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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导演周燕将镜头对准了瑞典的一座戒备森严的重刑犯监狱。
在那里，有合作艺术家对犯人进行一些绘画指导。
创作，对于囚禁者来说近乎一种与日常生活的联结和回忆。
周燕拍下了这些，希望能让人们看到那些被符号化的罪犯的另一面
“你这会儿在做什么呢？” Earling问妈妈。
“我正准备出去遛狗，我要出去几天，需要找个人照顾它。”妈妈在电话那头说。
“我不太喜歡狗，它总是乱撒尿。” Earling说。
“你可以给它用尿不湿啊。”妈妈笑着说。
电话这头，Earling也被逗得笑出声来。此刻，他正在监狱中，光头，一身囚服，脸上和手上都有纹身，在狱卒的监视下，他和妈妈唠家常，开玩笑。
这是纪录片《Kobbar》（中文名《无法漂移的陆地》）中的一个场景，Earling是这部纪录片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也是瑞典重刑犯监狱 Kumla 的一名犯人。Kumla号称“地下王国”，关押的都是需要最高警戒级别的犯人，包括1980年代瑞典首相谋杀案的凶手等等。
而Kumla监狱的独特不仅在于所关押的犯人级别之高，而是在这里，犯人成为了“艺术家”。Kumla监狱有一条艺术长廊，也是全世界第一条监狱艺术长廊，长廊上布满了由外聘的女艺术家和监狱内的犯人合作完成的绘画作品。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便记录了这里的犯人在狱中生活和绘画的过程。
希望犯人出狱后，忘掉这段时光
《无法漂移的陆地》整部片子自始至终没有交代Earling究竟犯了什么罪，观众无从知晓这个人的过去，在导演周燕看来，她不是在拍一个犯人，她在拍一个人，只是这个阶段，这个人在监狱里而已，他绘画，他与人交谈。周燕试图在监狱题材的纪录片里呈现日常生活的烟火味。
2015年周燕在上海参加一个艺术家驻地活动，认识了来自瑞典的女艺术家Cecilia Johnson，她受雇于Kumla监狱，是教犯人绘画的艺术导师。
“燕，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我们的监狱？”和大部分创作者一样，周燕对监狱一直怀有好奇，在Cecilia向她发出邀请之后，她独自一人去了瑞典，第一次走进了Kumla监狱。
她第一个见到的不是犯人，是一位带着孩子来探监的母亲，“那个女性打扮得很美，因为她要见自己老公嘛，那个孩子看起来挺高兴的。”周燕说自己被发生在监狱里的这一幕“人间景象”所触动。
她来到了Cecilia提到的那条艺术长廊。在这里，她看到了一幅画作，同时找到了拍摄的理由。那是一幅描述抢劫现场的绘画，犯人Jan 和两位女艺术家合作，重现了自己的犯罪过程：一个拿着铁锤的小偷，走过人行横道。两位女艺术家也都成为了他的画中人，一名女艺术家拿起花瓶，说要阻止他。“啊，当心啊！”另一面女艺术家在旁边大喊。
在这幅画里，周燕看到了水果摊、橱窗里的模特和ATM机的细节，还有画作开头和结尾处的两首诗，“看得出他在监狱里对普通生活的渴望。”这是周燕当时的感受。
Kumla监狱的艺术长廊有两边，一边是1970年代老艺术家和犯人的画作，一边是年轻女艺术家和犯人的画作。而Jan 便是1970年代长廊绘画的主要创作者之一，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留下的作品遍布长廊。周燕看到这幅作品时，Jan 已经出狱了。
周燕和团队试图去寻找这个叫Jan 的人，由于瑞典的监狱系统对犯人的隐私保护，档案馆以及监狱方无法提供相应信息。在询问了 Jan 的周边狱友、牧师、老监狱长、老艺术家和记者等人之后，周燕团队还是没能找到Jan 本人。
周燕一开始觉得有些遗憾，现在她接受了 Jan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结果。“他本人不那么重要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象征着70年代的犯人。”跟Jan 合作完成多幅画作的女艺术家曾告诉周燕，她希望犯人出狱后忘记这段时光，开始新的生活。
实际上，说服那些正在监狱里的犯人成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主角，这难度可想而知。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露面，比犯人更难说服的还有狱卒，哪怕自己的双手被镜头拍到，他们也是拒绝的。
Earling是难得的愿意不戴面罩出镜的犯人。
