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化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指导和影响职业道德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下职业伦理道德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档案职业伦理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探究中外档案职业伦理的差异。
关键词：文化维度理论；档案工作；档案职业伦理；档案职业道德
Abstract： Cultur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and work. To a certain extent， culture shapes the outlook on the world， outlook on life and outlook on values.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guiding and influenc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professional ethics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study firstly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archival professional ethics by using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n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archival profession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引言
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者的数量与日俱增。档案职业伦理或称档案职业道德作为调整档案工作利益关系和规范档案职业行为的工具之一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试图从多维文化的角度出发，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作为档案职业伦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外档案职业伦理的差异问题进行探讨。
1 职业伦理
伦理的核心问题是道德，道德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在通常情况下，伦理是与道德含义相同可以互换，但也有一些伦理学家将伦理和道德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各有侧重，伦理侧重于规范社会道德关系，道德侧重于描述个人的具体道德行为和品质，但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1]。一般情况下，伦理可以等同于道德，道德是伦理的具体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伦理等同于职业道德，是职业活动过程中人类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所应遵循的道德原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2]。职业道德有两个特征：首先，它是某一行业的特殊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职业色彩；其次它属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受整个社会道德背景的制约。职业伦理是一种形而上的“特殊行为规范”，将这些关系和规范映射到不同社会环境的实际工作中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职业道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也许会有不同的要求。档案职业道德作为构成社会职业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尽管有国际组织已经提出了一些档案职业道德标准或与之相关的理论，但鉴于文化背景不同，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仍然有待探讨。
2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culture dimension theory）是跨文化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文化维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霍夫斯泰德正式提出，该理论的诞生背景和数据支撑是对72个国家的IBM员工进行的文化价值观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具有相似教育背景、智力水平和个性特征的IBM员工进行调查，从他们对相同问题的不同答案中寻求文化上的原因”[3]。通过十几年调查研究，霍夫斯泰德用四个文化维度来解释民族文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影响，分别是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之后，受邦德（Michael Harries Bond）的启发，霍夫斯泰德意识到其研究中的文化偏见问题，并在先前提出的四维度基础上补充了一个维度，即长期导向/短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 Short-term Orientation）维度。五个文化维度的具体内涵如下：（1）权利距离指在一个国家或组织机构中，社会地位较低或权力较小的个体对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一般来讲，可接受的程度越大，表明权利距离越高。（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个体怎样看待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它用来衡量某一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是关注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3）男性化/女性化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更看重成功、话语权、决定权等男性化品质还是更注重生活质量、良好的工作关系、稳定的工作岗位、舒适的环境等女性化品质。（4）不确定性规避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受到不确定时间或非常规环境的威胁时能够通过正式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的程度。（5）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有所侧重的价值观导向。长期导向更注重未来，短期导向则看重眼前。[4]
3 中外档案职业伦理研究现状
