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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春》是张爱玲的一部很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物的生活空间是张爱玲笔下常见的、读者熟悉的男权社会。一如张爱玲以往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又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型女性，受男权压制的自我牺牲型女性和具有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本文分别选取典型人物对这三类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悲剧性特征。
【关键词】《十八春》；女性形象；男权；悲剧性
作为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张爱玲深深地渴望着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重重枷锁，成为一种自由而真实的存在优美地生存着。张爱玲认同、接受女性的性别角色，但她同时注意到了都市社会中男权对女性命运的奴役和女性对自己命运的奴役，她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更是可悲的。《十八春》中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但无论是哪种类型，其命运都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的。
一、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型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数都是富于悲剧意味的传统型女性。女性经济上或精神上的不独立，使她们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
《十八春》中的沈太太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她是沈啸桐的原配妻子，她信守传统礼教中的三从四德，对于命运的不公平总是逆来顺受。沈啸桐虽然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但她却没有资格和他住在一起。沈啸桐在外面另有一个“家”，而她却只能和儿子一家相依为命，承担着支撑这个残缺的“家”的全部责任。但可悲的是，她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甚至抱怨，她认为这都要归结于她的命不好，她的全部要求就是到了除夕，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必得回家，“一家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分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丈夫到家里就像个客人，可她仍感到满足。这是作为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的悲哀，更是和沈太太一样依附着男人而生存的一代女性的悲哀，她们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就只能听之任之，任由命运摆布。
实际上，沈太太从经济上讲应该算个新式妇女，因为男权社会的大环境下，她有自己的事业——经营皮货店，有经济收入，甚至成为全家人的经济支柱。但是，她的思想却是传统的，经济上的独立是被生活所迫，并不
是她用来抗争命运的一种手段和武器，她理想中的生活是相夫教子，安安稳稳地做好贤妻良母。这种依附于男性
而生存的传统型女性是坐稳了奴隶的一类，其自身的悲剧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二、受男权压制的自我牺牲型女性
在作品表现的这个社会空间里，还有另外一类女性形象，她们并非对于男权压迫无动于衷，她们也想抗争，也想摆脱枷锁，但仅仅依靠她们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与男权制度抗争的。因此，迫于生计，她们只好以自我牺牲来表达对于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和控诉。
曼璐就是这类女性代表，曼璐有自己追求的爱情，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年轻一代敢于打破一切旧生活、重建新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可是，在男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独立似乎成为天方夜谭，女性的抗争也就必然成为一种徒劳，更何况曼璐只是一个被生活所迫而且还要养家糊口的悲剧性人物，因此对命运的抗争最终只能变成了无奈的一声叹息。作为一个除了自己一无所有的底层女性，曼璐只能依靠满足男性对于她的身体的需要来维持生计。于是曼璐做了舞女，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符号和躯壳，不仅深受着身体上的折磨，还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当青春慢慢消逝，再也无法再吃青春饭的曼璐只能选择嫁人，而有着这样一种身份和经历的曼璐哪里还有资格选择爱情？无奈之下她嫁给了无赖祝鸿才。但这时的曼璐已经完全麻木了，已经从出卖肉体过渡到了出卖灵魂的程度，早年的漂泊让她很看重现有的那一份相对安宁的生活，为了维持现状，她丧失了最后的亲情、良知和理性，竟然帮祝鸿才强暴了自己的妹妹曼桢，毁了曼桢的一生。
曼璐这类女性，头脑中具有反抗意识，但却缺少抗争的勇气和实力，在男权的枷锁和生活的压迫下，她们只
能无奈地选择牺牲自己，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生存下去的资格。实际上，她们已经死去，这种挣扎是走向自我毁灭的路途上的一种焦灼和绝望。
三、具有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一般以被损害的、人格扭曲的、在痛苦中挣扎迷茫却找不到出路的女性形象居多。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十八春》中，张爱玲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具有女性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曼桢。
曼桢是张爱玲笔下少有的一类具有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是张爱玲赞美和肯定的，但无情的现实总会将理想型人物身上的光辉黯然失色。曼桢的美好总是被生活的残酷和理想的破灭打磨的消失殆尽，男权的镣铐并没有因为曼桢的美和善而改变其摧残人的本性，曼桢在黑色的旋涡中不断地挣扎、陷落，再挣扎、再陷落，直至落入毁灭的深渊。这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打击使曼桢身上的理想之光显得那样微弱，张爱玲将自己对于女性的理想和希望植于曼桢身上，与此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这种理想的不切实际和不堪一击。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曼桢的独立人格在男权中心的社会大环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孤立而不再是独立，而这种理想也只能成为一种幻想。
曼桢虽然没有甘于依附男性而生存，也没有像曼璐一样就此堕落，但单纯依靠独立人格和个人奋斗是无法改变女性的悲剧性命运的，尽管作家在曼桢身上寄予了理想和希望，她仍然是旧时代一个饱受不幸的女性。张爱玲在曼桢身上寄予的是一种光明和理想，但同时也有着救赎无望的无奈与怅惘。
三类女性的悲剧既是男权中心社会背景压制下的畸形产物，更与她们自身的意识上的蒙昧和性格缺陷分不开，她们能够体会到那种切肤之痛，却陷入男性话语权力控制下的时代漩涡之中找不到出路。张爱玲要借她笔下的女性告诉读者：女性应当争取独立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只有集体觉醒并与女性角色的悲剧性命运做不懈的抗争，才能拥有女性自己的一片天空。
【参考文献】
