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赵武，人们通常想起的是“赵氏孤儿”。几千年来，关于赵氏惨遭灭族之祸、赵武独存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在韩厥等人的保护、帮助下，襁褓中的赵武长大成人。成年赵武，体态文弱，身上肥肥大大的衣服仿佛就能把他压垮，说起话来也是轻声慢语，就像根本不是从他嘴里面发出的声音一样。就是这样一个外表柔弱的人，带来了春秋时期最风平浪静的时代。公元前546年，赵武担任正卿，主持晋国国政。
　　尽管从小就遭遇大祸、目睹了人性最恶的一面，赵武并没有蒙上太大的心理阴影从此以恶制恶。他主政时始终重视务德守信。当时，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为中原霸权争夺了近百年，连年战争，两国以及晋楚之间的宋、郑等国都疲惫不堪，人心厌战。赵武看到了这一形势，刚执政就致力于“弭兵”，提出“如果恭敬地推行礼仪，用辞令加以引导，来安定诸侯，战争可以消除”。经过一系列的斡旋，公元前 546 年，在宋国国都的西门，一场载入史册的会盟登场了。晋、楚、齐、秦等 14 国都派有势力的大夫参加，会盟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弭兵会盟”。
　　可想而知，兵戎相见那么多年的晋国和楚国，现在要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该有多困难。所以，会盟虽为和平，气氛却十分紧张。楚国人衣内都穿着皮甲，时刻准备动用武力。有人劝楚国人去掉皮甲，楚国令尹子木说：“晋国、楚国不讲信用已经很久了，做对我们有利的事就是了。假如能满足意愿，哪里用得着有信用？”赵武作为晋国的代表，对这种一触即发的态势当然心知肚明并面临着两难选择：去，有可能丢掉性命；不去，则会因为失信错失结束战争的良机并被世人所取笑。为了不失信，赵武选择毅然参加会盟。
　　在会盟中，赵武处处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重信义，崇礼让，会盟进展得还算顺利。可是，到了会盟的最重要的环节——歃血结盟时，又出现了波折，晋、楚在谁先谁后上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一时间剑拔弩张。赵武听从了叔向“子务德，无争先”的劝告，让楚国人先歃血，才使得会盟在紧张气氛中结束。结盟后，与会国停止战争10多年，其中晋、楚40多年没有再发生战争。
　　几年后，依然有大臣指责：与不守信用的楚国讲信用，导致会盟上楚国占了上风，这是晋国的耻辱。赵武坚定地认为：“我将以信义为根本，并遵循这条道路前进。就像农夫，只要勤于除草培土，即使发生一时的灾荒，也必获丰收的年成。”在赵武看来，只要能守信义就不会居人之下。
　　赵武执政的七年，没有见到以往各大家族复杂矛盾和冲突的事件记载，甚至根本没有这种迹象。这固然是因为这一时期六卿人员稳定，几乎没有发生变动，以及他与韩起的良好个人关系；更重要的，则应该归功于赵武以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政治家风范形成的良好的政治风气。“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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