3.1中国档案职业伦理研究现状。如前文所述，在一些情况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可做同义词使用，并且职业道德是研究职业伦理的核心和出发点，因此，在研究档案职业伦理时，档案职业道德自然被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在中国知网对主要文献进行检索、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并分析，发现国内有关檔案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相关研究具有几个特点： 与档案职业伦理相关的研究较为重视理论的阐述与分析，如蒋冠、秦键等认为档案职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保真求实、主动服务、尊重权益的原则[5]，提出应该从完善伦理体系、培养职业伦理意识和重视伦理宣传的方式进行档案职业伦理的建设[6]。陈祖芬通过对档案职业伦理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档案职业伦理规范有两种结构模式，一种是靠外在的约束，即制定档案职业道德规范，另外一种是内心的自觉即培养档案职业德性[7]。周林兴以档案法律以及相关职业准则为档案职业伦理依据，从馆员的基本职业态度、基本素养、履职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利用者隐私权的保密等五方面提出档案馆职业伦理建设的内容，同时分析了主体不明、缺乏公平和道德缺失等现存问题，提出应该从法律体系、运作机制、监督体系和行业规范入手进行改进[8]。杨光以道德结构论为分析框架对档案职业伦理的结构进行剖析，试图从伦理制度建设、伦理教育发展与个人内在自律三个方面构建档案职业伦理体系[9]。
档案职业道德相关研究注重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如刘昌福指出应该从建立职业道德体系、培养档案职业道德意识以及引导档案职业道德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档案职业道德建设[10]。卞昭玲通过麦肯锡公司的案例分析指出在网络环境下，保密和诚信对企业档案管理者至关重要[11]。李绍仁概括和总结了档案职业特征，对档案职业规范进行探讨，提出档案工作者职业规范包括忠于档案事业、尊重档案特性、服务社会、谦虚谨慎、努力进取等[12]。
与档案职业道德和档案职业伦理相关的研究视角多样。有学者从档案法制的角度出发探讨档案职业道德的建设，如李建立等认为档案法律与档案职业道德是档案工作中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分的两个方面，档案法律是档案法制建设的产物，档案职业道德是行业规范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13]。周德芳认为档案法律是档案职业道德的依据，档案法制建设与档案职业道德建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14]。也有学者基于档案职业教育的视角，认为档案职业道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档案职业教育的方法有理论学习、注重实践、加强自我教育与正面引导、互相监督以及树立榜样等[15]。还有学者以儒家文化的“诚”为切入点，分析了传统的“诚”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16]。
综上所述，国内对档案职业道德与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多关注档案职业道德或职业伦理的建设，一般遵循由问题分析到对策提出的研究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提出建设框架与路径。对于档案工作者的定位更多地倾向于国家记忆的保管者、历史记录的保存者，基于档案工作者为保管者与保存者的角色构建档案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原则、规范和要求。
3.2 国外档案职业伦理研究现状。国际档案大会于1996年通过了《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后被译成24种语言供各国开展档案工作参考。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也颁布了《档案工作者行为规范》，提出了档案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对档案职业进行道德层面的规范。本研究对档案学领域五个知名国际期刊[17]进行以“伦理/ethic”为主题检索，对检出文献进行筛选分析，可以发现国外对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
档案与社会正义，即档案工作者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档案正义论一直是国际档案界的热门话题，Harris是其中较为权威且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结合南非的传统提出的档案正义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受“档案正义论”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档案工作者是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如Harris指出当南非的档案工作者提到伦理时，他们不是在说“档案正义”就是在说与这个概念相关的责任或义务，因为他们定义的伦理与南非传统的档案正义紧密相关[18]。David A. Wallace认为在广泛的社会和法律框架下，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权和社会正义紧密相关，因此需要持续审视档案机构以及档案工作者在此背景下的伦理责任，准确认识档案在记忆构建过程中角色定位的同时承认档案工作者对社会的贡献[19]。
档案教育视角，即以档案教育为切入点对档案职业道德进行探究。Anne提出ICA的《档案工作职业道德》要求档案工作者应保持中立态度，使档案形成者、公众和后代对其作为公正的记录者保持信任。然而，由于档案工作具有的政治性职业特点，档案中立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有争议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呼吁关注档案在社会的文化和伦理层面的问题时，档案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她主要探讨档案中立和社会正义问题如何在档案教育的背景下出现，并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信息学院为例进行分析，在社会正义和公众信任的框架下提出档案职业伦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多样性问题，并鼓励有可能成为将来档案职业从业者的学生、学者以思辨的方式共同参与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20]。
档案实践视角，从档案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对档案职业道德进行探究。如时任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委员会主席的David Horn对其协会颁布的几版档案职业守则进行比较，并提出日常实践原则和对伦理的深入讨论会进一步促进职业守则的重新评估和修订[21]。也有学者关注档案工作的具體方面，如对档案工作者在平衡开放与获取利益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随着档案工作人员需要提供平等获取档案资源的原则被载入各种档案实践准则和道德守则，Elena Danielson认为专业的档案工作者有责任平衡继承人、捐赠人、收藏家、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利益冲突，她对Franklin D. Roosevelt、Ludwig Wittgenstein和 Sigmund Freud的限制性资料以及Ferdinand Marcos 和 Kurt 已经公开的文件资料的获取活动进行审查，发现实施这种看似简单的公开原则具有一定的困难，并提出了几种假设情况来证明实施平等获取公开馆藏原则的实际困难[22]。
