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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看病贵”是近年来老百姓最关注的焦点之一。“看病难”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看病贵”问题主要集中在城镇。医疗资源短缺之外又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80％的医疗资源分布在城市，20％在农村。近期曝光的广东珠海，浙江金华、丽水医院“回扣门”事件，湖南娄底某大型医院药剂科遭“医药代表”潜伏事件，再次提示“医疗体制不改，‘看病难、看病贵’难解”。2009年。新医改破冰起航，五项重点改革全部启动。2011年是新医改的攻坚之年。那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路在何方？
“看病难、看病贵、症结何在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分析，“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有以下多重原因：物价指数长期走高，人们感觉医疗费用上升过快。医学技术进步带来医疗费用增长，疾病模式转变引发医疗费用增长。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药品生产保障体系不完善，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以及管理的不足和曾经的失误，是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主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4日的《发改委新规难撼“以药养医”痼疾，药价平民化其路仍漫漫》文章称，央视曝光了“暴利药”芦笋片事件，出厂价仅15.5元的芦笋片，到医院卖出213元的高价。有网上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处方药销售过程中，单是在医院环节中占到的费用就达零售价的50％左右。“1998年至2000年，有关部门共出台6次药品降价措施，累计降价金额号称80亿元人民币，涉及300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15％。”但对于呈现的效果，消费者却并不能感同身受。
《羊城晚报》2010年9月27日发表题为《为何现在“看病难、看病贵”?钟南山支招解决》的文章。钟南山在文中谈到，为何现在“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基层医疗体系不健全。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体系都不健全，70％以上的居民看病都会选择去大医院，病人都一股脑往大医院跑，自然而然“看病难”；与此同时，家庭低收入者一般的小病痛不主动看病，一旦病情恶化，不得不去大医院求诊，基本疾病也就到了晚期，看病、治病花销大，则“看病贵”。但当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国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基层医院没多少人愿意去看病；同时，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素质不高，基层执业医生数仅占全国总数约6万名执业医生的3.5％，全科医生数量更是严重不足；再加上基层医疗设备落后、医生待遇低，好医生看不到发展方向，大都不愿意沉到基层去。
中国证券网2011年1月14日刊发郎威平的文章《医院和病人，哪个更该吃药?》。郎咸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药厂跟医生挂钩。(虽然)保险公司的目录药都是便宜的药，但是由于药厂和医生挂钩，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开保险目录里的药。(如果)政府直接强迫药品降价，(结果是)医生本来只给你开1种药，现在却开10种药，也就是说，药价虽然降了，但患者的负担反而更重。
看病难、看病贵、如何缓解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指出，通过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群众个人负担得到减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稳步推进。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使药价平均下降30％左右。“十二五”,还要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医疗保障差距，争取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不出社区和乡村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服务。为解决全科医生不足这一制约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瓶颈，中央出台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2011年还要采取措施，重点为基层培养一批留得住的本土人才，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职责。
人民网2010年11月23日的《卫生部高官支招解决“看病贵”》一文指出，“看病贵”主要贵在药费和检查费上。在目前医院“以药补医”的大背景下，特别容易形成过度医疗，即多开药、多做检查。公立医院改革后，看什么病花多少钱，都有明确规定，以彻底杜绝医生随意检查开药导致过度医疗的问题。
中国日报网2010年11月2日的文章《解决药价虚高应从摒除垄断人手》称，新医改方案设计的基本药物制度的核心是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不过有调研表明，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困难很大，其设计完全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天价芦笋片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了药价虚高的根源：患者跑遍了长沙的药店，也买不到这种药品。公立医院垄断了药品零售市场，导致了药品零售价格虚高，零售价格与出厂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价空间，能够允许药品流通环节多，并且层层加价。这巨大的差价给各级经销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反过来，各级经销商又和相关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同盟，维护虚高的药品价格。因此，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不应该从流通环节着手，而是应该从破除零售环节的垄断人手。目前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不一定要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大作用是形成类似于上交所、深交所那样的竞价机制，由此形成市场参考价，比如说最高零售指导价。
《京华时报》2010年12月1日《张遇哲：破解“看病贵”不是求解比例题》的文章称，“看病贵”这座大山难以撼动，究其原因是没有触及深层次制度根源。单纯用增加政府投入的方式，“赎买”群众医疗服务，为深陷其中的百姓解套，其结果只能是既加重财政负担，又阻碍了医改的深化。要想真正为公众看病减负，先降低总体费用，再谈比例分配。首先要打破“以药养医”模式。其次，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做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社区”，方能为公众提供方便廉价的医疗服务。此外，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药回扣、开大处方等行业不正之风，也是“看病貴”的幕后推手。
