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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评是中肯而深刻的，伦理学是他们所涉及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尽管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是相对零散的，但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因而综合研究其学术成果对于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后现代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可以归结为祛除伦理的三大社会机制，其对现代伦理学的批判则直指其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后现代主义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学的解构，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西方现代伦理学异化的必然性，并启示着未来伦理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伦理学；解构；建构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6）05-0127-05
收稿日期：2006-02-2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4SJB720006）
作者简介:乔学斌（1970-），男，江苏海安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南京医科大学讲师，从事伦理学、教育学研究。
现代社会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文明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仅没有带来伦理上相应的进步,相反却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这并不是指善人与恶人或善行与恶行的比例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指社会在以一种非伦理的机制运行,它不鼓励甚至排斥人们真正的道德思考和道德行为。“道德败坏古已有之,我们的时代决不独善。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时代独有的东西”。[1]（P1）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可能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例如，20世纪,纳粹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大约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它充分利用了现代文明的工业技术和官僚体系,其规模、速度令历史上所有的屠城、种族仇杀甚至是种族灭绝都相形见绌。“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2]（P20）数目庞大的无辜受害者被数目极小的疯狂刽子手杀害,数目更加庞大的善良的旁观者却无能为力,这一切都根源于现代社会的“祛伦理”机制，而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则蕴含在现代伦理学之中，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伦理学异化的必然结果。
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伦理学内部进行的批判是深刻而中肯的，赵敦华先生说，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哲学集中了现代西方哲学内部一切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因素；它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但却未能超越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现实，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或文化形态。”[3]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没有成为某种“全新的哲学或文化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颠覆“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颠覆不是解救，只具有为解构而解构的的破坏性”。[4]事实上，因为后现代主义从现实和伦理学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给予了全面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内容和方法一定意义上也就预示着未来伦理学发展的方法或方向。
一、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伦理现实的批判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尽管我们的文明仍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3]，显然他们的思考和讨论并不着眼于某个具体的情景或事例，讨论的不是道德问题，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与伦理机制问题，当现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毁誉、自我拆除的阶段时，很多以前的伦理学理论所遵循的路径，开始“看上去像一条盲目的小径，同时，对道德现象进行激进、新颖理解的可能性之门被开启了。”[5]（P31）
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伦理现实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者思考的重点之一。他们追问，为什么那些善良的人们会搁置道德思考、抛开道德责任并放弃道德行动？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懦弱，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例如，在纳粹大屠杀这个上世纪最大的罪恶中，普通平民甚至犹太人自己本身就是大屠杀的参与者，“屠杀中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合作是难以想象的，犹太受害者与纳粹党卫军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是大屠杀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2]（P1）“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2]（P20），这个残酷的结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的社会机制，追问伦理是如何从现代社会中无声地消失的？