人权视角，即认为人权问题应该被纳入档案职业伦理的讨论范围。Michael Cook对20世纪90年代英语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专业协会采用的道德守则进行调查，指出此类守则实际上是制定其他规定需要参照的标准。他认为与档案工作涉及的相关领域都需要伦理的约束，并就档案和文件管理领域对国际人权运动的一些回应进行了回顾。最后提出应扩大档案职业守则的范围，以指导机构和个人的工作，同时档案与文件管理工作应明确承认人权问题，并通过使命和政策声明的方式将人权问题作为导向向公众提供服务[23]。 综上所述，除国际档案专业组织与各档案专业协会颁布的档案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外，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受到了国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基于多样性的视角对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档案工作者的定位不仅限于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保存者，还包括社会正义的维护者等，更加倾向于档案机构及其档案工作人员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在对档案进行合规化保管的同时面向公众提供无差别的均等化服务。
4 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
在霍夫斯泰德的五个维度中，有两个维度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围内，原因如下：首先，如上文所述增加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的原因在于Bond对中国价值观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有一个维度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无法对应，因此将其命名为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因此，本文对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作讨论。此外，中国的男性化/女性化维度与西方一些国家差异不大，如与德国和英国并列，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作为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的文化维度。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显示了中华文化具有权利距离比较高、比较倾向于集体主义、具有最强长期导向的特点。
4.1权利距离维度下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研究中，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权利距离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或权力较小的个体对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较高，较为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在档案工作方面也有一些体现。中国传统的档案工作者更加倾向于被动地保管档案，为党管档和为国守史的思想使得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更多地注重考虑档案的保密性，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公众对档案的利用。西方一些国家权力距离较低，这和西方文化中主张人生来平等以及一系列人权运动有一定的关系，档案馆和档案工作的重要工作职责就是满足公众对档案的利用需求，而且强调无差别的服务即保证服务的均等化。
4.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文化比较倾向于集体主义，即国家和社会中的个体更加关注集体的利益，与我国的意识形态较为契合。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同样是民主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相反的，西方国家较为重视个人利益。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我国档案职业与西方档案职业定位的差异。在我国对档案职业伦理的讨论中，大多学者都将档案工作者定位为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保管者，通常会提到自上而下的建立法律框架，要求明确体制、機制关系等方式建设职业道德，西方学者更多地着眼于档案工作者管理对象的差异性，比如档案工作者在管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著人档案时都需要注意哪些具体职业道德问题等。
4.3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下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中国文化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指数排名处于第一位，意味着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长期导向，注重长远发展。这反映在有关档案职业道德的研究中，中国档案职业道德的研究通常立足于国家个社会层面宏观的考虑问题，关注顶层设计，对国家、社会、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进行考量。西方一些关于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多以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起点，或针对眼下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如哈里斯的档案正义论思想和实践的产生环境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时代背景具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非的档案领域产生并形成了“档案追寻正义”的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结语
档案职业伦理是档案事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在科学技术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各种先进技术在给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违规和违法行为提供了无数可能，滋生违规和违法念头的本源一方面在于法律法规层面的权责划分是否明确，奖惩是否分明，另一方面在于对职业道德的规范与约束是否到位。因此现代档案职业人员仅仅具有通业务、懂技术的能力是不够的，档案机构还要以职业道德培训为起点，档案工作者以职业道德的自我完善为软目标，共同构建一套健全的中国档案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正平，周中之. 现在伦理学[M]. 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1（8）：11.
[2]王荣发. 现代职业伦理学[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23.
[3]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123-127.