［1］傅雷，《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收入《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l月。
［2］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3年12月。
［3］张子静，《我的姐姐》，《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责任编辑：张子佳
【关键词】《十八春》；女性形象；男权；悲剧性
作为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张爱玲深深地渴望着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重重枷锁，成为一种自由而真实的存在优美地生存着。张爱玲认同、接受女性的性别角色，但她同时注意到了都市社会中男权对女性命运的奴役和女性对自己命运的奴役，她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更是可悲的。《十八春》中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但无论是哪种类型，其命运都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的。
一、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型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数都是富于悲剧意味的传统型女性。女性经济上或精神上的不独立，使她们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
《十八春》中的沈太太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她是沈啸桐的原配妻子，她信守传统礼教中的三从四德，对于命运的不公平总是逆来顺受。沈啸桐虽然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但她却没有资格和他住在一起。沈啸桐在外面另有一个“家”，而她却只能和儿子一家相依为命，承担着支撑这个残缺的“家”的全部责任。但可悲的是，她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甚至抱怨，她认为这都要归结于她的命不好，她的全部要求就是到了除夕，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必得回家，“一家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分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丈夫到家里就像个客人，可她仍感到满足。这是作为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的悲哀，更是和沈太太一样依附着男人而生存的一代女性的悲哀，她们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就只能听之任之，任由命运摆布。
实际上，沈太太从经济上讲应该算个新式妇女，因为男权社会的大环境下，她有自己的事业——经营皮货店，有经济收入，甚至成为全家人的经济支柱。但是，她的思想却是传统的，经济上的独立是被生活所迫，并不
是她用来抗争命运的一种手段和武器，她理想中的生活是相夫教子，安安稳稳地做好贤妻良母。这种依附于男性
而生存的传统型女性是坐稳了奴隶的一类，其自身的悲剧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二、受男权压制的自我牺牲型女性
在作品表现的这个社会空间里，还有另外一类女性形象，她们并非对于男权压迫无动于衷，她们也想抗争，也想摆脱枷锁，但仅仅依靠她们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与男权制度抗争的。因此，迫于生计，她们只好以自我牺牲来表达对于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和控诉。
曼璐就是这类女性代表，曼璐有自己追求的爱情，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年轻一代敢于打破一切旧生活、重建新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可是，在男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独立似乎成为天方夜谭，女性的抗争也就必然成为一种徒劳，更何况曼璐只是一个被生活所迫而且还要养家糊口的悲剧性人物，因此对命运的抗争最终只能变成了无奈的一声叹息。作为一个除了自己一无所有的底层女性，曼璐只能依靠满足男性对于她的身体的需要来维持生计。于是曼璐做了舞女，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符号和躯壳，不仅深受着身体上的折磨，还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当青春慢慢消逝，再也无法再吃青春饭的曼璐只能选择嫁人，而有着这样一种身份和经历的曼璐哪里还有资格选择爱情？无奈之下她嫁给了无赖祝鸿才。但这时的曼璐已经完全麻木了，已经从出卖肉体过渡到了出卖灵魂的程度，早年的漂泊让她很看重现有的那一份相对安宁的生活，为了维持现状，她丧失了最后的亲情、良知和理性，竟然帮祝鸿才强暴了自己的妹妹曼桢，毁了曼桢的一生。
曼璐这类女性，头脑中具有反抗意识，但却缺少抗争的勇气和实力，在男权的枷锁和生活的压迫下，她们只
能无奈地选择牺牲自己，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生存下去的资格。实际上，她们已经死去，这种挣扎是走向自我毁灭的路途上的一种焦灼和绝望。
三、具有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一般以被损害的、人格扭曲的、在痛苦中挣扎迷茫却找不到出路的女性形象居多。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十八春》中，张爱玲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具有女性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曼桢。
曼桢是张爱玲笔下少有的一类具有独立人格的理想型女性，是张爱玲赞美和肯定的，但无情的现实总会将理想型人物身上的光辉黯然失色。曼桢的美好总是被生活的残酷和理想的破灭打磨的消失殆尽，男权的镣铐并没有因为曼桢的美和善而改变其摧残人的本性，曼桢在黑色的旋涡中不断地挣扎、陷落，再挣扎、再陷落，直至落入毁灭的深渊。这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打击使曼桢身上的理想之光显得那样微弱，张爱玲将自己对于女性的理想和希望植于曼桢身上，与此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这种理想的不切实际和不堪一击。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曼桢的独立人格在男权中心的社会大环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孤立而不再是独立，而这种理想也只能成为一种幻想。
曼桢虽然没有甘于依附男性而生存，也没有像曼璐一样就此堕落，但单纯依靠独立人格和个人奋斗是无法改变女性的悲剧性命运的，尽管作家在曼桢身上寄予了理想和希望，她仍然是旧时代一个饱受不幸的女性。张爱玲在曼桢身上寄予的是一种光明和理想，但同时也有着救赎无望的无奈与怅惘。
三类女性的悲剧既是男权中心社会背景压制下的畸形产物，更与她们自身的意识上的蒙昧和性格缺陷分不开，她们能够体会到那种切肤之痛，却陷入男性话语权力控制下的时代漩涡之中找不到出路。张爱玲要借她笔下的女性告诉读者：女性应当争取独立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只有集体觉醒并与女性角色的悲剧性命运做不懈的抗争，才能拥有女性自己的一片天空。
【参考文献】
［1］傅雷，《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收入《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l月。
［2］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3年12月。
［3］张子静，《我的姐姐》，《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责任编辑：张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