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弊病，这三个弊病其实切中了伦理学缘何失效的三个机制。第一，现代社会将人们的生活“碎片化”了，这构成了弱化人们道德情感的社会机制。“技术将生活打碎成一系列问题，将自我打碎成一个产生问题的多面体”，而法律又进一步拉大本已“碎片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亲近是隐私和道德的范围；距离是疏远和法律的领域”。[2]（P31）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与纳粹用数字、星号来指代活生生的犹太人相类似，我们是被用角色和职务所指代的，犹太受害者和我们的形象一样被抽象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演变成了人与物和符号的关系，正如纳粹使人们对犹太人逐渐产生出一种道德情感上的中立和麻木，我们也渐渐培养起我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冷漠与麻木。另一方面，纳粹曾实行隔离制度，“这不仅仅是身体上遭到隔离的问题，而是摧残这之间的和睦以及将受害者排斥于这种和睦之外的一种功能”[2]（P20），它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之相似，我们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为人与人的交流必须通过媒介，而这些媒介在现代社会都是可以随时被抽离的，如吉登斯所指出的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一旦这些媒介失效了或者我们离开了特定的场所我们相互立即就成了陌生人（例如走出机场的空中小姐对我不再亲切）。
第二，现代社会中"责任是漂流的"，这构成了取消道德责任的社会机制。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体系为每一参与其中的人都规定了明确的、具体的技术责任或职业责任，人们必须并习惯于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行事，最后造成的状况就是"有罪恶却没有犯罪者"。这强烈地体现在纽伦堡审判中：当奥伦多夫解释为什么他不辞掉特别行动队的领导职位时说，“我处的位置不是去判断上司的措施……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个军人的事实，因此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2]（P18）无怪乎，1945年，还尚未从大屠杀的惊恐中恢复过来的德怀特·麦克唐纳急呼：“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技术责任和职业责任不断瓦解着人们的道德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2]（P18）一方面这种责任不是面向角色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仅针对于“我”，“正是这种责任的惟一性（而不是‘普遍性’）和非互换性把我置于道德关系之中。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而不论这个世界上其他所有同胞是否会为他们的同胞做我将要做的事”。另一方面，这种责任总是趋向于无限的，“我的责任总是走在前面，总是比他者的要大”，“谈起那些在大屠杀的恐怖下幸存下来的任何人的道德责任，纳粹受害人最积极的、最专注的营救者之一W·巴特茨乌斯基（Wladyslaw Bartoszewski）断定：只有那些以死亡为别人带来帮助的人，才可以说他们已经做的足够多”。[2]（P31）
第三，坚持工具理性而否认道德思维的社会机制。后现代思想家看到在市场经济中、在民主政治中，在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领域中，普遍盛行的便是工具理性，正因为如此查尔斯·泰勒将工具理性视为现代社会中面临的三个隐忧之一。[1]（P1）在大屠杀中，出于“理性”算计的考虑，犹太委员会曾为德国人积敛资金，负责监管生产和分配，看管被俘人员，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而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帮纳粹做了大量让大屠杀省事的工作。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中，目的本身是无须质疑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选择恰当的手段，手段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的价值。而在道德思维方式下，目的和手段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手段对目的的地位是相对的，道德从不允许人们不择手段，“现代官僚体系里，理性思维方式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主要的关怀”。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处于支配性地位，“经济增长的要求用来为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辩护，同样的要求使得我们对环境的需要，甚至对潜在的灾难无动于衷……我们社会规划的运作方式……大多也是被种种形式的代价-利益分析所左右，这类分析涉及一些荒诞不经的计算，用美元估算人命。”[2]（P31）
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伦理学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现代哲学家、伦理学家是现代社会的设计者、建构者和改进者，是国家和政治家的“合谋者”。可以说，现代社会所存在的诸多伦理困境早就包含在了现代哲学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之中。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出现代伦理学自身的诸多悖论，指出了现代伦理学的本质性失败。
主体性、理性和世俗性是现代哲学、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它们是自由主义、规则主义、功利主义、情感主义等伦理学的共有特征。赵敦华[7]先生说，“在研究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纲领时，常以主体性、理性和实证性为其根本特征，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指出现代性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即世俗性，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ecu）在其《现代性之五面》中详细追述“现代”概念的起源时，就指出“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中古史中的世俗化过程相关，且直接源自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8]现代伦理学内部是悖论丛生的，它的这三个属性同时都是自己反对自己的力量。
