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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岁末，上海书法界热闹非凡。
由上海书协主办的“情系上海——海内外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十八位从上海启航，目前活跃在美国、日本、港澳地区以及大陆各省市书坛的书法界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六十件书法篆刻作品受邀回到家乡上海。高质量的书法作品和高水平的论坛交流，让上海书法界的父老乡亲开阔了眼界，也提振了对书法艺术的文化自信。业界热闹的背后，盈溢着满满的乡情！
受邀的书法家在开幕式当天的座谈会上反复表达着一个意思——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惦念着家乡上海，一直坚守、传承和弘扬海派书法，我们相信家乡人民、家乡的书法界也不会忘记我们，而这次邀请展就是这种情感的最直接和最热烈的表达。好几位艺术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接到上海书协发出的请帖时，眼眶都红了！
这十八位书法家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从上海出发”，换句话说，他们的书法开蒙大多在上海完成，他们的书法技艺里传续着海派基因，他们“走出去”的原因五花八门，初衷未必都是弘扬书法艺术，但等他们在全国、全世界各地站稳脚跟后，挥之不去的仍然是心底的书法情结，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与书法相关的教学、传播、理论、科研之路，成了播撒海派书法种子的蒲公英。
虽然邀请展时间有限，艺术家步履匆匆，本刊记者还是见缝插针地钻进几位书法家下榻的宾馆，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请他们谈谈与上海、与书法的不解情缘。为方便标识，我在题目上为他们统一冠上了“沪籍”，是否科学严密，姑且将就吧。
傅申——从书画家到鉴赏家
这次受邀的十八位艺术家中，属傅申年龄最长。在开幕式上他代表十八位艺术家致辞，在邀请展画册中，他也排在第一。他的开场白，总是那么几句，我的名字“申”，就是上海的意思，我的英文名字就是“Shanghai Fu”。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他和上海的关系，效果很好。
以“申”为名，真的是取“上海”的意思吗？记者在傅申下榻的宾馆里追问。
原来傅申的哥哥生在安徽，弟弟生在浙江，妹妹生在台湾。小学毕业后，12岁的傅申，被在台湾南部屏东师范任教务主任的父亲接去台湾定居，教地理和国文的父亲将几个孩子的名字统一改为出生地的别称，于是哥哥叫傅皖，弟弟叫傅越，妹妹叫傅台，他就叫傅申。
南汇之子，南汇之婿
傅申还喜欢说自己不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且还是上海“乡下人”。傅申出生才两个礼拜，父母就因战乱而逃到浙江南部，傅申便被寄养在浦东乡下的祖父母家里。傅申清晰记得，他就读的小学叫坦直小学，校长是个喜欢写书法的老头，亲自给学生上书法课。他上课时叼着长烟斗，看谁写得不好或姿势不端，就拿铜烟斗敲你一下，以示警告。校长还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练字，小傅申们就趴在窗子外面看。因为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校长总是在同一堆纸上写了又写，直到把白纸写成黑纸，然后再用清水在黑纸上写。
这是傅申对书法的最初印象。
傅申的上海情缘，还不止于此，他在1988年娶了南汇新场陆家的女儿陆蓉之，所以他既是上海之子，又是上海女婿。陆的母亲是上海南市的郁家，台湾的新党党主席郁慕明，是陆蓉之一个外婆生的排行第十七的舅舅，所以两家在上海庞大的亲族关系，使傅申情怀上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理所当然。
1977年，是傅申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回老家上海，而且是以美国耶鲁大学学者的身份，参加中美学术互访。在访问上海博物馆后，主办方请傅申一行在外滩某银行顶楼吹风乘凉，有人指着黄浦江对岸说，那里就是浦东。傅申迅即接口道，浦东是我老家啊！后来上海博物馆便安排专车送他去坦直乡母校和叔叔家，从此多次返乡。
“大哥”傅聪
浦东南汇有个地方叫傅家宅。傅申说他与傅雷是远亲，还长傅聪一辈，但年龄比傅聪小，所以见面难免尴尬。在傅申印象中，傅聪去台北至少有三次，前几次，他都没有去“攀附”，不想打扰这位远亲的既定行程。前段时间傅聪在台北举办80岁演奏会，这次主办方不知从哪里获知傅申和傅聪的关系，特意在演出后安排了饭局。二傅一见面，傅聪就说傅申有着典型的傅家人的长相，一见如故。
“我们这才算正式‘相认’。”傅申说，“我们的关系，以前只有我知道，他不知道。”傅申父亲曾在自传文章中讲到他有一位远房亲戚，傅雷是他的族侄。也就是说，傅申和傅雷是同辈，长傅聪一辈，但年龄却比傅聪小两岁。所以，二人见面不谈辈分，傅申说自己曾有个早故的哥哥，他就叫傅聪大哥吧。
台北相认的第二天，傅申夫妇和傅聪分别坐不同的航班来上海。傅申夫妇由于延误了登机时间，只好等待下一航班，结果正巧赶上傅聪那班。于是傅太太与傅聪交换了座位，傅申和傅聪“哥俩”便一路从台北聊到上海……
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傅申在浦东南汇念小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大学这回事；他跟随父亲到台湾念中学考师范的时候，最多只是想当一名书画家，根本不知道日后会进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理论和鉴定研究；当他如鱼得水地每天埋头于古字画时，根本不知道有朝一日会走出国门，成为耶鲁学者。
傅申从师大毕业到台北师大附中任教期间，有机会认识了叶公超先生。他遭蒋介石贬黜后，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当时博物院还在台中。叶公超对傅申赏识有加，叫他去台中故宫博物院工作。傅申因对台北有所眷恋，希望能够与这个台湾书画中心保持亲密接触，便没答应。后来故宫博物院迁址台北郊区，叶公超先生又跟傅申说，这次你不需要离开台北，就可以去故宫博物院了。傅申无可推脱，就这样从一名美术教员变成了一天到晚看故宫收藏字画的研究员，等于完全改行。
这一改行，对傅申影响最大的是绘画。师大毕业时，傅申的绘画是全校第一名，后来全省美展也是第一名，教员美展又是第一名。所以，教员傅申一心想成为画家傅申。可是进了故宫博物院，满眼古画名作，虽然正是傅申心头所好，但眼高之下顿觉自己手低，看到那么多古人的伟大作品，傅申对自己说，我画不出来。于是，傅申的画家夙愿从此打消。 但书法还是照写。傅申负责策展，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库房里推出一大堆东西，上午看原作，下午整理资料，准备办展事务。展览所需的两百字的说明卡片，全是手写。
过了一年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来研究元朝画家倪瓒，故宫派傅申作陪，在库房里看画讨论。教授很欣赏傅申，邀请他去美国一起做研究。傅申从来没有出国的念头，而且上世纪六十年代要出国非常麻烦，飞机票都买不起，英文考试对傅申来说也很难。美国教授看傅申没有去意，临走时说了一句“keep in touch”（保持联络）。
半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又来了一个女学生，第四代夏威夷华侨。她是来故宫见习兼学中文，同时做些英文翻译工作。办公室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她就坐在傅申旁边。本来只有一年的见习期，结果一年半后她仍没回美国，还成了傅申的第一任妻子。傅申从这位女学生身上不仅收获了爱情，还了解到美国人的治学方法与中国人不太一样，美国的收藏也很好。还有，傅申非常想看谢稚柳、徐邦达两位先生的论文，对古画的鉴定文章，但在台湾根本看不到，凡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无论政治、文艺，一律遭禁。傅申想，到了美国就可以看大陆的书了。