舍弃“攻击性”的一面，呈现“普通人”的一面
今年24岁的Earling已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只有16岁。也是这一年，他回到亲生母亲身边，才得知自己是吉普赛人。他是瑞典哥德堡一个黑帮的头目，迄今为止，辗转过北欧的9座监狱，犯罪履历开始于14岁那年。
2015年，周燕带着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 参加了斯德哥尔摩电影节。她原本打算请Earling 来参加首映，再次联系时才得知已经出狱的他又犯了罪，目前在候审阶段，不过倒是有一位参加拍摄的犯人，出狱后悄悄来到电影节活动现场，在电影的海报上留了个涂鸦。
在周燕的镜头中， 24岁的Earling 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许多。周燕见他时，觉得他像30多岁的人。“他十岁时，父亲给他注射了第一支毒品，之后他的人生几乎就围绕吸毒、贩毒和暴力展开了，他从小就缺乏关爱，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了。”周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和Earling 相处的那一个月，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拍摄，而是在和他交流，她觉得Earling之所以接受拍摄，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找寻他自己的根。 Kumla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得知周燕要去这里拍摄犯人，身边人的第一反应几乎一致，“你害怕吗？”
“一开始我也怕，了解后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跟我的世界太遥远，他们不存在任何理由去攻击一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也就不紧张了。”周燕说。
舍弃“攻击性”的一面，呈现“普通人”的一面，也成為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的特质。
4月19日，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在北京的第一场放映，国家图书馆的一间放映厅里，几乎是满座，有观众看完后感叹，“在监狱题材片子里竟然看到了小清新。”
影片结尾处，黄昏时分，天空颜色柔和，街上人来人往，随着镜头的移动，Kumla 监狱的标志出现了，这个时候，天空上有一群鸟儿飞过，鸟叫声和孩子的嬉闹声交织成的“普通生活”在Kumla 监狱外不远的地方发生着。
和片尾字幕一同出现的是海鸥的鸣叫和人们的说话声。那是录音师在法罗岛上的一家小酒吧里收录的客人交谈时的声音。周燕说那是生活的声音，是她想呈现的理想状态。
周燕此前拍摄过两部故事短片，《无法漂移的陆地》是她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其实，原本是有四个不同的犯人可以接受拍摄，后来到了实地拍摄阶段，其他三个人全都不见了，只有Earling在那里。“老天给什么，就去接受什么。”在她看来，接受那些不可预料的安排是纪录片该有的态度。
拍摄期间，周燕和来自中瑞两国的摄制团队，十个人一起，住在离Kumla 监狱100公里的小城里。每天早上开车来到监狱，每一天都是未知的，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能拍到什么。“这种不可预见性是纪录片的魔力。”就这样，监狱里一切照常运转，周燕和团队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记录这一个月当中发生在犯人Earling 身上的一切，包括正巧赶上的他出狱的瞬间。
“我是希望大家从这部片子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到此为止吧，我要跟我的家人团聚了，过两天我联系你。”摄影机记录了Earling 走出监狱的画面，结束之后，Earling对周燕说。
周燕提出了希望拍摄他出狱后生活画面的要求，他没有拒绝，不过周燕还是很担心。两天焦虑的等待后，电话响了。“他其实也需要我们的陪伴，他需要一个过程适应出狱后的生活。”