[4]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0-85.
[5]秦键.论档案职业伦理体系的构建[J].档案与建设，2008（11）：21-22.
[6]蒋冠，洪海.档案职业伦理刍议[J].山西档案，2007（2）：14-17.
[7]陈祖芬.档案职业伦理问题研究[J].档案管理，2007（5）：36-38.
[8]周林兴.对档案馆员职业伦理建设的思考[J].兰台世界，2012（2）：26-27.
[9]杨光.道德结构理论视角下档案职业伦理的缺失与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7（3）：84-88.
[10]刘昌福.论档案职业道德建设[J].四川档案，2002（5）：9-10 17.
[11]卞昭玲.论企业档案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建设——麦肯锡公司给我们的启示[J].档案学通讯，2003（6）：62-65.
[12]李绍仁.论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道德[J].北京档案，1997（8）：22-23.
[13]李建立，王琳娜.档案法律与档案职业道德比较研究[J].档案管理，2002（4）：24-25.
[14]周德芳.档案法制建设与职业道德建设的关系[J].档案，1992（4）：14-15. [15]王淑芬.浅谈档案职业道德教育[J].兰台世界，2013（S1）：185.
[16]刘安石.试论儒家“诚”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J].云南檔案，2008（10）：24-25.
[17]本研究所指的五个档案领域知名国际期刊分别为Archival Science、Archives and Records、American Archivists、Archives and Manuscripts、Archivaria。
[18]Verne Harris. Jacques Derrida meets Nelson Mandela： archival ethics at the endgame[J]. Archival Science. 2011（2）：113–124.
[19]David A. Wallace. Introduction： memory ethics—or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J] Archival Science. 2011（2）：1-12.
[20]Anne Gilliland. Neutral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obligations of archival education and educato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Archival Science. 2011（4）：193-209.
[21]David Horn.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in Archival Practic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89（1）：64-71.
[22]Elena Danielson. The Ethics of Access[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89（1）：52-62.
[23] Michael Cook.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actice in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in a human rights context[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7（1）： 1-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8-06-10）
关键词：文化维度理论；档案工作；档案职业伦理；档案职业道德
Abstract： Cultur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and work. To a certain extent， culture shapes the outlook on the world， outlook on life and outlook on values.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guiding and influenc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professional ethics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study firstly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archival professional ethics by using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n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archival profession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引言
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者的数量与日俱增。档案职业伦理或称档案职业道德作为调整档案工作利益关系和规范档案职业行为的工具之一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试图从多维文化的角度出发，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作为档案职业伦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外档案职业伦理的差异问题进行探讨。
1 职业伦理
伦理的核心问题是道德，道德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在通常情况下，伦理是与道德含义相同可以互换，但也有一些伦理学家将伦理和道德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各有侧重，伦理侧重于规范社会道德关系，道德侧重于描述个人的具体道德行为和品质，但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1]。一般情况下，伦理可以等同于道德，道德是伦理的具体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伦理等同于职业道德，是职业活动过程中人类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所应遵循的道德原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2]。职业道德有两个特征：首先，它是某一行业的特殊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职业色彩；其次它属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受整个社会道德背景的制约。职业伦理是一种形而上的“特殊行为规范”，将这些关系和规范映射到不同社会环境的实际工作中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职业道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也许会有不同的要求。档案职业道德作为构成社会职业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尽管有国际组织已经提出了一些档案职业道德标准或与之相关的理论，但鉴于文化背景不同，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仍然有待探讨。
