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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与本土传统观念的不断碰撞当中，中国体育经历了一系列关键的改进和转型，近代国人的体育观念也在不斷地发生着转变。研究这一变迁历程，对我们理解体育的社会功能，探寻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的互动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归纳和分析，梳理了近代国人体育观念变迁的基本脉络，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对于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体育 体育观念 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01（a）-0206-03
Abstract： Wit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native sports concepts， the sports concept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improvement. Study the change proces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our study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ports， about how to explore it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rocess will col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sports thought and then expres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Key Words：Sports； Sports concepts； Sports culture
中国近代历史的100多年间，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与本土的传统体育观念发生着碰撞与融合，这也使近代国人的身体教育观念不断经历着变化与转型。近代国人体育观念变迁的过程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中挖掘出对促进当下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宝贵启迪。
1 以艺进德、尚武崇德——德育目标引领下的传统修身观念
作为世界上形成发达文化最早的民族之一，中国人有着丰富的体育实践，体育始终与人们的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德育目标紧密互动是中国古代体育的重要特征，身体教育总是被要求从属于道德教育的目标。德育目标引领下的传统修身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近代国人关于体育的观点和态度，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思想的精髓。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只有德性与勇敢并重，刚强与揖让相统一的人，才称得上是理想的贤人君子。体育的人文性和德育的人文性的内在契合，使人们得以通过“艺德相通”“以艺进德”的方式，在体育的情境下提高道德水平。依附于道德教育目标的身体运动价值评判，深刻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发展历程，成为中国人身体教育观念的基础内容。进入近代之后，即便国人的体育观念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转型，传统修身观念的痕迹始终无法抹去，培育道德素质依然是我们对身体教育的诉求之一。
许多体育界人士将改革中国体育的希望寄托于武术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尚武崇德”为口号的国粹体育思想曾经拥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西式体操传入之初，就有人提出“一切拳勇之法，‘操身之术’，皆寓于传统导引、武术、气功之中。”袁世凯掌权期间，对学校体育作出了“添授中国固有武技”的规定。国粹体育的代表人物马良曾提出广泛推行“佩剑制度”的设想，通过佩剑的规制来标志各级官阶身份，从而促进传统武德武风的弘扬。新文化运动期间，国粹体育的思潮被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们视作是封建社会的余毒。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随感，希望揭穿国粹体育故弄玄虚的骗人伎俩。在《随感三十七》中，他曾写道：“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对国粹体育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逐渐形成了统一共识，承认了传统体育的价值，同时强调必须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
作为根基深厚的民族传统体育思想，以“以艺进德”“尚武崇德”为口号的传统修身观念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国人的体育观念，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传入，必然要经历与这片土地的古老传统融合的过程。一方面，这种融合将西方体育思想作为主体，传统观念被不断地革新改造，缓慢的发生着更加适应时代新要求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体育思想依然能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依然能适应一定社会层次人们的需要，因而能够与西方体育思想并行不悖。
2 改造身体、救亡图存——民族危机之下的军国民体育思想
在国难深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社会，身体改造成了国家复兴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改造身体救亡图存始终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主题。1902年，《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掀起了近代中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潮，也让军国民思想成为体育救国理念的代名词。1903年蒋百里在《新民众报》翻译了来自日本的“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介绍了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实施情况，讨论了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非常推崇军国民教育，认为实行军国民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将有助于扭转丧权辱国的危机，开创焕然一新的社会局面。在军国民主义倡导者的眼中，体育应该直接服务于国家，为战争和政治局面服务。从体育的地位与功能来看，军国民思想与古代集权社会的体育思想没有本质区别，强身健体的主要目的依旧是服务于社会统治的需要。然而在近代社会，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体育的功用不再是维系专制王朝的社会权力体制，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之下，身体改造便具有了民族解放和爱国主义的意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联系到了一起。 军国民思想对改变人民的身体状况，唤醒人们关注身体的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军国民体育对体育的社会功能有着过于排他性的定位，军国民思想的权威使国民体育无法逃离工具化的命运。身体教育的工具化代表着国民身体的工具化，体育追求个人幸福与发展的意义被忽视，独立的个人意识难以得到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近代中国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军国民思想并不代表着体育社会功能的全部。尤其是当一战结束，推崇军国民教育的德国战败之时，军国民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随之大打折扣。军国民体育思潮是近代体育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在中国尚不具备西方体育思想广泛传播的土壤之时，借助民族自救心理和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使近代体育的发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西方体育观念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开辟了道路。
