅是鲁特家的一个储物间，里面放着一些锄头、砍刀、竹筐和雨衣，还有一把自制的弓箭。我问鲁特那把弓箭是不是用来打猎的，他一边将两只竹虫放进嘴里一嚼，一边用并不娴熟的英语告诉我：“对，这个东西可以猎杀麂子和小鸟。”
在旱季，丛林里的野兽虽然活动较为频繁，却并不容易发现，我只能让它们“学习自拍”，为此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家当——8台单反相机被改装成配有红外光束的陷阱相机（光束被阻断时会触发快门）。原则上，陷阱相机应该安装在动物的必经之路，但事实上，南尔国家公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明显的兽道会有猎人出没，而相对安全的兽道看上去就是老鼠的“专属公路”。为了降低相机丢失的风险，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深入丛林，在远离人类活动区域的高海拔山脊线上安装陷阱相机，并在行程后期取回。
在丛林中行走，尽管汗流浃背，但是谁也不愿脱掉上衣，因为仅仅几个小时，大家就被吸血蝇叮咬了400多次。而波尔是个例外，他除了背着硕大的背囊，就只穿了一件T恤、一条内裤和一双夹趾拖鞋，却从不见他被吸血蝇叮咬，可能是他身上散发出某种味道，让吸血蝇避之不及。尽管他个子不高，但总能冲在前面，因为他说，这样就能找到一种黄色斑纹的蝾螈。
对于我们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到达营地，因为一路上像被火烧一样疼痛的双腿和肿胀的双脚终于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而且还可以仔细检查吸附在身上的蜱虫。
在以营地为中心的200米范围内，我们寻找一切可能见到的生物，包括爬行动物、两栖动物，还有各种节肢动物。对于一群体力透支的人来说，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大家都得睁大眼睛，细心去寻找这些未知的生物，并把它们带回营地拍摄。我们每天都能记录到不同种类的蟑螂、甲虫，还有各种爬行动物，当然也包括了强悍的眼镜王蛇。
菲查伊在老挝做了长时间的保护工作，他最担心的就是南尔国家公园的老虎消失。据他了解，自成立国家公园后，曾有几个村民抬着一只老虎到荣东镇上来卖，最后被警察送进了监狱。随后的几年中，红外线相机记录的大猫境况一年比一年糟，偷猎十分猖獗，巡护队却很难发现偷猎者行踪。 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长山山脉西北边缘。长期的跋涉，让每个人的脚步都变得趔趄。挡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波尔指着它说：“帕劳山！”帕劳山是南尔国家公园内最高的山峰。
再往前，便是长满尖刺的植物和盘根错节的竹林，我们无路可走。西吉安将肩上AK47的弹夹卸下，退出了枪膛中的子弹，把这个铁疙瘩包裹起来塞进背囊，换出了一把砍刀。我们也只能披荆斩棘，连滚带爬地前行。
现代化公路带来的烦恼自然保护区未来的命运
58天后，我们走出了丛林，抵达萨吉村旁的省级公路时，脚趾甲已经脱落。吃了快两个月的干肉和树叶后，我们迫切地想在村里饱餐一顿。当天下午，我们在萨吉村品尝到了传说中的鸭血布丁和螽斯。
当地村民生态意识薄弱，狩猎濒危物种的问题严重。从2006年开始，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为了防止当地人迫于生计非法偷猎，便在距离荣东北部约50公里处的南尔河尝试性地进行生态旅游建设。这一项目的初衷是带领欧洲游客沿南尔河徒步，沿途观赏当地特有的鸟类。但事实上，这里破烂的省级公路，更多吸引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越野飞车党。
“目前的公路太破烂了，生态游客很少，也许公路修好了，来的人会多，不过，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野生动物贩子也会增多，要是这条公路能容纳大货车，对国家公园来说就很麻烦了，很多东西会被运走！”菲查伊喝了一口酒，强调道，“我曾在荣东的车站查获到一只亚洲黑熊的幼崽，一个越南人要把它贩卖到西部去，那边的买主大部分是去琅勃拉邦或万象的中国货车司机。”