市场看好，鉴定难做
傅申目前的主业是古字画的学术研究，而在艺术品收藏市场人气正旺的今天，他显然很难保持清静。以至于他对记者说，“我不想干了”。他不想干的，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与商业关系过分密切的艺术品鉴定。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是非之地”，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你说一句“假的”，就等于断了别人的财路。
古代书画的真假之辨常常扑朔迷离。你说真，我说假，真真假假谁也看不清楚，经常很难有定论。谁亲眼看到古人是否写了这幅字，画了这幅画？明明是一幅真画，你要说它是假的很容易，总可以挑出一些“毛病”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有一句话，叫‘夏虫不可以语冰’。很多买家或卖家，根本无法与他达成艺术上沟通。他不懂，也不信。”傅申叹息道。
《砥柱铭》因为黄庭坚研究专家傅申说是真的，拍出了新高，有人就质疑傅申是为了拍卖的利益。傅申说，《砥柱铭》的真假问题，是他以前的博士论文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是重新拿来研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是真心认为它是真的，绝没有考虑拍卖的行情。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是假的，跟我辩论。”傅申在书画鉴定这件事上经常会有这种秀才遇到兵的郁闷和无奈。
现在傅申只帮很要好的朋友偶尔看一下，但他一定预先讲明：我说真的，总有人说假的；我说假的，总有人会说真的。
曾经有家拍卖公司要做拍卖图录，请傅申掌眼。傅申看后说封面上的这件是假的，如果就这样印了，你的招牌就砸了。结果那件作品没做成封面，原来可能拍到几百万的东西瞬间变成只值几万，拍卖公司老板因此还遭人报复。“所以做鉴定很容易‘树敌’，都是仇人，何必呢？”傅申无奈地说。
说起树敌交友，傅申谈到李敖。有一次，李敖不知从哪里买了一件黄庭坚的作品，要以3000万的价格卖给故宫博物院。后者认为无法认定真伪，就退了回去。不久李敖通过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打了两三次电话要傅申到他家里去鉴定。有人跟傅申说，李敖的事情你千万不能碰。傅申想，故宫不买，说有问题。一旦我说是真的，那么故宫对我不高兴。如果我说故宫对的，李敖又不会放过我。所以，傅申坚决不去，但这仍然得罪了李敖。后来李敖委托一个学生做研究，发表文章说是真迹，还借机抹黑傅申。
之后在另一个公开场合，傅申与李敖等人站在一起合影，李敖在傅申耳边说了句：傅申，跟我做朋友不会吃亏！话很直白，似又寓意无穷。
屠新时——多元文化，双向传播
在上海宾馆的客房内，屠新时见到记者，首先表达了他参加这次邀请展的激动心情，他用“内心最有激情的一次”来形容他此时的心绪。虽然作为海外知名书法家，他经常参加各种书法交流活动，但却是第一次以“回娘家”的姿态和心情，代表从上海启程的海外书法家回故乡参加书法展。海派书法家的特殊身份感和浓烈的乡情掺和在一起，让屠新时倍感亲切，激动不已。
屠新时定居美国，相比居住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中国书法家而言，他的处境更西方。屠新时在出国前是《青年一代》副主编，现任美国《中美邮报》社长，他的职业素养让他自觉地肩负起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艰巨使命。
文革习字，师从问遂
屠新时的旅美生涯中，搬过很多次家，从国内带去的东西，丢得已经所剩无几。但有两支“上海杨振华制”的“问遂选颖”毛笔，却一直跟随着他，它们是屠新时的书法恩师胡问遂留给他的珍贵纪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陆文革正酣，屠新时则开始跟随胡问遂学书法——祖父祖母看到屠新时打小喜欢写字，就跟他介绍了远亲胡问遂。差点去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的屠新时，因为政审未获通过，被留在上海，1968年进纺织厂当了工人，后来又被派去建设上海石化总厂，再被抽调到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当工农兵学员。
舅公带着屠新时拜访胡问遂，胡家在南京路的一条小弄堂里。胡问遂当时很落魄，文革中期，他因为家庭成分关系，被上海画院批判审查，经常挨斗，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屠新时正是从那时起，拜入胡门，每周或两周去一次，坚持了十年。
胡问遂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自己也一丝不苟。屠新时每次去胡家，哪怕是在文革最灰暗的日子里，都看到胡先生在写字，桌子旁总是堆着厚厚的一叠写过字的毛边纸。胡先生见屠新时练习临帖数量和时间不够时，一定会严厉指出：“没有足够的训练是写不好毛笔字的，艺术是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颜真卿的一本《自书告身帖》，胡先生整整临了四年，写了上千遍。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千锤百炼的基本功，才造就了胡先生在书法作品中表现出的神完气足、风采焕然、韵格华贵、宽博大气的艺术风范。
也正是这种严谨的书风人品，感染和教育着屠新时，给他心灵深处诸多震撼。胡先生很少表扬学生，每次习字作业，他都会批改出许多问题。他还亲自临帖临碑给屠新时示范，他临的郑文公碑、张黑女碑，黄山谷行书、唐圣教序帖等，几乎可以乱真。让屠新时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拖了很长的一笔，自以为潇洒，虽有点枯，但挺有意境。胡先生见到后当即严厉批评：你的功力不够！ 上世纪七十年代，胡问遂请上海杨振华笔庄特制了一批毛笔，数量不多，选颖精良。胡先生看到屠新时的毛笔质量太差，当即就送了两支给他。“问遂选颖”，成了屠新时至今仍视若珍宝的两支毛笔，只有在书法创作时才舍得用它。
副主编自费留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向社会招考编辑，屠新时一试中第。当年《青年一代》杂志影响力很大，每期发行500万份，同时期的团中央机关杂志《中国青年》仅发行200万份。
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屠新时从编辑做到副主编，在新闻出版界也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就在1987年，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却选择了自费出国留学。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国内这么好的职业、地位和发展机会，只身去国外闯荡。年轻气盛的屠新时对自己说，人生只有敢于走出新的一步，才有可能抵达更高更宽的平台，他觉得是时候到外面去学点新东西了。
1988和1989年，屠新时在美国大学搞了几次中国书画讲座，大受欢迎。但正当屠新时颇感欣慰时，有个美国教授问他，你们中国的书法是不是从日本学来的？这个问题深深刺激了屠新时，让他决心花力气从事中国书法的教学和传播工作。
为什么美国教授会认为书法是日本人的东西？屠新时认为，就是因为中国书法缺乏有效的传播。以前的大多宣传，可能仅限于一些僵硬的印刷品，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各种手段。屠新时觉得应该有人去做铺路架桥的基础性工作，而这个人选，最合适的无疑是他自己。
传播是双向的，创新是必须的
屠新时认为，任何文学艺术的生命力，首先在于普及和启蒙工作。不要说将中国书法艺术对外输出，当前就连中国的青年人，大多数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书法的内涵，更不会把它看做中国文化的基因。书法艺术代代相传，它是如何滋养中国文化的？当代年轻人往往既不了解，又不屑一顾。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学位读到博士，但不要说毛笔字，就连钢笔字都写不好，而且根本不当回事。这点很令屠新时痛心。
