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我被安排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到文史馆之后，有幸经常到先生的书斋去请示汇报工作，渐渐的熟识热络起来。除了汇报工作，还常留下促膝谈心，聆听先生教诲。天南海北、古往今来、随心所欲、娓娓道来；经典掌故、名人轶事、妙趣横生、随手拈来。对我来说，每次和先生谈心，无疑都是一堂最生动最具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课，都是一次难得的精神大餐。我乐此不疲，频繁走动，每次都是留恋忘返，时至日落西山，方才依依惜别，告辞归家。我十分珍惜和先生的十载神交，至今先生的音容笑貌还鲜活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先生的至理名言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最敬仰先生的平和淡定。先生在与我交谈中，对某些文艺团体的名利之争很不以为然，对文史研究馆却是赞赏有加。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不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就是熟谙书画的丹青高手，人人都是谦谦君子，知书达理、严于自律、彼此尊重、相互敬慕，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定期聚会，挥毫泼墨、吟诗填词、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每次活动都是一次抒发文思、交流学问的文人雅聚。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与世无争亲切高雅的文人圈中，先生感到如鱼得水，由衷高兴，以为这个集体才符合他老人家的秉性。
　　我最敬仰先生的无私奉献。先生是全国知名的大书法家，他的墨宝可谓是一字难求。可是，对文史馆的需求，先生从来都是全力支持。我每次因公而到先生的书房去求字时，先生都是不论锱铢，欣然命笔。最令我感动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史馆第一次组团出访新加坡，先生以耄耋之年带团前往，因先生的声望所在，代表团受到当地华人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当时，为了帮助文史馆筹措出国经费，先生在海外破例按求字者的要求，当场创作书法作品，解救了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以先生之身份，能如此之仗义，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我最敬仰先生的知恩图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是小人。先生是一位知恩必报的典范。先生对润笔之资，采取的是区别对待的办法，凡公益性质的求字，凡学术著作的题签，一概免费相赠；凡商业活动的题字，凡个人爱好的收藏，均酌情收费。尽管如此，求字者还是趋之若鹜。因此，先生的经济收益之丰可想而知，但是，先生却是布衣蔬食，生活简朴。而为了报答原辅仁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他甘愿倾其创作收益，集资达数百万元，捐献给北京师范大学，以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之名，建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奖励优秀师生，倡导公益，回报社会。
　　我最敬仰先生的刚正自重。在书画界有少数人，往往以其作品作为附炎趋势的敲门砖，眼中只有权贵，而无布衣。先生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据传先生曾到某省造访，当政者纷纷登门求字，他都推托返京再说。但回京后他并未提笔给任何领导者写字，却给当时为他服务的司机寄去墨宝一幅，一时传为佳话。据我与先生相处十余年所知，从未见先生向任何领导机关的任何领导人赠字，也未给当时参事室和文史馆的几位负责人题字，我们也订有规矩，不准向馆内任何书画家索要字画。可以断言，我们与先生之间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然而，先生对机关的工人师傅和一般干部却关爱有加，经常主动向他们赠字，当时机关的汽车司机和工作人员几乎人人藏有先生的墨宝。
　　我最敬仰先生的豁达幽默。我深感先生是一位世事洞明的乐天派。在他的书斋之中，有一只硕大的绒布熊猫，还有先生笑容可掬地抱着这只可爱的熊猫合影的大幅彩照，把整个房间衬托得喜气洋洋生机盎然。我经常拜访先生，他总是彬彬有礼，笑脸相迎，尽显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先生说话，非常风趣，玩笑之语，深藏哲理。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佳话。先生与夫人感情甚笃，夫人仙逝后，先生怀念不已，常在诗文中表露出来。曾有热心人劝先生再找一个老伴，先生问他，“伴”字怎么写？此人说，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半字。先生又说：要是把“亻”字改成“纟”呢？那不就成了一个“绊”字了吗！先生此言一出，那位老兄心中明白，就不往下讲了。可见先生所讲半字之差多么微妙，它道尽了人间多少酸甜苦辣，风趣之语，含意深邃。
　　下面再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当时有人推荐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当文史馆员，征求意见时，馆员当中有说好话的，有道其劣行的，两种意见，互不相让，我感到左右为难，无法决断，便去向先生请示，请他裁定。先生不作正面回答，却给我讲了一则寓言。他说：一棵大树，栖满小鸟唧唧喳喳，其乐融融，突然飞来一只乌鸦，落在树上，结果把满树的小鸟全给惊飞了。听罢上则寓言，我立感茅塞顿开，即时回到馆内，召开馆员会议，传达先生所讲的寓言，表明我的态度，顺利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为此，我深感先生的智慧之高，常人难攀。
　　（作者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