2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culture dimension theory）是跨文化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文化维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霍夫斯泰德正式提出，该理论的诞生背景和数据支撑是对72个国家的IBM员工进行的文化价值观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具有相似教育背景、智力水平和个性特征的IBM员工进行调查，从他们对相同问题的不同答案中寻求文化上的原因”[3]。通过十几年调查研究，霍夫斯泰德用四个文化维度来解释民族文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影响，分别是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之后，受邦德（Michael Harries Bond）的启发，霍夫斯泰德意识到其研究中的文化偏见问题，并在先前提出的四维度基础上补充了一个维度，即长期导向/短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 Short-term Orientation）维度。五个文化维度的具体内涵如下：（1）权利距离指在一个国家或组织机构中，社会地位较低或权力较小的个体对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一般来讲，可接受的程度越大，表明权利距离越高。（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个体怎样看待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它用来衡量某一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是关注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3）男性化/女性化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更看重成功、话语权、决定权等男性化品质还是更注重生活质量、良好的工作关系、稳定的工作岗位、舒适的环境等女性化品质。（4）不确定性规避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受到不确定时间或非常规环境的威胁时能够通过正式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的程度。（5）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有所侧重的价值观导向。长期导向更注重未来，短期导向则看重眼前。[4]
3 中外档案职业伦理研究现状
3.1中国档案职业伦理研究现状。如前文所述，在一些情况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可做同义词使用，并且职业道德是研究职业伦理的核心和出发点，因此，在研究档案职业伦理时，档案职业道德自然被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在中国知网对主要文献进行检索、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并分析，发现国内有关檔案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相关研究具有几个特点： 与档案职业伦理相关的研究较为重视理论的阐述与分析，如蒋冠、秦键等认为档案职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保真求实、主动服务、尊重权益的原则[5]，提出应该从完善伦理体系、培养职业伦理意识和重视伦理宣传的方式进行档案职业伦理的建设[6]。陈祖芬通过对档案职业伦理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档案职业伦理规范有两种结构模式，一种是靠外在的约束，即制定档案职业道德规范，另外一种是内心的自觉即培养档案职业德性[7]。周林兴以档案法律以及相关职业准则为档案职业伦理依据，从馆员的基本职业态度、基本素养、履职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利用者隐私权的保密等五方面提出档案馆职业伦理建设的内容，同时分析了主体不明、缺乏公平和道德缺失等现存问题，提出应该从法律体系、运作机制、监督体系和行业规范入手进行改进[8]。杨光以道德结构论为分析框架对档案职业伦理的结构进行剖析，试图从伦理制度建设、伦理教育发展与个人内在自律三个方面构建档案职业伦理体系[9]。
档案职业道德相关研究注重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如刘昌福指出应该从建立职业道德体系、培养档案职业道德意识以及引导档案职业道德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档案职业道德建设[10]。卞昭玲通过麦肯锡公司的案例分析指出在网络环境下，保密和诚信对企业档案管理者至关重要[11]。李绍仁概括和总结了档案职业特征，对档案职业规范进行探讨，提出档案工作者职业规范包括忠于档案事业、尊重档案特性、服务社会、谦虚谨慎、努力进取等[12]。
与档案职业道德和档案职业伦理相关的研究视角多样。有学者从档案法制的角度出发探讨档案职业道德的建设，如李建立等认为档案法律与档案职业道德是档案工作中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分的两个方面，档案法律是档案法制建设的产物，档案职业道德是行业规范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13]。周德芳认为档案法律是档案职业道德的依据，档案法制建设与档案职业道德建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14]。也有学者基于档案职业教育的视角，认为档案职业道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档案职业教育的方法有理论学习、注重实践、加强自我教育与正面引导、互相监督以及树立榜样等[15]。还有学者以儒家文化的“诚”为切入点，分析了传统的“诚”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16]。
综上所述，国内对档案职业道德与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多关注档案职业道德或职业伦理的建设，一般遵循由问题分析到对策提出的研究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提出建设框架与路径。对于档案工作者的定位更多地倾向于国家记忆的保管者、历史记录的保存者，基于档案工作者为保管者与保存者的角色构建档案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原则、规范和要求。
3.2 国外档案职业伦理研究现状。国际档案大会于1996年通过了《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后被译成24种语言供各国开展档案工作参考。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也颁布了《档案工作者行为规范》，提出了档案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对档案职业进行道德层面的规范。本研究对档案学领域五个知名国际期刊[17]进行以“伦理/ethic”为主题检索，对检出文献进行筛选分析，可以发现国外对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