周燕和摄制团队去了 Earling的家乡，在一家泰国餐厅，他们和Earling 一起吃了顿午饭。周燕说当时竟有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她记得， Earling那顿饭只喝了很少的汤，他说不饿。他们坐在窗边吃饭，窗外能看到他的朋友和他的母亲。
吃饭期间，周燕的手机响了，是她女儿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她和女儿视频聊天， Earling也凑过来。周燕觉得，在那一刻，她和Earling，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突然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一顿饭之后， Earling答应了后续的跟拍。
“我是希望大家从这部片子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到他们彼此是怎么一步步靠近的。” Earling出狱之前，收拾行李时，没有带走电视遥控器里的电池，他说自己住过那么多监狱，遥控器里经常没有电池，他要把这两节电池留给下一个住进来的狱友。
这一细节也被周燕记录了下来。“人有慈悲之心，但也有邪心，善恶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周燕说。
片子拍了一个月，剪辑持续了一年，前后推翻了两个版本。
第一版主题是“追寻”，是侦探片的结构。周燕回忆，她和剪辑师两个人一起，一点一点弄，经常就坐在那里发呆，“其实挺绝望的。”最后剪出的片子长达5小时，她自己都觉得太杂太乱，没法看。
第二个版本，结构上更为激烈。想要呈现中瑞两国摄制团队在拍摄过程中的激烈争论。后来还是觉得哪里不对，不是她想表达的内容。
她想要探寻意义，到最后却总不满意。“导演，为什么我们这个片子要有这么多意义呢？”新加入的剪辑师的一句话，好像点醒了她。
“因为犯人不想成为艺术家，他反而是特别的、自然的，艺术难道不应该是自然、没有束缚的吗。第一版我是要去追寻一个人，一个具象的人，第二版我是要把这个冲突放在当中，而且是两国之间的冲突，我们拍到了很多很刺激的东西。最后这一版，我们就是追寻时光嘛，囚禁的时光，监狱里的人有大把的时间，他们如何打发时间，我们如今把它展示给大家，其实就是一个行为，没有意义。”周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总结。
（实习生刘成硕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那里，有合作艺术家对犯人进行一些绘画指导。
创作，对于囚禁者来说近乎一种与日常生活的联结和回忆。
周燕拍下了这些，希望能让人们看到那些被符号化的罪犯的另一面
“你这会儿在做什么呢？” Earling问妈妈。
“我正准备出去遛狗，我要出去几天，需要找个人照顾它。”妈妈在电话那头说。
“我不太喜歡狗，它总是乱撒尿。” Earling说。
“你可以给它用尿不湿啊。”妈妈笑着说。
电话这头，Earling也被逗得笑出声来。此刻，他正在监狱中，光头，一身囚服，脸上和手上都有纹身，在狱卒的监视下，他和妈妈唠家常，开玩笑。
这是纪录片《Kobbar》（中文名《无法漂移的陆地》）中的一个场景，Earling是这部纪录片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也是瑞典重刑犯监狱 Kumla 的一名犯人。Kumla号称“地下王国”，关押的都是需要最高警戒级别的犯人，包括1980年代瑞典首相谋杀案的凶手等等。
而Kumla监狱的独特不仅在于所关押的犯人级别之高，而是在这里，犯人成为了“艺术家”。Kumla监狱有一条艺术长廊，也是全世界第一条监狱艺术长廊，长廊上布满了由外聘的女艺术家和监狱内的犯人合作完成的绘画作品。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便记录了这里的犯人在狱中生活和绘画的过程。
希望犯人出狱后，忘掉这段时光
《无法漂移的陆地》整部片子自始至终没有交代Earling究竟犯了什么罪，观众无从知晓这个人的过去，在导演周燕看来，她不是在拍一个犯人，她在拍一个人，只是这个阶段，这个人在监狱里而已，他绘画，他与人交谈。周燕试图在监狱题材的纪录片里呈现日常生活的烟火味。
2015年周燕在上海参加一个艺术家驻地活动，认识了来自瑞典的女艺术家Cecilia Johnson，她受雇于Kumla监狱，是教犯人绘画的艺术导师。
“燕，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我们的监狱？”和大部分创作者一样，周燕对监狱一直怀有好奇，在Cecilia向她发出邀请之后，她独自一人去了瑞典，第一次走进了Kumla监狱。