3 “学校即社会”、“体育即生活”——个人体育意识的觉醒
随着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新思想的传播，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又使人们更加重视身体教育在实现个人幸福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為拓荒者的西方传教士首先将西方体育带到中国的土地上。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身体教育，课程设置也与兵操课截然不同。伴随着向西方学习的呼声逐渐高涨，近代体育也逐渐被更大规模的引进中国，成为学校教育的必备内容。清政府的《癸卯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需设有体操课，虽然官方学堂里的体操课仍与军事训练的内容密切相关，但这也标志着学校体育第一次得到官方学制认可。民国建立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夫完全人格，首先在体育”，将体育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他提出的“五育并举”教育主张，将体育摆在了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显著。五四运动前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传入中国，其“儿童中心主义”“个性自由发展”的主张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愈发认识到体育的内容不应限于“兵操”，实用主义的体育理论和教育方法逐渐被中国教育界理解和接受。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并于次年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学制中规定将“体操科”变为“体育科”，剔除了中小学的兵操，开始注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自此之后，田径、球类和游戏逐渐成为了体育课程的主角，以育人为目的的身体教育成为了学校体育的主流。
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传入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它引导着人们的体育观念朝着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为个人生活”的新思潮使人们更加注重以个体发展和个人幸福为目的的身体教育，国家利益不再是个人身体开发的唯一依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让“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体”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体育不再被仅仅认为是提高个人修养和娱乐的手段，而被认为是谋求个人发展的基础需求。实用主义的教育家将体育的目的定位于对人的教育，体育的意义被立足于对人自身的关注之上，成为积极塑造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对个人身体的关注也位人们理解体育在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的价值拓宽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逐渐从自然的身体运动深化进了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之中。
4 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体育在社会文化视域下的影响
对个人的身体活动的重视，为体育的社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关注体育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大型运动会的比赛成绩往往能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体育团体的纷纷建立，也使得体育对生活的影响进一步深入。体育社会实践的深入促进着国人的体育观念向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领域的深化。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近代形式的运动会陆续在中国出现。1910—1948年间，旧“全国运动会”共举行七届，对促进中国早期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从1913年起，中国开始参加远东运动会，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比赛成绩收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一场关键比赛的胜负甚至可以在国内引发巨大的舆论反响。早在1894年，国际奥委会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就曾致函李鸿章，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直到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才第一次派代表出席。1932年和1936年两届奥运会，中国都曾派出运动员参加，然而取得的成绩却乏善可陈，甚至发生了代表团路费无着运动员被困海外的闹剧。尽管如此，参加奥运会一事仍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国人将参加奥运会视作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契机，国人对国际体育发展状况的了解也随之进一步深入。
除了体育比赛引发的社会关注，体育团体的纷纷建立也极大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早期的体育团体主要由在华外商兴办，不久之后，这股潮流也传入了国人中间，国人自己的体育协会也纷纷建立起来。20年代初期，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教育界和体育界酝酿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呼声日渐高涨。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运而生，王正廷和张伯苓任第一任名誉会长。全国体协曾主办在中国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并在举办大型赛事、审定竞赛规则、编辑体育期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代体育在西方思想传入和学制变革等因素影响下经历了一段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也使得体育开始承载人们的自我表达并成为了反映社会话语权力的有效载体。1924年，《中国青年》转载了《打倒贵族式军阀式的体育制度》一文，对贵族式体育映射出的社会不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恽代英也曾尖锐地指出：“有时他们亦专门养几个体育选手，特别用牛奶饼干供养起来，以好在运动会，或者在足球比赛中，为他们的学校做一块招牌”抨击了急功近利的“锦标式体育”和官僚主义作风，力求为广大在校学生争取其体育权利。