屠新时认为传播必须是双向的，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传播出去的同时，也要努力把各国有价值的信息客观实在地传递回来，让不同文化得以互动，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促进彼此沟通，达成双赢。要有双向思维和包容开放的心态，学人之长，为己所用；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我们的自强自信和使命感。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反过来可以提升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中国文化需要传播和推动，同时也需要创新。屠新时20年来一直处于创作状态，没有松懈，他始终致力于吸收融合西方艺术中好的东西。他觉得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都会吸收别人的精华，中国书法也要有这样包容的胸怀，在不破坏自身的前提下，不断丰富自我。“你永远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重复过去，外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屠新时提倡书法艺术需要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形式，比如新的格式、装帧、色彩等元素。他认为，只要不伤害笔墨本身，其他的东西可以大胆尝试。但这和字都没写好就想着用花哨的东西去遮掩藏拙，绝不是一回事。
比如提高作品的装帧性，使外国人更容易接受，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前提是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2006年，屠新时出版了《生命流美——人体与书法探索手记》，将西方的人体艺术与东方的书法艺术相结合。这一大胆创新之举，源于多年前他的欧洲之旅，随处可见的人体艺术雕像，唤起了他对艺术审美的新认识、新感知。他感到世界上最美的是人，是人体，是生命。西方的艺术大多从人体出发，而东方艺术大多从线条、笔墨出发，但如果从表现人、表现生命的角度来看，二者是同构的、相呼应的。于是他尝试将书法与人体交叉表现，从线条、色彩、姿态上相映成辉。
其实书法的很多理论，都是从人体的姿态转化而来的，比如公孙大娘舞剑，人体的动作会引起汉字书法结构的变化和美感。但因为中国传统和封建的观念，裸体一直是个禁区。屠新时在这本书里用15篇文章串起了他对艺术的独特理解——生命的诗意挥洒。书法家金中浩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真有创意！别无分号！
乔布斯受到书法启迪
书法在海外传播，当然应该创新，但必须首先要让人家了解书法的经典是什么，这个步骤不能跳越。如果一开始就搞点怪模怪样的东西让洋学生开心，这其实很容易，屠新时曾经拿那些歪歪倒倒的书法作品给美国学生看，洋学生说这样的字我也会写，我比他写得更怪，我也可以当书法家了吗？他们问屠新时，他的回答是：如果这就是艺术，艺术未免太简单了。随意的涂鸦和宣泄，西方艺术是有类似的流派，他们认为艺术就是表现自我的观念，至于读者观者怎么理解，这是你的事，我不管。但在身为书法艺术传播者的屠新时看来，传播必须注重“社会效果”，尤其是对外宣传，一旦做得不好不准不对，反过来是对文化的伤害、扣分甚至抹黑。浮面的、肤浅的、一时热闹的东西，一定不可能真正进入人心，也走不远。尤其是对洋学生，如果他们能从中国文化中得到一点领悟，有所受用，那才是艺术的力量、传播的作用。
屠新时拿乔布斯举例，这位苹果产品创始人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学了三门课，其中一门是禅学，一门是书法。当然他学的是英文钢笔书法，但通过禅学，他显然会关注到东方书法。你看，过去所有的苹果产品，只有两种颜色，黑与白。这里有书法的影子。中国书法的草书就是把所有不必要的一点一划进行简化，但整个结构又保持了基本字形和美感。乔布斯设计的手机只允许一个按钮，当时很多工程师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但最终乔布斯还是做到了，而且可以说在手机发展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创举。
乔布斯把日常用品变成了艺术，苹果产品每一款都那么简洁而精美，书法恰恰亦是如此。书法原始作用是书写的工具，承载文字信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甚至能表现人的生命和气质的东西？就是因为经过了抽象提升，让它接近完美，乔布斯正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这就是文化传播的意义。
陈茗屋——艺术人生知不足 陈茗屋1944年生于上海，20世纪八十年代移居日本，现居上海、大阪两地。早年师从方去疾、钱君匋二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海上印社副社长、日本秦汉会会长、日本华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顾问。
对于四年前做了胃部大手术的陈茗屋先生来说，虽然因为养病需要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深居简出，却也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更是觉得在学问上和艺术上要“知不足”。
陈茗屋觉得做人两个“知”最重要，一是知耻，二是知不足。不知耻，便是无耻；不能知不足，就会以为自己了不得，艺术发展就会有玻璃天花板。他觉得他是个比较清醒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看到人家的好处、长处。抱持一种学习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对待同道中人，自己就会进步。
不自满，因遇太多大师
陈茗屋曾经是一代人的“偶像”，因为早在1983年，他就获得了全国篆刻比赛一等奖，而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虽然陈茗屋的父亲也是搞篆刻的，但他并不赞成陈茗屋学书法和篆刻，但是陈茗屋的隔壁邻居实在太大牌——近水楼台先得月——钱君匋先生是指导陈茗屋篆刻时间最长的老师，而他的启蒙老师则是陈巨来先生。
而对陈茗屋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属方去疾先生。早在1961年于上海青年宫举办的书法篆刻班上，方先生的讲课令陈茗屋至今难忘，“当时方先生还拿吴让之篆刻的印章，让我们上手了解用刀，这在今天想都不敢想，因而我觉得方先生对于我的影响最大，他的用刀、章法，都非常高明。钱君匋先生是多能的，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会不懂装懂。”
在陈茗屋看来，他遇到过太多的大师，钱君匋先生会作诗填词，刘海粟先生、王蘧常先生、陆俨少先生的学问也是超一流的，来楚生、叶潞渊二先生的人品是他永远的楷模。“我记得陆俨少先生在浙美上课的时候曾经说过，四分读书，三分学字，三分学画。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不求名利求朴素
陈茗屋的艺术观是追求朴素，他始终觉得最高的美是“朴素”。在日本近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使陈茗屋对日本书法界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值得国内书法篆刻界学习的地方是“保持传统”。
他认为，保持传统就是一种朴素。国内现在有些篆刻作品过于追求形式讲究创新，反而将其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丢了。字画如人。有修养的美人，用不着红衣服绿裤子，微微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魅力尽显。化了浓浓的妆，染了怪怪的头发，还要搔首弄姿，估计大灵不灵。