首先，以主体为理论原点的现代伦理学，无一不宣布自己的理论是对人性的解放，使人从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下摆脱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潮被命名为启蒙运动。康德说人要自己为自己立法，而启蒙的意思就是自己学会独立的思考。现代伦理学对人的解放是一种本体论的解放，一种最为彻底的解放，“个体不再是由偶然出生所铸造的不可改变之模型，也不再被偶然赋予的狭隘人性所限制”，那个时候人们对自由的新感觉是如此地令人陶醉，自由被人喜气洋洋地赞美，自由被人尽情地享受，“人像空气一样自由，可以做他想做的所有事”。[2]（P31）但这欢乐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人的自由是以牺牲他自己的特性为代价的，被从特定环境中抽来出来的人立即就陷入了善与恶、信任与猜疑、亲近与疏理的困惑之中。在现代伦理学的设计中，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不是善的、值得信任的、可以亲近的，否则就无法构成社会、组织，从而人自己也无法存在；人也不得不同时是恶的、需要猜疑的、应该疏离的，否则就会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于是现代伦理学全部都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某种规范理论、控制理论、管理理论。对人的控制从来没有像现代社会如此严密而反动，例如为了让善者更容易行善，恶者更不容易作恶，各国政府现在都开始倾向于给富人更多的钱去行善，给穷人更少的钱[2]（P31）以让他们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游荡、吸毒、作恶。现代伦理学到底是指向了人性的解放，还是对人的控制？
其次，理性一直是现代伦理学最为自豪的桂冠，自从康德在休谟的启示下从独断论（教条主义）的迷梦下清醒过来以后，此后近两百年现代伦理学史就可以看作是一部理性胜利的历史。依靠理性的帮助，现代伦理学踏上了寻找普遍性之旅，“正确的人类社会道德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建立，即允诺给每一个人以人的资格--不依赖凌驾于人之上或者超人类的权威，如果以一小部分人的名义发表言论，就像负有一种额外之罪。”[2]（P31）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在整个现代时期，道德哲学家都把努力的目标定位减少多元性和驱逐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各门各派的伦理学都坚持认为，目前存在的相对性、多元性都是当前的，在未来它们将会被消除，狄德罗称现代人为“对后代的偏爱狂”，艾伦·菲克尔克鲁特说“现代人依靠将来的能力来纠正现在的不公平”。[4]（P31）但在理性的帮助下对一元性与普遍性不屈不挠的未来追求中，我们分明看到的是当前道德标准的多元化、“文明的冲突”，现在即使最大的一元性和普遍性也会“在国界处终止”。[2]（P31）李慎之先生多年前就曾敏锐地指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论述其实是对美国社会内部多元化状况的忧虑！一元性、普遍性是现代伦理学的不肯放弃、不能放弃的主张和“未来”，而多元性、特殊性又是现代伦理学不断在延续“现在”！
最后，现代伦理学中的世俗性相对的是前现代的神圣性，它意指在人的存在之前没有一个上帝，人不以任何神秘、神圣的东西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正如赵敦华先生说，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意识代替神圣主体，“自我是万物的尺度”。在这样世俗性的要求下，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就是“共在”，即我和他人在一起。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上帝问该隐：“你弟弟哪儿了？”该隐愤慨地回敬说：“我是弟弟的保护人吗？”在现代伦理学中，每个人都可以问该隐问过的问题，我是他人的保护人吗？即使我愿意做他人的保护人，他人愿意“先天地”接受某种帮助下的强制吗？这个问题用哲学的语言说出来就是，人类是一个实体吗？如果人类是一个实体，它也只能是一个“集合”，是“计算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实体又能为人们设定什么有价值的道德责任呢？如果人类不是一个实体，那么我就不对任何人负有责任！世俗性根本地取消了伦理学！查德·A·科恩说，“存在或不存在并不是伦理学的问题之所在”。[4]（P31）
三、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学启示
现代伦理学在一种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建构其学科体系，表面上看是对人性的张扬，而因为其理论假设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旦进入现实必然导致异化。事实上，以现代伦理学为设计模板的现代社会也确实逐渐呈现出其异化的各种迹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伦理学的解构，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具有启示性，因为它不是从现代社会或现代伦理学外部给予攻击，而是通过揭示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学存在的危机和悖论，从其内部进行的解构，所以有可能吸取现代性所业已取得的成就，并开出未来伦理学的新花。
在伦理现实上，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启示就是伦理的独立性并不存在于某种确定形式的组织之中，绝不再用政治来取代伦理。这种独立不是要建立什么样的伦理组织，而是在目前现存的社会组织中重新建立起伦理得以存在的机制。麦金太尔指出，民族国家与现代家庭都不是能够孕育出有德性的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们的逻辑是利益的较量和绝对的权威，它们没有为人们的道德思考留有余地。在这些地方，即使人们假称在考虑着道德问题，也仅是无历史感地衡量着身边人或现在人的利益。伦理是培养道德智慧的社会机制，而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元素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大之力量，而对其使用之引导却是如此之少……在我们最不相信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最需要智慧”。麦金太尔认为，离开对人类道德探究史的回顾和在与人交往过程中的道德实践训练，是无法培养出人的道德智慧的，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民主国家和现代家庭两者的居间区域，如各种协会、邻里、团体等。正是在这些不固定的社会交往体系中，通过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机制中的存在问题相对抗，人们的道德主张得到了表达和实现，而这种机制才是真正的伦理机制。