档案与社会正义，即档案工作者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档案正义论一直是国际档案界的热门话题，Harris是其中较为权威且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结合南非的传统提出的档案正义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受“档案正义论”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档案工作者是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如Harris指出当南非的档案工作者提到伦理时，他们不是在说“档案正义”就是在说与这个概念相关的责任或义务，因为他们定义的伦理与南非传统的档案正义紧密相关[18]。David A. Wallace认为在广泛的社会和法律框架下，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权和社会正义紧密相关，因此需要持续审视档案机构以及档案工作者在此背景下的伦理责任，准确认识档案在记忆构建过程中角色定位的同时承认档案工作者对社会的贡献[19]。
档案教育视角，即以档案教育为切入点对档案职业道德进行探究。Anne提出ICA的《档案工作职业道德》要求档案工作者应保持中立态度，使档案形成者、公众和后代对其作为公正的记录者保持信任。然而，由于档案工作具有的政治性职业特点，档案中立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有争议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呼吁关注档案在社会的文化和伦理层面的问题时，档案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她主要探讨档案中立和社会正义问题如何在档案教育的背景下出现，并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信息学院为例进行分析，在社会正义和公众信任的框架下提出档案职业伦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多样性问题，并鼓励有可能成为将来档案职业从业者的学生、学者以思辨的方式共同参与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20]。
档案实践视角，从档案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对档案职业道德进行探究。如时任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委员会主席的David Horn对其协会颁布的几版档案职业守则进行比较，并提出日常实践原则和对伦理的深入讨论会进一步促进职业守则的重新评估和修订[21]。也有学者关注档案工作的具體方面，如对档案工作者在平衡开放与获取利益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随着档案工作人员需要提供平等获取档案资源的原则被载入各种档案实践准则和道德守则，Elena Danielson认为专业的档案工作者有责任平衡继承人、捐赠人、收藏家、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利益冲突，她对Franklin D. Roosevelt、Ludwig Wittgenstein和 Sigmund Freud的限制性资料以及Ferdinand Marcos 和 Kurt 已经公开的文件资料的获取活动进行审查，发现实施这种看似简单的公开原则具有一定的困难，并提出了几种假设情况来证明实施平等获取公开馆藏原则的实际困难[22]。
人权视角，即认为人权问题应该被纳入档案职业伦理的讨论范围。Michael Cook对20世纪90年代英语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专业协会采用的道德守则进行调查，指出此类守则实际上是制定其他规定需要参照的标准。他认为与档案工作涉及的相关领域都需要伦理的约束，并就档案和文件管理领域对国际人权运动的一些回应进行了回顾。最后提出应扩大档案职业守则的范围，以指导机构和个人的工作，同时档案与文件管理工作应明确承认人权问题，并通过使命和政策声明的方式将人权问题作为导向向公众提供服务[23]。 综上所述，除国际档案专业组织与各档案专业协会颁布的档案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外，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受到了国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基于多样性的视角对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档案工作者的定位不仅限于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保存者，还包括社会正义的维护者等，更加倾向于档案机构及其档案工作人员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在对档案进行合规化保管的同时面向公众提供无差别的均等化服务。
4 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
在霍夫斯泰德的五个维度中，有两个维度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围内，原因如下：首先，如上文所述增加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的原因在于Bond对中国价值观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有一个维度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无法对应，因此将其命名为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因此，本文对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作讨论。此外，中国的男性化/女性化维度与西方一些国家差异不大，如与德国和英国并列，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作为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的文化维度。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显示了中华文化具有权利距离比较高、比较倾向于集体主义、具有最强长期导向的特点。
4.1权利距离维度下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研究中，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权利距离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或权力较小的个体对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较高，较为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在档案工作方面也有一些体现。中国传统的档案工作者更加倾向于被动地保管档案，为党管档和为国守史的思想使得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更多地注重考虑档案的保密性，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公众对档案的利用。西方一些国家权力距离较低，这和西方文化中主张人生来平等以及一系列人权运动有一定的关系，档案馆和档案工作的重要工作职责就是满足公众对档案的利用需求，而且强调无差别的服务即保证服务的均等化。