在许多人看来，在1983年获得“全国篆刻比赛”一等奖之后，如果陈茗屋留在国内的话，说不定现在作品的市场价格可能会翻几番。对此，陈茗屋只是淡然一笑，“我去日本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出国前我是十二中学的语文教师，但由于一个朋友的亲戚在日本做生意，所以邀请我去办展览，结果去的频率高了，就在日本住下了。当时在日本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篆刻资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一时的经济利益。”
陈茗屋有一方著名的闲章——“小刀一把战东洋”，其边款是：“华侨以菜刀、剃刀、裁缝刀闯荡域外，二十六年来，余仗小刀一把战东洋，七转八起，屡败屡战，鬻印活妻子，可怜可怜。”陈茗屋的艰辛、欢愉尽在其中。他还有一方为自己刻制的闲章，名曰“一瓢饮”，边款刻“任凭弱水三千，苦茗只取一瓢饮”。他在生活上十分低调，不为名利所困，由此可见一斑。
乐观真诚，热心公益
四年前做过胃部手术，目前仍处于调养阶段。在陈茗屋的人生词典中，没有“悲观”二字，“一个人只有快乐了才会有朋友，与他人要分享快乐而不是痛苦。”
近年来，陈茗屋编撰了若干书籍，例如《陈茗屋书前后出师表》《墨缘——陈茗屋先生书法篆刻作品》等，这些书籍中有一些好友撰写的序言，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朋友的那份真诚。澳门日报社长曾经写道：“虽然茗屋挟艺游食四方，但他对于文艺界朋友，并不像某些颇有名气的艺人那样崖岸自高，或是像如今商品大潮的逐浪者充满铜臭味。我不喜欢叨扰别人，只是出于爱好，送上石头，他总是有求必应。”
不仅是对于志趣相投的朋友不计较利益得失，在面对公益活动时，陈茗屋也是积极捐献自己的佳作。在去年上海书画善会首届慈善义拍上，其捐出的一对印章受到藏家的追捧拍出了高价，在陈茗屋看来，这比商业拍卖会更有意义。
日前，陈茗屋受到澳门民政总署的邀请，准备在澳门举办一次篆刻个展，陈列七八十方印章。目前其日常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筹备此次展览。陈茗屋坦言，将上海篆刻推向全国，将海派艺术发扬光大，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更多对于篆刻有兴趣的人能够共同努力，延续海派篆刻以往的辉煌。
周之江——中日书画交流大使
周之江，1950年生于上海。八岁起师从胡问遂学习书法，后又师从唐云、钱君匋学习绘画、篆刻。三十岁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三十六岁赴日本求学。1990年入学大阪国立教育大学专攻美术教育，199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大阪艺术大学和大阪梅花女子大学任教。在日本长期从事中国书画教育，历任日中书画篆刻协会会长，兼大阪读卖文化中心艺术顾问。2008年1月大幅行草《一苇可航》被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收藏。2008年5月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特创作六曲通景屏风画《祥瑞图》，被奈良唐招提寺永久收藏。
左右逢源，大师护佑
1959年，父亲带周之江到胡问遂老师家里，希望得到胡老师指点。胡问遂对周父说：“你的字写得这样好，怎么还叫我教你儿子？”周父说：“名师出高徒，我教他，充其量是只能像我；老师教他，有朝一日字能写到老师的一半功夫，也就不枉我一片苦心了。”
周之江至今还能回忆当年父亲和老师的一席对话，这也许就是他日后不断进取的动力吧！周之江跟随胡问遂二十七年，1987年，三十六岁时去日本深造时，胡老先生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出国前，周之江特向中国画老师唐云先生道别，唐老师在胡问遂的推荐信后用钢笔颤颤悠悠写了几行：“我的学生多年来广泛吸收中国画传统，颇有成就。现他（要）在绘画上深造，向贵国学西洋画，以得深造。”两位先生护犊之情可见一斑。 周之江说唐云是个大度的人。文革结束后，赵丹和黄宗英夫妇把周之江介绍给唐云，唐云就一直悉心施教，直到周之江出国，其间从未收过分文。其实，赵丹也向其他书画家推荐过周之江，有些人不看作品，只问酬金，个别人甚至还问赵丹，你介绍的青年人有没有来头（后台的意思）。相比之下，唐云对周是大恩大德，周之江师从唐云三生有幸。
周之江到日本以后，有一次去香港碰到刘海粟，周之江说您19岁已经出洋回来当艺专的校长了，我36岁还刚刚出国求学，真是太晚了。想不到刘大师说，我回国办学教的是中国同胞，你36岁出国求学，现在却是日本人的老师，赚日本人的钞票，比我更有能耐啊！
刻苦勤学，书艺大进
说到周之江的书画艺术，不能不谈他的刻苦勤学。从九岁跟胡问遂老师学书法，前后七年，他临遍了《皇甫诞》《九成宫》《虞恭公》等欧体名碑；十六岁开始，胡问遂老师又指点他学习颜体。胡老师说欧字是骨，颜字是骨上带肌肉和筋，骨已长成形状，就要强健肌体，这样才能达到力透纸背，字字有阳刚之气。
后来跟唐云老师学画，除了画以外，唐云老师对周之江的书法也非常看好并且关注。唐云老先生说，书画同源，贵于“法而不法”。你临欧字、颜体多年，现在要跳出来，要博采众长，取所有书法大家之长处，避开他们的短处，你不要拘泥于传统，学习传统是扎根底，有了根底就贵在创新，你看我的字像谁？像我自己。之江得到启示后，才逐渐开始涉猎历代行、草诸体，尤其对《王铎书法集》更是醉心揣摩，时有心得，他临王铎的草书诗习作就有三百多篇，足见其对王铎的崇尚和偏爱。同时，他也悟出了“熟中生，生中熟；稳中险，险中稳；美中拙，拙中美”这个自然变化的大法则，于是书艺大进。
二十五岁以后，上海书法界以及热爱书法的各类人士都知道胡问遂有一高足，叫周之江。因为许多人向胡问遂求字，胡老师常会说，去找之江吧，他年轻，字放得开。由于胡问遂老师的推荐，从此，周之江因为书法缘，熟悉了许多书画界前辈和电影界的著名艺术家，如钱君匋、赵丹、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是那时开始来往的。
教学相长，取长补短
周之江36岁时东渡日本求学，他一面教日本子弟书画，一面学习日本的精神文化。之江常说书画贵在精神，气韵、技艺在其次。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书画的源和本，但行万里路，闯大千世界，广开眼界也非常重要。
他到了日本，觉得日本人对中国书画的理解不深，就像中国人看不懂日本书画的优劣一样，他觉得必须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让日本重新发现中国，让中国真正了解日本。1991年他首先在日本建立了中国水墨画教室，收了100多名日本弟子，介绍中国书画，后来又先后结识了日本的一流大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周之江认真研究了他们的作品，博采他们的长处，结合自己的书法与水墨画特点，逐渐形成了新的风格，归纳一下，可为三条：结构以传统为宗；气韵以自然为师；整体以协调为本。心笔合一，渐入佳境。
以诚待人，广结良缘
出国以后，周之江也一直以诚信为本，卖字卖画从不二价。出国那么多年，在日本的电话、手机从来没有换过号码。他认为一个手机、电话号码经常换的人，基本上也是朋友、客户经常换的人，不可信任。他的画室也在大阪艺术家集中的地段，成名以后从未换过地方。
对朋友的托付，周之江也一定放在心上。黄宗英托他到日本去看望一下栗原小卷，岂料栗原小卷提出跟他学书法，周之江一口应承，连续教了好几年。他说赵丹、黄宗英对我好，他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初次谋面，连语言也不通就与栗原小卷成了好朋友。后来中野良子等日本影视名人也都来跟他学过书法。同时这些日本友人因为和赵丹、黄宗英的友好关系，也给初到日本的周之江很多的关怀和照顾。