在伦理学研究上，后现代主义启示伦理学研究的重点不应当某种绝对独立的伦理学学科，不是设法如何指导人们的道德思考和行动。试图对人在道德上予以指导一直是现代伦理学的目标之一。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批评这种方法是对人进行规训和控制，无法逃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最后必将沦落为“权力-知识”体系的帮凶。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新颖之处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放弃有特性的现代的道德关怀，而在于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现代方法--即用……强制性的、标准的规则和在理论上进行绝对性、普遍性、根本性的哲学追问作为对道德挑战的回应”。现代主义启示并希望“在现代伦理哲学和政治实践中消失的道德力量之源能够重新出现，同时它们在过去消失的原因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并且作为一种后果，社会生活“道德化”的机会会得到提高”。[5]继续试图在一种理论抽象的层面上进行伦理学的学科建构已经失败，还将继续失败，脱离开作为整体的社会有机体来讨论伦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伦理学相对独立性的重视，事实上则会导致伦理学被逐出实践之外，在某种真空中讨论神圣问题。伦理学学科的特殊性仅在于其特殊的学科研究方法，而不在于有也没有必要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有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等，却不能找出一个纯粹的伦理领域，伦理存在于上述这些领域之中而不是之外。
参考文献：
［1］ 赵敦华，江立成.后现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J］.哲学研究,1994，(1)：64~72.
［2］ 万俊人.“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的建构与解构（论纲）［J］.学术月刊,2000，(9)：3~7.
［3］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 炼.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田 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 赵敦华.超越的循环--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循环关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4)：78~86.
［8］ Alastyre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M］.Carus Publishing Company,1999.
The Ethics Enlightenment of Postmodernism
QIAO Xuebin1,WANG Pengfei2
（1.College of Humanities,South East University,Nanjing,210018;
2.Office of CPC Committee,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9,China）
Abstract：Being strongly against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has brought about wide revolutions in west modernity ethics studies. Because they face the same problem of modernity, though they may focus on different argument and use different method, it is of current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combin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Most social problems in modern society are due to the social mechanic of dispelling ethic, and actually it is the modern ethics’ false.Postmodernism ethics has criticized modern ethics in reality field and in theory field, and it enlightens a new way in ethics study.
Key words：modernity;modernism;postmodernism;ethics;de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伦理学；解构；建构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6）05-0127-05
收稿日期：2006-02-2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4SJB720006）
作者简介:乔学斌（1970-），男，江苏海安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南京医科大学讲师，从事伦理学、教育学研究。
现代社会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文明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仅没有带来伦理上相应的进步,相反却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这并不是指善人与恶人或善行与恶行的比例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指社会在以一种非伦理的机制运行,它不鼓励甚至排斥人们真正的道德思考和道德行为。“道德败坏古已有之,我们的时代决不独善。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时代独有的东西”。[1]（P1）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可能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例如，20世纪,纳粹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大约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它充分利用了现代文明的工业技术和官僚体系,其规模、速度令历史上所有的屠城、种族仇杀甚至是种族灭绝都相形见绌。“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2]（P20）数目庞大的无辜受害者被数目极小的疯狂刽子手杀害,数目更加庞大的善良的旁观者却无能为力,这一切都根源于现代社会的“祛伦理”机制，而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则蕴含在现代伦理学之中，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伦理学异化的必然结果。