她第一个见到的不是犯人，是一位带着孩子来探监的母亲，“那个女性打扮得很美，因为她要见自己老公嘛，那个孩子看起来挺高兴的。”周燕说自己被发生在监狱里的这一幕“人间景象”所触动。
她来到了Cecilia提到的那条艺术长廊。在这里，她看到了一幅画作，同时找到了拍摄的理由。那是一幅描述抢劫现场的绘画，犯人Jan 和两位女艺术家合作，重现了自己的犯罪过程：一个拿着铁锤的小偷，走过人行横道。两位女艺术家也都成为了他的画中人，一名女艺术家拿起花瓶，说要阻止他。“啊，当心啊！”另一面女艺术家在旁边大喊。
在这幅画里，周燕看到了水果摊、橱窗里的模特和ATM机的细节，还有画作开头和结尾处的两首诗，“看得出他在监狱里对普通生活的渴望。”这是周燕当时的感受。
Kumla监狱的艺术长廊有两边，一边是1970年代老艺术家和犯人的画作，一边是年轻女艺术家和犯人的画作。而Jan 便是1970年代长廊绘画的主要创作者之一，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留下的作品遍布长廊。周燕看到这幅作品时，Jan 已经出狱了。
周燕和团队试图去寻找这个叫Jan 的人，由于瑞典的监狱系统对犯人的隐私保护，档案馆以及监狱方无法提供相应信息。在询问了 Jan 的周边狱友、牧师、老监狱长、老艺术家和记者等人之后，周燕团队还是没能找到Jan 本人。
周燕一开始觉得有些遗憾，现在她接受了 Jan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结果。“他本人不那么重要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象征着70年代的犯人。”跟Jan 合作完成多幅画作的女艺术家曾告诉周燕，她希望犯人出狱后忘记这段时光，开始新的生活。
实际上，说服那些正在监狱里的犯人成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主角，这难度可想而知。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露面，比犯人更难说服的还有狱卒，哪怕自己的双手被镜头拍到，他们也是拒绝的。
Earling是难得的愿意不戴面罩出镜的犯人。
舍弃“攻击性”的一面，呈现“普通人”的一面
今年24岁的Earling已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只有16岁。也是这一年，他回到亲生母亲身边，才得知自己是吉普赛人。他是瑞典哥德堡一个黑帮的头目，迄今为止，辗转过北欧的9座监狱，犯罪履历开始于14岁那年。
2015年，周燕带着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 参加了斯德哥尔摩电影节。她原本打算请Earling 来参加首映，再次联系时才得知已经出狱的他又犯了罪，目前在候审阶段，不过倒是有一位参加拍摄的犯人，出狱后悄悄来到电影节活动现场，在电影的海报上留了个涂鸦。
在周燕的镜头中， 24岁的Earling 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许多。周燕见他时，觉得他像30多岁的人。“他十岁时，父亲给他注射了第一支毒品，之后他的人生几乎就围绕吸毒、贩毒和暴力展开了，他从小就缺乏关爱，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了。”周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和Earling 相处的那一个月，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拍摄，而是在和他交流，她觉得Earling之所以接受拍摄，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找寻他自己的根。 Kumla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得知周燕要去这里拍摄犯人，身边人的第一反应几乎一致，“你害怕吗？”
“一开始我也怕，了解后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跟我的世界太遥远，他们不存在任何理由去攻击一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也就不紧张了。”周燕说。
舍弃“攻击性”的一面，呈现“普通人”的一面，也成為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的特质。