体育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国人体育观念的发展变革，体育很快便与社会运动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从大型运动会引发的“国家狂欢”中，近代国人已经初步意识到了体育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体育的发展和媒介的运用可以使重大的体育活动成为“国家节日”，体育赛事本身也逐渐成为人们表达节日情感的常用手段，民族主义和商品经济都能从中获益。体育团体的活跃已经使体育成为将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桥梁，并让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绝不仅仅是“劳动的身体”，人们理应获得追求个人身体的健康与自由的权利。通过体育，个人与社会能够以令人惊讶而又富有成效的方式联结起来。 5 总结与启示
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向我们展示的是人们认识身体、认识体育的天然过程。古代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重视精神境界同时又备受世俗压抑的体育传统。在中国近代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首先重视起来的是体育在改造民众身体状况方面的功用。受西方体育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现了体育在个体追求发展与幸福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回归本原意义的基础上，很快地，体育开始尝试发挥其社会价值，成为一种有力的社會文化实践。
在当代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进程，而体育已经成为将情感表达转化为实质资本的核心领域之一。大众消费的时代以及休闲时间的商品化，使人们无需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便可得到来自体育世界的浸染，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越来越成为最至关重要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部分。当下，在如何看待体育的问题上，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旧观念亟待转变。崛起中的中国已不再需要将体育比赛的成绩当做是一种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暗示，个人的身体也并非只有置于国家、民族的宏大视野中才能呈现出意义和价值。2014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扶持体育产业作为国家的重要工作。产业化和综合化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导方向，它不仅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将会对我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改善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育的文化力量将激励着我们朝着人与社会更加和谐的方向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编著.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
[2] 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何启君.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4] 大卫·罗.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5] 谭华.试论近代中国体育观念的变迁[J].体育文史，1988（3）：2-6.
[6] 袁磊.蔡元培的体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1）：55-58.
[7] 马德浩.体育的哲学内涵——基于尼采哲学的探究[J].体育科学，2010（11）：86-91.
[8] 桑新民.对“五育”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1（6）：159-166.
关键词：体育 体育观念 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01（a）-0206-03
Abstract： Wit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native sports concepts， the sports concept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improvement. Study the change proces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our study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ports， about how to explore it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rocess will col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sports thought and then expres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Key Words：Sports； Sports concepts； Sports culture
中国近代历史的100多年间，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与本土的传统体育观念发生着碰撞与融合，这也使近代国人的身体教育观念不断经历着变化与转型。近代国人体育观念变迁的过程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中挖掘出对促进当下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宝贵启迪。
1 以艺进德、尚武崇德——德育目标引领下的传统修身观念
作为世界上形成发达文化最早的民族之一，中国人有着丰富的体育实践，体育始终与人们的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德育目标紧密互动是中国古代体育的重要特征，身体教育总是被要求从属于道德教育的目标。德育目标引领下的传统修身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近代国人关于体育的观点和态度，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思想的精髓。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只有德性与勇敢并重，刚强与揖让相统一的人，才称得上是理想的贤人君子。体育的人文性和德育的人文性的内在契合，使人们得以通过“艺德相通”“以艺进德”的方式，在体育的情境下提高道德水平。依附于道德教育目标的身体运动价值评判，深刻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发展历程，成为中国人身体教育观念的基础内容。进入近代之后，即便国人的体育观念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转型，传统修身观念的痕迹始终无法抹去，培育道德素质依然是我们对身体教育的诉求之一。
许多体育界人士将改革中国体育的希望寄托于武术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尚武崇德”为口号的国粹体育思想曾经拥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西式体操传入之初，就有人提出“一切拳勇之法，‘操身之术’，皆寓于传统导引、武术、气功之中。”袁世凯掌权期间，对学校体育作出了“添授中国固有武技”的规定。国粹体育的代表人物马良曾提出广泛推行“佩剑制度”的设想，通过佩剑的规制来标志各级官阶身份，从而促进传统武德武风的弘扬。新文化运动期间，国粹体育的思潮被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们视作是封建社会的余毒。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随感，希望揭穿国粹体育故弄玄虚的骗人伎俩。在《随感三十七》中，他曾写道：“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对国粹体育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逐渐形成了统一共识，承认了传统体育的价值，同时强调必须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