周之江在日本初露头角是1992年，他在大阪创建了中日书画家篆刻协会。当时中国的老师和同行们对周之江给予很大的支持。上海、苏州书画界的不少朋友都身体力行，力促达成此事。声望极高的谢稚柳、钱君匋、沙孟海老先生受邀后分别担任名誉会长。胡问遂老师怕弟子压力过大，亲自担任顾问。赵冷月、周慧珺、韩天衡、张森等书画界名流都给了周之江最大的支持。周之江说，当时如果没有这么多老前辈和好兄弟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由上海书协主办的“情系上海——海内外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十八位从上海启航，目前活跃在美国、日本、港澳地区以及大陆各省市书坛的书法界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六十件书法篆刻作品受邀回到家乡上海。高质量的书法作品和高水平的论坛交流，让上海书法界的父老乡亲开阔了眼界，也提振了对书法艺术的文化自信。业界热闹的背后，盈溢着满满的乡情！
受邀的书法家在开幕式当天的座谈会上反复表达着一个意思——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惦念着家乡上海，一直坚守、传承和弘扬海派书法，我们相信家乡人民、家乡的书法界也不会忘记我们，而这次邀请展就是这种情感的最直接和最热烈的表达。好几位艺术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接到上海书协发出的请帖时，眼眶都红了！
这十八位书法家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从上海出发”，换句话说，他们的书法开蒙大多在上海完成，他们的书法技艺里传续着海派基因，他们“走出去”的原因五花八门，初衷未必都是弘扬书法艺术，但等他们在全国、全世界各地站稳脚跟后，挥之不去的仍然是心底的书法情结，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与书法相关的教学、传播、理论、科研之路，成了播撒海派书法种子的蒲公英。
虽然邀请展时间有限，艺术家步履匆匆，本刊记者还是见缝插针地钻进几位书法家下榻的宾馆，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请他们谈谈与上海、与书法的不解情缘。为方便标识，我在题目上为他们统一冠上了“沪籍”，是否科学严密，姑且将就吧。
傅申——从书画家到鉴赏家
这次受邀的十八位艺术家中，属傅申年龄最长。在开幕式上他代表十八位艺术家致辞，在邀请展画册中，他也排在第一。他的开场白，总是那么几句，我的名字“申”，就是上海的意思，我的英文名字就是“Shanghai Fu”。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他和上海的关系，效果很好。
以“申”为名，真的是取“上海”的意思吗？记者在傅申下榻的宾馆里追问。
原来傅申的哥哥生在安徽，弟弟生在浙江，妹妹生在台湾。小学毕业后，12岁的傅申，被在台湾南部屏东师范任教务主任的父亲接去台湾定居，教地理和国文的父亲将几个孩子的名字统一改为出生地的别称，于是哥哥叫傅皖，弟弟叫傅越，妹妹叫傅台，他就叫傅申。
南汇之子，南汇之婿
傅申还喜欢说自己不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且还是上海“乡下人”。傅申出生才两个礼拜，父母就因战乱而逃到浙江南部，傅申便被寄养在浦东乡下的祖父母家里。傅申清晰记得，他就读的小学叫坦直小学，校长是个喜欢写书法的老头，亲自给学生上书法课。他上课时叼着长烟斗，看谁写得不好或姿势不端，就拿铜烟斗敲你一下，以示警告。校长还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练字，小傅申们就趴在窗子外面看。因为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校长总是在同一堆纸上写了又写，直到把白纸写成黑纸，然后再用清水在黑纸上写。
这是傅申对书法的最初印象。
傅申的上海情缘，还不止于此，他在1988年娶了南汇新场陆家的女儿陆蓉之，所以他既是上海之子，又是上海女婿。陆的母亲是上海南市的郁家，台湾的新党党主席郁慕明，是陆蓉之一个外婆生的排行第十七的舅舅，所以两家在上海庞大的亲族关系，使傅申情怀上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理所当然。
1977年，是傅申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回老家上海，而且是以美国耶鲁大学学者的身份，参加中美学术互访。在访问上海博物馆后，主办方请傅申一行在外滩某银行顶楼吹风乘凉，有人指着黄浦江对岸说，那里就是浦东。傅申迅即接口道，浦东是我老家啊！后来上海博物馆便安排专车送他去坦直乡母校和叔叔家，从此多次返乡。
“大哥”傅聪
浦东南汇有个地方叫傅家宅。傅申说他与傅雷是远亲，还长傅聪一辈，但年龄比傅聪小，所以见面难免尴尬。在傅申印象中，傅聪去台北至少有三次，前几次，他都没有去“攀附”，不想打扰这位远亲的既定行程。前段时间傅聪在台北举办80岁演奏会，这次主办方不知从哪里获知傅申和傅聪的关系，特意在演出后安排了饭局。二傅一见面，傅聪就说傅申有着典型的傅家人的长相，一见如故。
“我们这才算正式‘相认’。”傅申说，“我们的关系，以前只有我知道，他不知道。”傅申父亲曾在自传文章中讲到他有一位远房亲戚，傅雷是他的族侄。也就是说，傅申和傅雷是同辈，长傅聪一辈，但年龄却比傅聪小两岁。所以，二人见面不谈辈分，傅申说自己曾有个早故的哥哥，他就叫傅聪大哥吧。
台北相认的第二天，傅申夫妇和傅聪分别坐不同的航班来上海。傅申夫妇由于延误了登机时间，只好等待下一航班，结果正巧赶上傅聪那班。于是傅太太与傅聪交换了座位，傅申和傅聪“哥俩”便一路从台北聊到上海……
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傅申在浦东南汇念小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大学这回事；他跟随父亲到台湾念中学考师范的时候，最多只是想当一名书画家，根本不知道日后会进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理论和鉴定研究；当他如鱼得水地每天埋头于古字画时，根本不知道有朝一日会走出国门，成为耶鲁学者。
傅申从师大毕业到台北师大附中任教期间，有机会认识了叶公超先生。他遭蒋介石贬黜后，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当时博物院还在台中。叶公超对傅申赏识有加，叫他去台中故宫博物院工作。傅申因对台北有所眷恋，希望能够与这个台湾书画中心保持亲密接触，便没答应。后来故宫博物院迁址台北郊区，叶公超先生又跟傅申说，这次你不需要离开台北，就可以去故宫博物院了。傅申无可推脱，就这样从一名美术教员变成了一天到晚看故宫收藏字画的研究员，等于完全改行。
这一改行，对傅申影响最大的是绘画。师大毕业时，傅申的绘画是全校第一名，后来全省美展也是第一名，教员美展又是第一名。所以，教员傅申一心想成为画家傅申。可是进了故宫博物院，满眼古画名作，虽然正是傅申心头所好，但眼高之下顿觉自己手低，看到那么多古人的伟大作品，傅申对自己说，我画不出来。于是，傅申的画家夙愿从此打消。 但书法还是照写。傅申负责策展，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库房里推出一大堆东西，上午看原作，下午整理资料，准备办展事务。展览所需的两百字的说明卡片，全是手写。
过了一年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来研究元朝画家倪瓒，故宫派傅申作陪，在库房里看画讨论。教授很欣赏傅申，邀请他去美国一起做研究。傅申从来没有出国的念头，而且上世纪六十年代要出国非常麻烦，飞机票都买不起，英文考试对傅申来说也很难。美国教授看傅申没有去意，临走时说了一句“keep in touch”（保持联络）。
半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又来了一个女学生，第四代夏威夷华侨。她是来故宫见习兼学中文，同时做些英文翻译工作。办公室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她就坐在傅申旁边。本来只有一年的见习期，结果一年半后她仍没回美国，还成了傅申的第一任妻子。傅申从这位女学生身上不仅收获了爱情，还了解到美国人的治学方法与中国人不太一样，美国的收藏也很好。还有，傅申非常想看谢稚柳、徐邦达两位先生的论文，对古画的鉴定文章，但在台湾根本看不到，凡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无论政治、文艺，一律遭禁。傅申想，到了美国就可以看大陆的书了。
市场看好，鉴定难做