几天后，我们在荣东镇北侧的一个天然温泉里洗澡，身体上还能找到吸得饱饱的蜱虫。我们只能硬生生地把它们揪下来。一辆挂着老挝牌照的路虎缓缓驶来，车上是一批来自中国内地来的人，他们属于重庆的一家公司，专门来这里探矿。梁小光一边搓衣服一边说：“不久，这条公路就会因为新建的矿场而重新翻修，到时来的都是大货车，这样一来，国家公园的状况就会发生变化。”
其实不止国家公园会变，这里的一切都在改变，就像菲查伊说的那样：“或许琅勃拉邦变化最快，不出10年，那里的老挝人就会改变生活方式，大片的荒山被种植上作物，山林不再是荒野；我们这里或许也会变，其实已经在变了。”
我们安装好陷阱相机离开两周后，一头坏脾气的亚洲黑熊被拍摄时击发的闪光所吸引，将我耗费一个小时安装的摄影器材打翻在地。
一名男子从茅草屋里出来，他手中的棍子上挂着一只懒猴。随后，这只小猴便被一个开中国牌照货车的司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
湄公河流域的热带雨林辽阔、富饶，养育了丰富的物种。在越南和老挝的分界山岭长山山脉的南部，丛林茂密，终日无晴，在这里，先后发现了巨鹮（huán）、中南大羚等珍稀物种。而在长山山脉北部，干、湿两季分明，是大中型猛兽的理想家园。
尽管老挝生物学家詹他维（Chanthavy）把长山山脉比喻成中南半岛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在过去的20年里，老挝境内的森林正以每年5万公顷的速度消失，来自外国的木材公司从没停止对长山山脉的骚扰，而一些野生动物偷猎者和贩子也趁虚而入。
当我完成了滇西南天然林破坏调查后，我就参加了湄公河流域长山山脉的“生物多样性视觉探索”（以清晰的图像为证据，在一个特定或热点区域进行生物调查）。此次探险队由7人组成，包括两名中国摄影师、两名老挝生物学家、一名老虎专家以及两名丛林向导。我们在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展开生物多样性调查，尽可能记录这一地区的昆虫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动物中的珍稀物种。
“仅仅一张，而且还是尾巴，但已经很难得了！”西维利说完，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越南朋友开办的旅馆前。他指着盘子里黑乎乎的东西说：“印赛科特，印赛科特！”我上前一看，原来是硕大的蝗虫。相比100公里外偏爱吃猴子肉的越南人，这里的老挝人要文明且环保不少。在老挝，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当地人对昆虫都情有独钟，金龟子、蜻蜓卵、蝎子、蜘蛛、胡蜂，统统被认为是十分美味的食物。
进入南尔国家公园并不容易，我每天不断与管理办公室商谈调查和拍摄计划，其他人则负责准备物资。最后，我们被告知：老挝华磐省农业部的批文要一周后才能下发。
老挝人做事拖拉，可能和其特定的秉性有关。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可能被叫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和村民们一起喝酒、吃肉，要不然就是参加当地的露天舞会。一到星期五，当地人基本没心思工作了，管理办公室也只上半天班。梁小光风趣地说：“老挝人只要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情，就会去庆祝一番。”
巧合的是，当我们再次来到了一个村子参加庆祝酒会，我却巧遇了几年前认识的一个熟人——鲁特。鲁特曾经是保护区的巡护工作者，也是当地的警察。原先他总喜欢背一支中国制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这是因为在山里巡护时可能遭遇来自越南的盗猎者，关键时刻需要武器自卫。
一见到我，鲁特就凑上来和我干了一杯，并邀我们去他家住几天。他家住在普颂村，距离南尔保护区的桑坡保护站不到5公里，因此这个村子也是通向南尔保护区核心区域的主要门户之一。 一到中午，鲁特就会用糯米、树叶和昆虫来招待我们，当然也少不了自酿的米酒。饭厅是鲁特家的一个储物间，里面放着一些锄头、砍刀、竹筐和雨衣，还有一把自制的弓箭。我问鲁特那把弓箭是不是用来打猎的，他一边将两只竹虫放进嘴里一嚼，一边用并不娴熟的英语告诉我：“对，这个东西可以猎杀麂子和小鸟。”