作为根基深厚的民族传统体育思想，以“以艺进德”“尚武崇德”为口号的传统修身观念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国人的体育观念，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传入，必然要经历与这片土地的古老传统融合的过程。一方面，这种融合将西方体育思想作为主体，传统观念被不断地革新改造，缓慢的发生着更加适应时代新要求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体育思想依然能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依然能适应一定社会层次人们的需要，因而能够与西方体育思想并行不悖。
2 改造身体、救亡图存——民族危机之下的军国民体育思想
在国难深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社会，身体改造成了国家复兴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改造身体救亡图存始终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主题。1902年，《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掀起了近代中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潮，也让军国民思想成为体育救国理念的代名词。1903年蒋百里在《新民众报》翻译了来自日本的“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介绍了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实施情况，讨论了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非常推崇军国民教育，认为实行军国民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将有助于扭转丧权辱国的危机，开创焕然一新的社会局面。在军国民主义倡导者的眼中，体育应该直接服务于国家，为战争和政治局面服务。从体育的地位与功能来看，军国民思想与古代集权社会的体育思想没有本质区别，强身健体的主要目的依旧是服务于社会统治的需要。然而在近代社会，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体育的功用不再是维系专制王朝的社会权力体制，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之下，身体改造便具有了民族解放和爱国主义的意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联系到了一起。 军国民思想对改变人民的身体状况，唤醒人们关注身体的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军国民体育对体育的社会功能有着过于排他性的定位，军国民思想的权威使国民体育无法逃离工具化的命运。身体教育的工具化代表着国民身体的工具化，体育追求个人幸福与发展的意义被忽视，独立的个人意识难以得到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近代中国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军国民思想并不代表着体育社会功能的全部。尤其是当一战结束，推崇军国民教育的德国战败之时，军国民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随之大打折扣。军国民体育思潮是近代体育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在中国尚不具备西方体育思想广泛传播的土壤之时，借助民族自救心理和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使近代体育的发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西方体育观念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开辟了道路。
3 “学校即社会”、“体育即生活”——个人体育意识的觉醒
随着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新思想的传播，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又使人们更加重视身体教育在实现个人幸福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為拓荒者的西方传教士首先将西方体育带到中国的土地上。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身体教育，课程设置也与兵操课截然不同。伴随着向西方学习的呼声逐渐高涨，近代体育也逐渐被更大规模的引进中国，成为学校教育的必备内容。清政府的《癸卯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需设有体操课，虽然官方学堂里的体操课仍与军事训练的内容密切相关，但这也标志着学校体育第一次得到官方学制认可。民国建立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夫完全人格，首先在体育”，将体育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他提出的“五育并举”教育主张，将体育摆在了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显著。五四运动前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传入中国，其“儿童中心主义”“个性自由发展”的主张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愈发认识到体育的内容不应限于“兵操”，实用主义的体育理论和教育方法逐渐被中国教育界理解和接受。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并于次年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学制中规定将“体操科”变为“体育科”，剔除了中小学的兵操，开始注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自此之后，田径、球类和游戏逐渐成为了体育课程的主角，以育人为目的的身体教育成为了学校体育的主流。
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传入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它引导着人们的体育观念朝着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为个人生活”的新思潮使人们更加注重以个体发展和个人幸福为目的的身体教育，国家利益不再是个人身体开发的唯一依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让“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体”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体育不再被仅仅认为是提高个人修养和娱乐的手段，而被认为是谋求个人发展的基础需求。实用主义的教育家将体育的目的定位于对人的教育，体育的意义被立足于对人自身的关注之上，成为积极塑造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对个人身体的关注也位人们理解体育在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的价值拓宽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逐渐从自然的身体运动深化进了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之中。