《广州日报》2010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毕舸：破除垄断才是医改关键》的文章。文章指出，唯有使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广大医生才能自觉地参与改革。如果允许医生自由流动，大医院的医生到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兼职，如果再确保民营医院医生职称、福利、待遇等各方面与公办医院医生的平等，打破大中型公办医院长期对优秀医疗人才的垄断，形成一个良性自由流动的医疗人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决大医院不堪重负、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的资源又严重闲置，以及民营医院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在医保管理制度上，同样要逐步打破以往的垄断式管理——目前能享有医保刷卡政策待遇的基本还集中于公办医院与少数民营医院，以后应逐步降低门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民营医院及门诊给予政策保障。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关键点：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关键点公立医院改革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坦言，公 立医院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今年要确定一批看得准、见效快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措施，向全国推广。
新华网2009年3月8日发表题为《公立医院改革要跨几道坎?》的文章，总结公立医院改革需跨过四道坎：一、公立医院为何要“公”字当先?二、如何走出“以药养医”怪圈?三、如何满足医务人员的利益诉求?四、如何打破“管办不分”的坚冰?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8日发表文章《医改进入深水区，需要新力量介入》指出。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58号文”才是医改的真正核心，因为没有资本进入的改革，充其量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只有新的力量介入，对原有的公立医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强大冲击，才能革除顽疾，提升效率。
《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取消以药养医，医院以后如何生存》的文章。文章探讨了基层医疗机构取消“以药养医”后如何生存的问题。全国已有50％以上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据初步统计，基本药物的价格大约下降30％。由于对“以药补医”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支出现很大缺口。国务院相关文件对补偿机制提了三条：一是专项补助，二是调整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政策，三是差额由政府足额安排。
半月谈网2010年12月18日题为《解决“看病贵”先治“以药养医”》的文章质疑，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真的能一劳永逸吗?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如果仅仅在取消药品加成进行补偿上做文章，改革将难以持久见效。如果绕过“以药补医”等体制性牵绊，孤立地去实现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改革，就必须重建基层医药卫生体制。基层医疗机构将获得“补偿”，更容易让某些人读出由此带来的“亏空”国家自然会补上，这倒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倘如此，谁能保证，那些正在享受药价虚高之利的医院，不会进一步拉高药价，期待借此获得更高的财政“补偿”?
《经济观察报》2010年9月4日发表了题为《朱恒鹏：医改制度设计尚待完善》的文章。文中指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管办分开”。事实上恰恰是管办不分导致监管无效。管办不分加上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对医保资金的有效使用构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医保机构作为付费方，对医疗机构的最有效制约是取消其医保定点资格。在管办不分加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格局下，不管是社保机构还是卫生行政部门都不太可能实际拥有这种权力，甚至连谈判权力都很有限。
链接：医改进程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为医改提供了动力，也对卫生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0年之前，医改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关注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但是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各项探索性改革仍在进行。
2003年“非典”之后的两年，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并逐渐建立起了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2005年8月，政府启动了“非典”之后第二项重大的卫生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目标为：2005年试点覆盖率40％，2008年覆盖率100％。
2006年9月，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医改方案(简称“新医改”)。方案指出2009-2011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实现改革目标，从2009年到2011年，3年内国家将投入8500亿元，并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新医改方案启动1年多后，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1年投入3900亿、基本药物价格降幅达30％……然而“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没有得到很大改观，天价药层出不穷。
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2.6.亿人。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8.34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全国已有60％左右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各省(区、市)人均15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落实到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分别达到48.7％和38.1％。47个城市陆续试点，公立医院改革涉入核心领域。
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58号文”，意在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人、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2011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载文《醫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今年主要工作安排出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指出，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实现基药制度在基层医疗的全覆盖，引导患者向下沉；我国将在前两年支持建设的基础上再支持300所以上县级医院(含中医院)、1000所以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13000个以上村卫生室建设。201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25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50％左右。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进行健康危险因素调查和体格检查。加大公立医院(含国有企业医院)改革试点力度，鼓励其在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大胆探索。