4月19日，纪录片《无法漂移的陆地》在北京的第一场放映，国家图书馆的一间放映厅里，几乎是满座，有观众看完后感叹，“在监狱题材片子里竟然看到了小清新。”
影片结尾处，黄昏时分，天空颜色柔和，街上人来人往，随着镜头的移动，Kumla 监狱的标志出现了，这个时候，天空上有一群鸟儿飞过，鸟叫声和孩子的嬉闹声交织成的“普通生活”在Kumla 监狱外不远的地方发生着。
和片尾字幕一同出现的是海鸥的鸣叫和人们的说话声。那是录音师在法罗岛上的一家小酒吧里收录的客人交谈时的声音。周燕说那是生活的声音，是她想呈现的理想状态。
周燕此前拍摄过两部故事短片，《无法漂移的陆地》是她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其实，原本是有四个不同的犯人可以接受拍摄，后来到了实地拍摄阶段，其他三个人全都不见了，只有Earling在那里。“老天给什么，就去接受什么。”在她看来，接受那些不可预料的安排是纪录片该有的态度。
拍摄期间，周燕和来自中瑞两国的摄制团队，十个人一起，住在离Kumla 监狱100公里的小城里。每天早上开车来到监狱，每一天都是未知的，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能拍到什么。“这种不可预见性是纪录片的魔力。”就这样，监狱里一切照常运转，周燕和团队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记录这一个月当中发生在犯人Earling 身上的一切，包括正巧赶上的他出狱的瞬间。
“我是希望大家从这部片子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到此为止吧，我要跟我的家人团聚了，过两天我联系你。”摄影机记录了Earling 走出监狱的画面，结束之后，Earling对周燕说。
周燕提出了希望拍摄他出狱后生活画面的要求，他没有拒绝，不过周燕还是很担心。两天焦虑的等待后，电话响了。“他其实也需要我们的陪伴，他需要一个过程适应出狱后的生活。”
周燕和摄制团队去了 Earling的家乡，在一家泰国餐厅，他们和Earling 一起吃了顿午饭。周燕说当时竟有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她记得， Earling那顿饭只喝了很少的汤，他说不饿。他们坐在窗边吃饭，窗外能看到他的朋友和他的母亲。
吃饭期间，周燕的手机响了，是她女儿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她和女儿视频聊天， Earling也凑过来。周燕觉得，在那一刻，她和Earling，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突然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一顿饭之后， Earling答应了后续的跟拍。
“我是希望大家从这部片子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到他们彼此是怎么一步步靠近的。” Earling出狱之前，收拾行李时，没有带走电视遥控器里的电池，他说自己住过那么多监狱，遥控器里经常没有电池，他要把这两节电池留给下一个住进来的狱友。
这一细节也被周燕记录了下来。“人有慈悲之心，但也有邪心，善恶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周燕说。
片子拍了一个月，剪辑持续了一年，前后推翻了两个版本。
第一版主题是“追寻”，是侦探片的结构。周燕回忆，她和剪辑师两个人一起，一点一点弄，经常就坐在那里发呆，“其实挺绝望的。”最后剪出的片子长达5小时，她自己都觉得太杂太乱，没法看。
第二个版本，结构上更为激烈。想要呈现中瑞两国摄制团队在拍摄过程中的激烈争论。后来还是觉得哪里不对，不是她想表达的内容。
她想要探寻意义，到最后却总不满意。“导演，为什么我们这个片子要有这么多意义呢？”新加入的剪辑师的一句话，好像点醒了她。
“因为犯人不想成为艺术家，他反而是特别的、自然的，艺术难道不应该是自然、没有束缚的吗。第一版我是要去追寻一个人，一个具象的人，第二版我是要把这个冲突放在当中，而且是两国之间的冲突，我们拍到了很多很刺激的东西。最后这一版，我们就是追寻时光嘛，囚禁的时光，监狱里的人有大把的时间，他们如何打发时间，我们如今把它展示给大家，其实就是一个行为，没有意义。”周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总结。
（实习生刘成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