傅申目前的主业是古字画的学术研究，而在艺术品收藏市场人气正旺的今天，他显然很难保持清静。以至于他对记者说，“我不想干了”。他不想干的，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与商业关系过分密切的艺术品鉴定。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是非之地”，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你说一句“假的”，就等于断了别人的财路。
古代书画的真假之辨常常扑朔迷离。你说真，我说假，真真假假谁也看不清楚，经常很难有定论。谁亲眼看到古人是否写了这幅字，画了这幅画？明明是一幅真画，你要说它是假的很容易，总可以挑出一些“毛病”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有一句话，叫‘夏虫不可以语冰’。很多买家或卖家，根本无法与他达成艺术上沟通。他不懂，也不信。”傅申叹息道。
《砥柱铭》因为黄庭坚研究专家傅申说是真的，拍出了新高，有人就质疑傅申是为了拍卖的利益。傅申说，《砥柱铭》的真假问题，是他以前的博士论文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是重新拿来研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是真心认为它是真的，绝没有考虑拍卖的行情。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是假的，跟我辩论。”傅申在书画鉴定这件事上经常会有这种秀才遇到兵的郁闷和无奈。
现在傅申只帮很要好的朋友偶尔看一下，但他一定预先讲明：我说真的，总有人说假的；我说假的，总有人会说真的。
曾经有家拍卖公司要做拍卖图录，请傅申掌眼。傅申看后说封面上的这件是假的，如果就这样印了，你的招牌就砸了。结果那件作品没做成封面，原来可能拍到几百万的东西瞬间变成只值几万，拍卖公司老板因此还遭人报复。“所以做鉴定很容易‘树敌’，都是仇人，何必呢？”傅申无奈地说。
说起树敌交友，傅申谈到李敖。有一次，李敖不知从哪里买了一件黄庭坚的作品，要以3000万的价格卖给故宫博物院。后者认为无法认定真伪，就退了回去。不久李敖通过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打了两三次电话要傅申到他家里去鉴定。有人跟傅申说，李敖的事情你千万不能碰。傅申想，故宫不买，说有问题。一旦我说是真的，那么故宫对我不高兴。如果我说故宫对的，李敖又不会放过我。所以，傅申坚决不去，但这仍然得罪了李敖。后来李敖委托一个学生做研究，发表文章说是真迹，还借机抹黑傅申。
之后在另一个公开场合，傅申与李敖等人站在一起合影，李敖在傅申耳边说了句：傅申，跟我做朋友不会吃亏！话很直白，似又寓意无穷。
屠新时——多元文化，双向传播
在上海宾馆的客房内，屠新时见到记者，首先表达了他参加这次邀请展的激动心情，他用“内心最有激情的一次”来形容他此时的心绪。虽然作为海外知名书法家，他经常参加各种书法交流活动，但却是第一次以“回娘家”的姿态和心情，代表从上海启程的海外书法家回故乡参加书法展。海派书法家的特殊身份感和浓烈的乡情掺和在一起，让屠新时倍感亲切，激动不已。
屠新时定居美国，相比居住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中国书法家而言，他的处境更西方。屠新时在出国前是《青年一代》副主编，现任美国《中美邮报》社长，他的职业素养让他自觉地肩负起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艰巨使命。
文革习字，师从问遂
屠新时的旅美生涯中，搬过很多次家，从国内带去的东西，丢得已经所剩无几。但有两支“上海杨振华制”的“问遂选颖”毛笔，却一直跟随着他，它们是屠新时的书法恩师胡问遂留给他的珍贵纪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陆文革正酣，屠新时则开始跟随胡问遂学书法——祖父祖母看到屠新时打小喜欢写字，就跟他介绍了远亲胡问遂。差点去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的屠新时，因为政审未获通过，被留在上海，1968年进纺织厂当了工人，后来又被派去建设上海石化总厂，再被抽调到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当工农兵学员。
舅公带着屠新时拜访胡问遂，胡家在南京路的一条小弄堂里。胡问遂当时很落魄，文革中期，他因为家庭成分关系，被上海画院批判审查，经常挨斗，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屠新时正是从那时起，拜入胡门，每周或两周去一次，坚持了十年。
胡问遂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自己也一丝不苟。屠新时每次去胡家，哪怕是在文革最灰暗的日子里，都看到胡先生在写字，桌子旁总是堆着厚厚的一叠写过字的毛边纸。胡先生见屠新时练习临帖数量和时间不够时，一定会严厉指出：“没有足够的训练是写不好毛笔字的，艺术是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颜真卿的一本《自书告身帖》，胡先生整整临了四年，写了上千遍。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千锤百炼的基本功，才造就了胡先生在书法作品中表现出的神完气足、风采焕然、韵格华贵、宽博大气的艺术风范。
也正是这种严谨的书风人品，感染和教育着屠新时，给他心灵深处诸多震撼。胡先生很少表扬学生，每次习字作业，他都会批改出许多问题。他还亲自临帖临碑给屠新时示范，他临的郑文公碑、张黑女碑，黄山谷行书、唐圣教序帖等，几乎可以乱真。让屠新时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拖了很长的一笔，自以为潇洒，虽有点枯，但挺有意境。胡先生见到后当即严厉批评：你的功力不够！ 上世纪七十年代，胡问遂请上海杨振华笔庄特制了一批毛笔，数量不多，选颖精良。胡先生看到屠新时的毛笔质量太差，当即就送了两支给他。“问遂选颖”，成了屠新时至今仍视若珍宝的两支毛笔，只有在书法创作时才舍得用它。
副主编自费留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向社会招考编辑，屠新时一试中第。当年《青年一代》杂志影响力很大，每期发行500万份，同时期的团中央机关杂志《中国青年》仅发行200万份。
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屠新时从编辑做到副主编，在新闻出版界也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就在1987年，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却选择了自费出国留学。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国内这么好的职业、地位和发展机会，只身去国外闯荡。年轻气盛的屠新时对自己说，人生只有敢于走出新的一步，才有可能抵达更高更宽的平台，他觉得是时候到外面去学点新东西了。
1988和1989年，屠新时在美国大学搞了几次中国书画讲座，大受欢迎。但正当屠新时颇感欣慰时，有个美国教授问他，你们中国的书法是不是从日本学来的？这个问题深深刺激了屠新时，让他决心花力气从事中国书法的教学和传播工作。
为什么美国教授会认为书法是日本人的东西？屠新时认为，就是因为中国书法缺乏有效的传播。以前的大多宣传，可能仅限于一些僵硬的印刷品，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各种手段。屠新时觉得应该有人去做铺路架桥的基础性工作，而这个人选，最合适的无疑是他自己。
传播是双向的，创新是必须的
屠新时认为，任何文学艺术的生命力，首先在于普及和启蒙工作。不要说将中国书法艺术对外输出，当前就连中国的青年人，大多数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书法的内涵，更不会把它看做中国文化的基因。书法艺术代代相传，它是如何滋养中国文化的？当代年轻人往往既不了解，又不屑一顾。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学位读到博士，但不要说毛笔字，就连钢笔字都写不好，而且根本不当回事。这点很令屠新时痛心。