责编，玉坤
“看病难、看病贵、症结何在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分析，“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有以下多重原因：物价指数长期走高，人们感觉医疗费用上升过快。医学技术进步带来医疗费用增长，疾病模式转变引发医疗费用增长。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药品生产保障体系不完善，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以及管理的不足和曾经的失误，是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主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4日的《发改委新规难撼“以药养医”痼疾，药价平民化其路仍漫漫》文章称，央视曝光了“暴利药”芦笋片事件，出厂价仅15.5元的芦笋片，到医院卖出213元的高价。有网上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处方药销售过程中，单是在医院环节中占到的费用就达零售价的50％左右。“1998年至2000年，有关部门共出台6次药品降价措施，累计降价金额号称80亿元人民币，涉及300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15％。”但对于呈现的效果，消费者却并不能感同身受。
《羊城晚报》2010年9月27日发表题为《为何现在“看病难、看病贵”?钟南山支招解决》的文章。钟南山在文中谈到，为何现在“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基层医疗体系不健全。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体系都不健全，70％以上的居民看病都会选择去大医院，病人都一股脑往大医院跑，自然而然“看病难”；与此同时，家庭低收入者一般的小病痛不主动看病，一旦病情恶化，不得不去大医院求诊，基本疾病也就到了晚期，看病、治病花销大，则“看病贵”。但当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国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基层医院没多少人愿意去看病；同时，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素质不高，基层执业医生数仅占全国总数约6万名执业医生的3.5％，全科医生数量更是严重不足；再加上基层医疗设备落后、医生待遇低，好医生看不到发展方向，大都不愿意沉到基层去。
中国证券网2011年1月14日刊发郎威平的文章《医院和病人，哪个更该吃药?》。郎咸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药厂跟医生挂钩。(虽然)保险公司的目录药都是便宜的药，但是由于药厂和医生挂钩，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开保险目录里的药。(如果)政府直接强迫药品降价，(结果是)医生本来只给你开1种药，现在却开10种药，也就是说，药价虽然降了，但患者的负担反而更重。
看病难、看病贵、如何缓解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指出，通过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群众个人负担得到减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稳步推进。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使药价平均下降30％左右。“十二五”,还要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医疗保障差距，争取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不出社区和乡村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服务。为解决全科医生不足这一制约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瓶颈，中央出台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2011年还要采取措施，重点为基层培养一批留得住的本土人才，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职责。
人民网2010年11月23日的《卫生部高官支招解决“看病贵”》一文指出，“看病贵”主要贵在药费和检查费上。在目前医院“以药补医”的大背景下，特别容易形成过度医疗，即多开药、多做检查。公立医院改革后，看什么病花多少钱，都有明确规定，以彻底杜绝医生随意检查开药导致过度医疗的问题。
中国日报网2010年11月2日的文章《解决药价虚高应从摒除垄断人手》称，新医改方案设计的基本药物制度的核心是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不过有调研表明，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困难很大，其设计完全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天价芦笋片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了药价虚高的根源：患者跑遍了长沙的药店，也买不到这种药品。公立医院垄断了药品零售市场，导致了药品零售价格虚高，零售价格与出厂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价空间，能够允许药品流通环节多，并且层层加价。这巨大的差价给各级经销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反过来，各级经销商又和相关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同盟，维护虚高的药品价格。因此，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不应该从流通环节着手，而是应该从破除零售环节的垄断人手。目前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不一定要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大作用是形成类似于上交所、深交所那样的竞价机制，由此形成市场参考价，比如说最高零售指导价。
《京华时报》2010年12月1日《张遇哲：破解“看病贵”不是求解比例题》的文章称，“看病贵”这座大山难以撼动，究其原因是没有触及深层次制度根源。单纯用增加政府投入的方式，“赎买”群众医疗服务，为深陷其中的百姓解套，其结果只能是既加重财政负担，又阻碍了医改的深化。要想真正为公众看病减负，先降低总体费用，再谈比例分配。首先要打破“以药养医”模式。其次，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做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社区”，方能为公众提供方便廉价的医疗服务。此外，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药回扣、开大处方等行业不正之风，也是“看病貴”的幕后推手。
《广州日报》2010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毕舸：破除垄断才是医改关键》的文章。文章指出，唯有使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广大医生才能自觉地参与改革。如果允许医生自由流动，大医院的医生到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兼职，如果再确保民营医院医生职称、福利、待遇等各方面与公办医院医生的平等，打破大中型公办医院长期对优秀医疗人才的垄断，形成一个良性自由流动的医疗人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决大医院不堪重负、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的资源又严重闲置，以及民营医院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在医保管理制度上，同样要逐步打破以往的垄断式管理——目前能享有医保刷卡政策待遇的基本还集中于公办医院与少数民营医院，以后应逐步降低门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民营医院及门诊给予政策保障。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关键点：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关键点公立医院改革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坦言，公 立医院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今年要确定一批看得准、见效快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措施，向全国推广。