4 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体育在社会文化视域下的影响
对个人的身体活动的重视，为体育的社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关注体育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大型运动会的比赛成绩往往能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体育团体的纷纷建立，也使得体育对生活的影响进一步深入。体育社会实践的深入促进着国人的体育观念向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领域的深化。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近代形式的运动会陆续在中国出现。1910—1948年间，旧“全国运动会”共举行七届，对促进中国早期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从1913年起，中国开始参加远东运动会，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比赛成绩收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一场关键比赛的胜负甚至可以在国内引发巨大的舆论反响。早在1894年，国际奥委会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就曾致函李鸿章，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直到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才第一次派代表出席。1932年和1936年两届奥运会，中国都曾派出运动员参加，然而取得的成绩却乏善可陈，甚至发生了代表团路费无着运动员被困海外的闹剧。尽管如此，参加奥运会一事仍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国人将参加奥运会视作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契机，国人对国际体育发展状况的了解也随之进一步深入。
除了体育比赛引发的社会关注，体育团体的纷纷建立也极大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早期的体育团体主要由在华外商兴办，不久之后，这股潮流也传入了国人中间，国人自己的体育协会也纷纷建立起来。20年代初期，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教育界和体育界酝酿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呼声日渐高涨。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运而生，王正廷和张伯苓任第一任名誉会长。全国体协曾主办在中国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并在举办大型赛事、审定竞赛规则、编辑体育期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代体育在西方思想传入和学制变革等因素影响下经历了一段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也使得体育开始承载人们的自我表达并成为了反映社会话语权力的有效载体。1924年，《中国青年》转载了《打倒贵族式军阀式的体育制度》一文，对贵族式体育映射出的社会不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恽代英也曾尖锐地指出：“有时他们亦专门养几个体育选手，特别用牛奶饼干供养起来，以好在运动会，或者在足球比赛中，为他们的学校做一块招牌”抨击了急功近利的“锦标式体育”和官僚主义作风，力求为广大在校学生争取其体育权利。
体育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国人体育观念的发展变革，体育很快便与社会运动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从大型运动会引发的“国家狂欢”中，近代国人已经初步意识到了体育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体育的发展和媒介的运用可以使重大的体育活动成为“国家节日”，体育赛事本身也逐渐成为人们表达节日情感的常用手段，民族主义和商品经济都能从中获益。体育团体的活跃已经使体育成为将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桥梁，并让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绝不仅仅是“劳动的身体”，人们理应获得追求个人身体的健康与自由的权利。通过体育，个人与社会能够以令人惊讶而又富有成效的方式联结起来。 5 总结与启示
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向我们展示的是人们认识身体、认识体育的天然过程。古代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重视精神境界同时又备受世俗压抑的体育传统。在中国近代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首先重视起来的是体育在改造民众身体状况方面的功用。受西方体育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现了体育在个体追求发展与幸福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回归本原意义的基础上，很快地，体育开始尝试发挥其社会价值，成为一种有力的社會文化实践。
在当代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进程，而体育已经成为将情感表达转化为实质资本的核心领域之一。大众消费的时代以及休闲时间的商品化，使人们无需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便可得到来自体育世界的浸染，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越来越成为最至关重要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部分。当下，在如何看待体育的问题上，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旧观念亟待转变。崛起中的中国已不再需要将体育比赛的成绩当做是一种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暗示，个人的身体也并非只有置于国家、民族的宏大视野中才能呈现出意义和价值。2014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扶持体育产业作为国家的重要工作。产业化和综合化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导方向，它不仅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将会对我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改善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育的文化力量将激励着我们朝着人与社会更加和谐的方向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编著.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
[2] 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何启君.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4] 大卫·罗.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5] 谭华.试论近代中国体育观念的变迁[J].体育文史，1988（3）：2-6.
[6] 袁磊.蔡元培的体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1）：55-58.
[7] 马德浩.体育的哲学内涵——基于尼采哲学的探究[J].体育科学，2010（11）：86-91.
[8] 桑新民.对“五育”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1（6）：15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