屠新时认为传播必须是双向的，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传播出去的同时，也要努力把各国有价值的信息客观实在地传递回来，让不同文化得以互动，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促进彼此沟通，达成双赢。要有双向思维和包容开放的心态，学人之长，为己所用；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我们的自强自信和使命感。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反过来可以提升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中国文化需要传播和推动，同时也需要创新。屠新时20年来一直处于创作状态，没有松懈，他始终致力于吸收融合西方艺术中好的东西。他觉得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都会吸收别人的精华，中国书法也要有这样包容的胸怀，在不破坏自身的前提下，不断丰富自我。“你永远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重复过去，外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屠新时提倡书法艺术需要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形式，比如新的格式、装帧、色彩等元素。他认为，只要不伤害笔墨本身，其他的东西可以大胆尝试。但这和字都没写好就想着用花哨的东西去遮掩藏拙，绝不是一回事。
比如提高作品的装帧性，使外国人更容易接受，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前提是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2006年，屠新时出版了《生命流美——人体与书法探索手记》，将西方的人体艺术与东方的书法艺术相结合。这一大胆创新之举，源于多年前他的欧洲之旅，随处可见的人体艺术雕像，唤起了他对艺术审美的新认识、新感知。他感到世界上最美的是人，是人体，是生命。西方的艺术大多从人体出发，而东方艺术大多从线条、笔墨出发，但如果从表现人、表现生命的角度来看，二者是同构的、相呼应的。于是他尝试将书法与人体交叉表现，从线条、色彩、姿态上相映成辉。
其实书法的很多理论，都是从人体的姿态转化而来的，比如公孙大娘舞剑，人体的动作会引起汉字书法结构的变化和美感。但因为中国传统和封建的观念，裸体一直是个禁区。屠新时在这本书里用15篇文章串起了他对艺术的独特理解——生命的诗意挥洒。书法家金中浩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真有创意！别无分号！
乔布斯受到书法启迪
书法在海外传播，当然应该创新，但必须首先要让人家了解书法的经典是什么，这个步骤不能跳越。如果一开始就搞点怪模怪样的东西让洋学生开心，这其实很容易，屠新时曾经拿那些歪歪倒倒的书法作品给美国学生看，洋学生说这样的字我也会写，我比他写得更怪，我也可以当书法家了吗？他们问屠新时，他的回答是：如果这就是艺术，艺术未免太简单了。随意的涂鸦和宣泄，西方艺术是有类似的流派，他们认为艺术就是表现自我的观念，至于读者观者怎么理解，这是你的事，我不管。但在身为书法艺术传播者的屠新时看来，传播必须注重“社会效果”，尤其是对外宣传，一旦做得不好不准不对，反过来是对文化的伤害、扣分甚至抹黑。浮面的、肤浅的、一时热闹的东西，一定不可能真正进入人心，也走不远。尤其是对洋学生，如果他们能从中国文化中得到一点领悟，有所受用，那才是艺术的力量、传播的作用。
屠新时拿乔布斯举例，这位苹果产品创始人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学了三门课，其中一门是禅学，一门是书法。当然他学的是英文钢笔书法，但通过禅学，他显然会关注到东方书法。你看，过去所有的苹果产品，只有两种颜色，黑与白。这里有书法的影子。中国书法的草书就是把所有不必要的一点一划进行简化，但整个结构又保持了基本字形和美感。乔布斯设计的手机只允许一个按钮，当时很多工程师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但最终乔布斯还是做到了，而且可以说在手机发展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创举。
乔布斯把日常用品变成了艺术，苹果产品每一款都那么简洁而精美，书法恰恰亦是如此。书法原始作用是书写的工具，承载文字信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甚至能表现人的生命和气质的东西？就是因为经过了抽象提升，让它接近完美，乔布斯正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这就是文化传播的意义。
陈茗屋——艺术人生知不足 陈茗屋1944年生于上海，20世纪八十年代移居日本，现居上海、大阪两地。早年师从方去疾、钱君匋二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海上印社副社长、日本秦汉会会长、日本华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顾问。
对于四年前做了胃部大手术的陈茗屋先生来说，虽然因为养病需要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深居简出，却也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更是觉得在学问上和艺术上要“知不足”。
陈茗屋觉得做人两个“知”最重要，一是知耻，二是知不足。不知耻，便是无耻；不能知不足，就会以为自己了不得，艺术发展就会有玻璃天花板。他觉得他是个比较清醒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看到人家的好处、长处。抱持一种学习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对待同道中人，自己就会进步。
不自满，因遇太多大师
陈茗屋曾经是一代人的“偶像”，因为早在1983年，他就获得了全国篆刻比赛一等奖，而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虽然陈茗屋的父亲也是搞篆刻的，但他并不赞成陈茗屋学书法和篆刻，但是陈茗屋的隔壁邻居实在太大牌——近水楼台先得月——钱君匋先生是指导陈茗屋篆刻时间最长的老师，而他的启蒙老师则是陈巨来先生。
而对陈茗屋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属方去疾先生。早在1961年于上海青年宫举办的书法篆刻班上，方先生的讲课令陈茗屋至今难忘，“当时方先生还拿吴让之篆刻的印章，让我们上手了解用刀，这在今天想都不敢想，因而我觉得方先生对于我的影响最大，他的用刀、章法，都非常高明。钱君匋先生是多能的，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会不懂装懂。”
在陈茗屋看来，他遇到过太多的大师，钱君匋先生会作诗填词，刘海粟先生、王蘧常先生、陆俨少先生的学问也是超一流的，来楚生、叶潞渊二先生的人品是他永远的楷模。“我记得陆俨少先生在浙美上课的时候曾经说过，四分读书，三分学字，三分学画。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不求名利求朴素
陈茗屋的艺术观是追求朴素，他始终觉得最高的美是“朴素”。在日本近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使陈茗屋对日本书法界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值得国内书法篆刻界学习的地方是“保持传统”。
他认为，保持传统就是一种朴素。国内现在有些篆刻作品过于追求形式讲究创新，反而将其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丢了。字画如人。有修养的美人，用不着红衣服绿裤子，微微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魅力尽显。化了浓浓的妆，染了怪怪的头发，还要搔首弄姿，估计大灵不灵。