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伦理学内部进行的批判是深刻而中肯的，赵敦华先生说，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哲学集中了现代西方哲学内部一切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因素；它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但却未能超越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现实，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或文化形态。”[3]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没有成为某种“全新的哲学或文化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颠覆“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颠覆不是解救，只具有为解构而解构的的破坏性”。[4]事实上，因为后现代主义从现实和伦理学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给予了全面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内容和方法一定意义上也就预示着未来伦理学发展的方法或方向。
一、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伦理现实的批判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尽管我们的文明仍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3]，显然他们的思考和讨论并不着眼于某个具体的情景或事例，讨论的不是道德问题，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与伦理机制问题，当现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毁誉、自我拆除的阶段时，很多以前的伦理学理论所遵循的路径，开始“看上去像一条盲目的小径，同时，对道德现象进行激进、新颖理解的可能性之门被开启了。”[5]（P31）
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伦理现实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者思考的重点之一。他们追问，为什么那些善良的人们会搁置道德思考、抛开道德责任并放弃道德行动？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懦弱，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例如，在纳粹大屠杀这个上世纪最大的罪恶中，普通平民甚至犹太人自己本身就是大屠杀的参与者，“屠杀中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合作是难以想象的，犹太受害者与纳粹党卫军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是大屠杀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2]（P1）“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2]（P20），这个残酷的结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的社会机制，追问伦理是如何从现代社会中无声地消失的？
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弊病，这三个弊病其实切中了伦理学缘何失效的三个机制。第一，现代社会将人们的生活“碎片化”了，这构成了弱化人们道德情感的社会机制。“技术将生活打碎成一系列问题，将自我打碎成一个产生问题的多面体”，而法律又进一步拉大本已“碎片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亲近是隐私和道德的范围；距离是疏远和法律的领域”。[2]（P31）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与纳粹用数字、星号来指代活生生的犹太人相类似，我们是被用角色和职务所指代的，犹太受害者和我们的形象一样被抽象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演变成了人与物和符号的关系，正如纳粹使人们对犹太人逐渐产生出一种道德情感上的中立和麻木，我们也渐渐培养起我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冷漠与麻木。另一方面，纳粹曾实行隔离制度，“这不仅仅是身体上遭到隔离的问题，而是摧残这之间的和睦以及将受害者排斥于这种和睦之外的一种功能”[2]（P20），它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之相似，我们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为人与人的交流必须通过媒介，而这些媒介在现代社会都是可以随时被抽离的，如吉登斯所指出的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一旦这些媒介失效了或者我们离开了特定的场所我们相互立即就成了陌生人（例如走出机场的空中小姐对我不再亲切）。
第二，现代社会中"责任是漂流的"，这构成了取消道德责任的社会机制。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体系为每一参与其中的人都规定了明确的、具体的技术责任或职业责任，人们必须并习惯于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行事，最后造成的状况就是"有罪恶却没有犯罪者"。这强烈地体现在纽伦堡审判中：当奥伦多夫解释为什么他不辞掉特别行动队的领导职位时说，“我处的位置不是去判断上司的措施……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个军人的事实，因此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2]（P18）无怪乎，1945年，还尚未从大屠杀的惊恐中恢复过来的德怀特·麦克唐纳急呼：“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技术责任和职业责任不断瓦解着人们的道德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2]（P18）一方面这种责任不是面向角色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仅针对于“我”，“正是这种责任的惟一性（而不是‘普遍性’）和非互换性把我置于道德关系之中。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而不论这个世界上其他所有同胞是否会为他们的同胞做我将要做的事”。另一方面，这种责任总是趋向于无限的，“我的责任总是走在前面，总是比他者的要大”，“谈起那些在大屠杀的恐怖下幸存下来的任何人的道德责任，纳粹受害人最积极的、最专注的营救者之一W·巴特茨乌斯基（Wladyslaw Bartoszewski）断定：只有那些以死亡为别人带来帮助的人，才可以说他们已经做的足够多”。[2]（P31）