新华网2009年3月8日发表题为《公立医院改革要跨几道坎?》的文章，总结公立医院改革需跨过四道坎：一、公立医院为何要“公”字当先?二、如何走出“以药养医”怪圈?三、如何满足医务人员的利益诉求?四、如何打破“管办不分”的坚冰?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8日发表文章《医改进入深水区，需要新力量介入》指出。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58号文”才是医改的真正核心，因为没有资本进入的改革，充其量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只有新的力量介入，对原有的公立医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强大冲击，才能革除顽疾，提升效率。
《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取消以药养医，医院以后如何生存》的文章。文章探讨了基层医疗机构取消“以药养医”后如何生存的问题。全国已有50％以上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据初步统计，基本药物的价格大约下降30％。由于对“以药补医”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支出现很大缺口。国务院相关文件对补偿机制提了三条：一是专项补助，二是调整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政策，三是差额由政府足额安排。
半月谈网2010年12月18日题为《解决“看病贵”先治“以药养医”》的文章质疑，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真的能一劳永逸吗?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如果仅仅在取消药品加成进行补偿上做文章，改革将难以持久见效。如果绕过“以药补医”等体制性牵绊，孤立地去实现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改革，就必须重建基层医药卫生体制。基层医疗机构将获得“补偿”，更容易让某些人读出由此带来的“亏空”国家自然会补上，这倒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倘如此，谁能保证，那些正在享受药价虚高之利的医院，不会进一步拉高药价，期待借此获得更高的财政“补偿”?
《经济观察报》2010年9月4日发表了题为《朱恒鹏：医改制度设计尚待完善》的文章。文中指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管办分开”。事实上恰恰是管办不分导致监管无效。管办不分加上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对医保资金的有效使用构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医保机构作为付费方，对医疗机构的最有效制约是取消其医保定点资格。在管办不分加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格局下，不管是社保机构还是卫生行政部门都不太可能实际拥有这种权力，甚至连谈判权力都很有限。
链接：医改进程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为医改提供了动力，也对卫生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0年之前，医改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关注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但是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各项探索性改革仍在进行。
2003年“非典”之后的两年，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并逐渐建立起了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2005年8月，政府启动了“非典”之后第二项重大的卫生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目标为：2005年试点覆盖率40％，2008年覆盖率100％。
2006年9月，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医改方案(简称“新医改”)。方案指出2009-2011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实现改革目标，从2009年到2011年，3年内国家将投入8500亿元，并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新医改方案启动1年多后，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1年投入3900亿、基本药物价格降幅达30％……然而“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没有得到很大改观，天价药层出不穷。
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2.6.亿人。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8.34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全国已有60％左右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各省(区、市)人均15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落实到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分别达到48.7％和38.1％。47个城市陆续试点，公立医院改革涉入核心领域。
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58号文”，意在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人、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2011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载文《醫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今年主要工作安排出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指出，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实现基药制度在基层医疗的全覆盖，引导患者向下沉；我国将在前两年支持建设的基础上再支持300所以上县级医院(含中医院)、1000所以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13000个以上村卫生室建设。201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25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50％左右。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进行健康危险因素调查和体格检查。加大公立医院(含国有企业医院)改革试点力度，鼓励其在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大胆探索。
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