在旱季，丛林里的野兽虽然活动较为频繁，却并不容易发现，我只能让它们“学习自拍”，为此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家当——8台单反相机被改装成配有红外光束的陷阱相机（光束被阻断时会触发快门）。原则上，陷阱相机应该安装在动物的必经之路，但事实上，南尔国家公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明显的兽道会有猎人出没，而相对安全的兽道看上去就是老鼠的“专属公路”。为了降低相机丢失的风险，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深入丛林，在远离人类活动区域的高海拔山脊线上安装陷阱相机，并在行程后期取回。
在丛林中行走，尽管汗流浃背，但是谁也不愿脱掉上衣，因为仅仅几个小时，大家就被吸血蝇叮咬了400多次。而波尔是个例外，他除了背着硕大的背囊，就只穿了一件T恤、一条内裤和一双夹趾拖鞋，却从不见他被吸血蝇叮咬，可能是他身上散发出某种味道，让吸血蝇避之不及。尽管他个子不高，但总能冲在前面，因为他说，这样就能找到一种黄色斑纹的蝾螈。
对于我们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到达营地，因为一路上像被火烧一样疼痛的双腿和肿胀的双脚终于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而且还可以仔细检查吸附在身上的蜱虫。
在以营地为中心的200米范围内，我们寻找一切可能见到的生物，包括爬行动物、两栖动物，还有各种节肢动物。对于一群体力透支的人来说，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大家都得睁大眼睛，细心去寻找这些未知的生物，并把它们带回营地拍摄。我们每天都能记录到不同种类的蟑螂、甲虫，还有各种爬行动物，当然也包括了强悍的眼镜王蛇。
菲查伊在老挝做了长时间的保护工作，他最担心的就是南尔国家公园的老虎消失。据他了解，自成立国家公园后，曾有几个村民抬着一只老虎到荣东镇上来卖，最后被警察送进了监狱。随后的几年中，红外线相机记录的大猫境况一年比一年糟，偷猎十分猖獗，巡护队却很难发现偷猎者行踪。 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长山山脉西北边缘。长期的跋涉，让每个人的脚步都变得趔趄。挡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波尔指着它说：“帕劳山！”帕劳山是南尔国家公园内最高的山峰。
再往前，便是长满尖刺的植物和盘根错节的竹林，我们无路可走。西吉安将肩上AK47的弹夹卸下，退出了枪膛中的子弹，把这个铁疙瘩包裹起来塞进背囊，换出了一把砍刀。我们也只能披荆斩棘，连滚带爬地前行。
现代化公路带来的烦恼自然保护区未来的命运
58天后，我们走出了丛林，抵达萨吉村旁的省级公路时，脚趾甲已经脱落。吃了快两个月的干肉和树叶后，我们迫切地想在村里饱餐一顿。当天下午，我们在萨吉村品尝到了传说中的鸭血布丁和螽斯。
当地村民生态意识薄弱，狩猎濒危物种的问题严重。从2006年开始，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为了防止当地人迫于生计非法偷猎，便在距离荣东北部约50公里处的南尔河尝试性地进行生态旅游建设。这一项目的初衷是带领欧洲游客沿南尔河徒步，沿途观赏当地特有的鸟类。但事实上，这里破烂的省级公路，更多吸引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越野飞车党。
“目前的公路太破烂了，生态游客很少，也许公路修好了，来的人会多，不过，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野生动物贩子也会增多，要是这条公路能容纳大货车，对国家公园来说就很麻烦了，很多东西会被运走！”菲查伊喝了一口酒，强调道，“我曾在荣东的车站查获到一只亚洲黑熊的幼崽，一个越南人要把它贩卖到西部去，那边的买主大部分是去琅勃拉邦或万象的中国货车司机。”
几天后，我们在荣东镇北侧的一个天然温泉里洗澡，身体上还能找到吸得饱饱的蜱虫。我们只能硬生生地把它们揪下来。一辆挂着老挝牌照的路虎缓缓驶来，车上是一批来自中国内地来的人，他们属于重庆的一家公司，专门来这里探矿。梁小光一边搓衣服一边说：“不久，这条公路就会因为新建的矿场而重新翻修，到时来的都是大货车，这样一来，国家公园的状况就会发生变化。”
其实不止国家公园会变，这里的一切都在改变，就像菲查伊说的那样：“或许琅勃拉邦变化最快，不出10年，那里的老挝人就会改变生活方式，大片的荒山被种植上作物，山林不再是荒野；我们这里或许也会变，其实已经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