4.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文化比较倾向于集体主义，即国家和社会中的个体更加关注集体的利益，与我国的意识形态较为契合。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同样是民主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相反的，西方国家较为重视个人利益。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我国档案职业与西方档案职业定位的差异。在我国对档案职业伦理的讨论中，大多学者都将档案工作者定位为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保管者，通常会提到自上而下的建立法律框架，要求明确体制、機制关系等方式建设职业道德，西方学者更多地着眼于档案工作者管理对象的差异性，比如档案工作者在管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著人档案时都需要注意哪些具体职业道德问题等。
4.3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下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分析。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中国文化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指数排名处于第一位，意味着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长期导向，注重长远发展。这反映在有关档案职业道德的研究中，中国档案职业道德的研究通常立足于国家个社会层面宏观的考虑问题，关注顶层设计，对国家、社会、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进行考量。西方一些关于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多以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起点，或针对眼下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如哈里斯的档案正义论思想和实践的产生环境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时代背景具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非的档案领域产生并形成了“档案追寻正义”的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结语
档案职业伦理是档案事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在科学技术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各种先进技术在给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违规和违法行为提供了无数可能，滋生违规和违法念头的本源一方面在于法律法规层面的权责划分是否明确，奖惩是否分明，另一方面在于对职业道德的规范与约束是否到位。因此现代档案职业人员仅仅具有通业务、懂技术的能力是不够的，档案机构还要以职业道德培训为起点，档案工作者以职业道德的自我完善为软目标，共同构建一套健全的中国档案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正平，周中之. 现在伦理学[M]. 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1（8）：11.
[2]王荣发. 现代职业伦理学[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23.
[3]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123-127.
[4]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0-85.
[5]秦键.论档案职业伦理体系的构建[J].档案与建设，2008（11）：21-22.
[6]蒋冠，洪海.档案职业伦理刍议[J].山西档案，2007（2）：14-17.
[7]陈祖芬.档案职业伦理问题研究[J].档案管理，2007（5）：36-38.
[8]周林兴.对档案馆员职业伦理建设的思考[J].兰台世界，2012（2）：26-27.
[9]杨光.道德结构理论视角下档案职业伦理的缺失与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7（3）：84-88.
[10]刘昌福.论档案职业道德建设[J].四川档案，2002（5）：9-10 17.
[11]卞昭玲.论企业档案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建设——麦肯锡公司给我们的启示[J].档案学通讯，2003（6）：62-65.
[12]李绍仁.论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道德[J].北京档案，1997（8）：22-23.
[13]李建立，王琳娜.档案法律与档案职业道德比较研究[J].档案管理，2002（4）：24-25.
[14]周德芳.档案法制建设与职业道德建设的关系[J].档案，1992（4）：14-15. [15]王淑芬.浅谈档案职业道德教育[J].兰台世界，2013（S1）：185.
[16]刘安石.试论儒家“诚”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J].云南檔案，2008（10）：24-25.
[17]本研究所指的五个档案领域知名国际期刊分别为Archival Science、Archives and Records、American Archivists、Archives and Manuscripts、Archivaria。
[18]Verne Harris. Jacques Derrida meets Nelson Mandela： archival ethics at the endgame[J]. Archival Science. 2011（2）：113–124.
[19]David A. Wallace. Introduction： memory ethics—or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J] Archival Science. 2011（2）：1-12.
[20]Anne Gilliland. Neutral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obligations of archival education and educato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Archival Science. 2011（4）：193-209.
[21]David Horn.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in Archival Practic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89（1）：64-71.
[22]Elena Danielson. The Ethics of Access[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89（1）：52-62.
[23] Michael Cook.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actice in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in a human rights context[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7（1）： 1-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8-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