在许多人看来，在1983年获得“全国篆刻比赛”一等奖之后，如果陈茗屋留在国内的话，说不定现在作品的市场价格可能会翻几番。对此，陈茗屋只是淡然一笑，“我去日本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出国前我是十二中学的语文教师，但由于一个朋友的亲戚在日本做生意，所以邀请我去办展览，结果去的频率高了，就在日本住下了。当时在日本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篆刻资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一时的经济利益。”
陈茗屋有一方著名的闲章——“小刀一把战东洋”，其边款是：“华侨以菜刀、剃刀、裁缝刀闯荡域外，二十六年来，余仗小刀一把战东洋，七转八起，屡败屡战，鬻印活妻子，可怜可怜。”陈茗屋的艰辛、欢愉尽在其中。他还有一方为自己刻制的闲章，名曰“一瓢饮”，边款刻“任凭弱水三千，苦茗只取一瓢饮”。他在生活上十分低调，不为名利所困，由此可见一斑。
乐观真诚，热心公益
四年前做过胃部手术，目前仍处于调养阶段。在陈茗屋的人生词典中，没有“悲观”二字，“一个人只有快乐了才会有朋友，与他人要分享快乐而不是痛苦。”
近年来，陈茗屋编撰了若干书籍，例如《陈茗屋书前后出师表》《墨缘——陈茗屋先生书法篆刻作品》等，这些书籍中有一些好友撰写的序言，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朋友的那份真诚。澳门日报社长曾经写道：“虽然茗屋挟艺游食四方，但他对于文艺界朋友，并不像某些颇有名气的艺人那样崖岸自高，或是像如今商品大潮的逐浪者充满铜臭味。我不喜欢叨扰别人，只是出于爱好，送上石头，他总是有求必应。”
不仅是对于志趣相投的朋友不计较利益得失，在面对公益活动时，陈茗屋也是积极捐献自己的佳作。在去年上海书画善会首届慈善义拍上，其捐出的一对印章受到藏家的追捧拍出了高价，在陈茗屋看来，这比商业拍卖会更有意义。
日前，陈茗屋受到澳门民政总署的邀请，准备在澳门举办一次篆刻个展，陈列七八十方印章。目前其日常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筹备此次展览。陈茗屋坦言，将上海篆刻推向全国，将海派艺术发扬光大，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更多对于篆刻有兴趣的人能够共同努力，延续海派篆刻以往的辉煌。
周之江——中日书画交流大使
周之江，1950年生于上海。八岁起师从胡问遂学习书法，后又师从唐云、钱君匋学习绘画、篆刻。三十岁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三十六岁赴日本求学。1990年入学大阪国立教育大学专攻美术教育，199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大阪艺术大学和大阪梅花女子大学任教。在日本长期从事中国书画教育，历任日中书画篆刻协会会长，兼大阪读卖文化中心艺术顾问。2008年1月大幅行草《一苇可航》被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收藏。2008年5月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特创作六曲通景屏风画《祥瑞图》，被奈良唐招提寺永久收藏。
左右逢源，大师护佑
1959年，父亲带周之江到胡问遂老师家里，希望得到胡老师指点。胡问遂对周父说：“你的字写得这样好，怎么还叫我教你儿子？”周父说：“名师出高徒，我教他，充其量是只能像我；老师教他，有朝一日字能写到老师的一半功夫，也就不枉我一片苦心了。”
周之江至今还能回忆当年父亲和老师的一席对话，这也许就是他日后不断进取的动力吧！周之江跟随胡问遂二十七年，1987年，三十六岁时去日本深造时，胡老先生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出国前，周之江特向中国画老师唐云先生道别，唐老师在胡问遂的推荐信后用钢笔颤颤悠悠写了几行：“我的学生多年来广泛吸收中国画传统，颇有成就。现他（要）在绘画上深造，向贵国学西洋画，以得深造。”两位先生护犊之情可见一斑。 周之江说唐云是个大度的人。文革结束后，赵丹和黄宗英夫妇把周之江介绍给唐云，唐云就一直悉心施教，直到周之江出国，其间从未收过分文。其实，赵丹也向其他书画家推荐过周之江，有些人不看作品，只问酬金，个别人甚至还问赵丹，你介绍的青年人有没有来头（后台的意思）。相比之下，唐云对周是大恩大德，周之江师从唐云三生有幸。
周之江到日本以后，有一次去香港碰到刘海粟，周之江说您19岁已经出洋回来当艺专的校长了，我36岁还刚刚出国求学，真是太晚了。想不到刘大师说，我回国办学教的是中国同胞，你36岁出国求学，现在却是日本人的老师，赚日本人的钞票，比我更有能耐啊！
刻苦勤学，书艺大进
说到周之江的书画艺术，不能不谈他的刻苦勤学。从九岁跟胡问遂老师学书法，前后七年，他临遍了《皇甫诞》《九成宫》《虞恭公》等欧体名碑；十六岁开始，胡问遂老师又指点他学习颜体。胡老师说欧字是骨，颜字是骨上带肌肉和筋，骨已长成形状，就要强健肌体，这样才能达到力透纸背，字字有阳刚之气。
后来跟唐云老师学画，除了画以外，唐云老师对周之江的书法也非常看好并且关注。唐云老先生说，书画同源，贵于“法而不法”。你临欧字、颜体多年，现在要跳出来，要博采众长，取所有书法大家之长处，避开他们的短处，你不要拘泥于传统，学习传统是扎根底，有了根底就贵在创新，你看我的字像谁？像我自己。之江得到启示后，才逐渐开始涉猎历代行、草诸体，尤其对《王铎书法集》更是醉心揣摩，时有心得，他临王铎的草书诗习作就有三百多篇，足见其对王铎的崇尚和偏爱。同时，他也悟出了“熟中生，生中熟；稳中险，险中稳；美中拙，拙中美”这个自然变化的大法则，于是书艺大进。
二十五岁以后，上海书法界以及热爱书法的各类人士都知道胡问遂有一高足，叫周之江。因为许多人向胡问遂求字，胡老师常会说，去找之江吧，他年轻，字放得开。由于胡问遂老师的推荐，从此，周之江因为书法缘，熟悉了许多书画界前辈和电影界的著名艺术家，如钱君匋、赵丹、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是那时开始来往的。
教学相长，取长补短
周之江36岁时东渡日本求学，他一面教日本子弟书画，一面学习日本的精神文化。之江常说书画贵在精神，气韵、技艺在其次。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书画的源和本，但行万里路，闯大千世界，广开眼界也非常重要。
他到了日本，觉得日本人对中国书画的理解不深，就像中国人看不懂日本书画的优劣一样，他觉得必须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让日本重新发现中国，让中国真正了解日本。1991年他首先在日本建立了中国水墨画教室，收了100多名日本弟子，介绍中国书画，后来又先后结识了日本的一流大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周之江认真研究了他们的作品，博采他们的长处，结合自己的书法与水墨画特点，逐渐形成了新的风格，归纳一下，可为三条：结构以传统为宗；气韵以自然为师；整体以协调为本。心笔合一，渐入佳境。
以诚待人，广结良缘
出国以后，周之江也一直以诚信为本，卖字卖画从不二价。出国那么多年，在日本的电话、手机从来没有换过号码。他认为一个手机、电话号码经常换的人，基本上也是朋友、客户经常换的人，不可信任。他的画室也在大阪艺术家集中的地段，成名以后从未换过地方。
对朋友的托付，周之江也一定放在心上。黄宗英托他到日本去看望一下栗原小卷，岂料栗原小卷提出跟他学书法，周之江一口应承，连续教了好几年。他说赵丹、黄宗英对我好，他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初次谋面，连语言也不通就与栗原小卷成了好朋友。后来中野良子等日本影视名人也都来跟他学过书法。同时这些日本友人因为和赵丹、黄宗英的友好关系，也给初到日本的周之江很多的关怀和照顾。
周之江在日本初露头角是1992年，他在大阪创建了中日书画家篆刻协会。当时中国的老师和同行们对周之江给予很大的支持。上海、苏州书画界的不少朋友都身体力行，力促达成此事。声望极高的谢稚柳、钱君匋、沙孟海老先生受邀后分别担任名誉会长。胡问遂老师怕弟子压力过大，亲自担任顾问。赵冷月、周慧珺、韩天衡、张森等书画界名流都给了周之江最大的支持。周之江说，当时如果没有这么多老前辈和好兄弟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