第三，坚持工具理性而否认道德思维的社会机制。后现代思想家看到在市场经济中、在民主政治中，在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领域中，普遍盛行的便是工具理性，正因为如此查尔斯·泰勒将工具理性视为现代社会中面临的三个隐忧之一。[1]（P1）在大屠杀中，出于“理性”算计的考虑，犹太委员会曾为德国人积敛资金，负责监管生产和分配，看管被俘人员，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而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帮纳粹做了大量让大屠杀省事的工作。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中，目的本身是无须质疑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选择恰当的手段，手段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的价值。而在道德思维方式下，目的和手段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手段对目的的地位是相对的，道德从不允许人们不择手段，“现代官僚体系里，理性思维方式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主要的关怀”。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处于支配性地位，“经济增长的要求用来为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辩护，同样的要求使得我们对环境的需要，甚至对潜在的灾难无动于衷……我们社会规划的运作方式……大多也是被种种形式的代价-利益分析所左右，这类分析涉及一些荒诞不经的计算，用美元估算人命。”[2]（P31）
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伦理学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现代哲学家、伦理学家是现代社会的设计者、建构者和改进者，是国家和政治家的“合谋者”。可以说，现代社会所存在的诸多伦理困境早就包含在了现代哲学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之中。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出现代伦理学自身的诸多悖论，指出了现代伦理学的本质性失败。
主体性、理性和世俗性是现代哲学、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它们是自由主义、规则主义、功利主义、情感主义等伦理学的共有特征。赵敦华[7]先生说，“在研究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纲领时，常以主体性、理性和实证性为其根本特征，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指出现代性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即世俗性，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ecu）在其《现代性之五面》中详细追述“现代”概念的起源时，就指出“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中古史中的世俗化过程相关，且直接源自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8]现代伦理学内部是悖论丛生的，它的这三个属性同时都是自己反对自己的力量。
首先，以主体为理论原点的现代伦理学，无一不宣布自己的理论是对人性的解放，使人从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下摆脱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潮被命名为启蒙运动。康德说人要自己为自己立法，而启蒙的意思就是自己学会独立的思考。现代伦理学对人的解放是一种本体论的解放，一种最为彻底的解放，“个体不再是由偶然出生所铸造的不可改变之模型，也不再被偶然赋予的狭隘人性所限制”，那个时候人们对自由的新感觉是如此地令人陶醉，自由被人喜气洋洋地赞美，自由被人尽情地享受，“人像空气一样自由，可以做他想做的所有事”。[2]（P31）但这欢乐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人的自由是以牺牲他自己的特性为代价的，被从特定环境中抽来出来的人立即就陷入了善与恶、信任与猜疑、亲近与疏理的困惑之中。在现代伦理学的设计中，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不是善的、值得信任的、可以亲近的，否则就无法构成社会、组织，从而人自己也无法存在；人也不得不同时是恶的、需要猜疑的、应该疏离的，否则就会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于是现代伦理学全部都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某种规范理论、控制理论、管理理论。对人的控制从来没有像现代社会如此严密而反动，例如为了让善者更容易行善，恶者更不容易作恶，各国政府现在都开始倾向于给富人更多的钱去行善，给穷人更少的钱[2]（P31）以让他们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游荡、吸毒、作恶。现代伦理学到底是指向了人性的解放，还是对人的控制？
其次，理性一直是现代伦理学最为自豪的桂冠，自从康德在休谟的启示下从独断论（教条主义）的迷梦下清醒过来以后，此后近两百年现代伦理学史就可以看作是一部理性胜利的历史。依靠理性的帮助，现代伦理学踏上了寻找普遍性之旅，“正确的人类社会道德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建立，即允诺给每一个人以人的资格--不依赖凌驾于人之上或者超人类的权威，如果以一小部分人的名义发表言论，就像负有一种额外之罪。”[2]（P31）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在整个现代时期，道德哲学家都把努力的目标定位减少多元性和驱逐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各门各派的伦理学都坚持认为，目前存在的相对性、多元性都是当前的，在未来它们将会被消除，狄德罗称现代人为“对后代的偏爱狂”，艾伦·菲克尔克鲁特说“现代人依靠将来的能力来纠正现在的不公平”。[4]（P31）但在理性的帮助下对一元性与普遍性不屈不挠的未来追求中，我们分明看到的是当前道德标准的多元化、“文明的冲突”，现在即使最大的一元性和普遍性也会“在国界处终止”。[2]（P31）李慎之先生多年前就曾敏锐地指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论述其实是对美国社会内部多元化状况的忧虑！一元性、普遍性是现代伦理学的不肯放弃、不能放弃的主张和“未来”，而多元性、特殊性又是现代伦理学不断在延续“现在”！
最后，现代伦理学中的世俗性相对的是前现代的神圣性，它意指在人的存在之前没有一个上帝，人不以任何神秘、神圣的东西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正如赵敦华先生说，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意识代替神圣主体，“自我是万物的尺度”。在这样世俗性的要求下，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就是“共在”，即我和他人在一起。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上帝问该隐：“你弟弟哪儿了？”该隐愤慨地回敬说：“我是弟弟的保护人吗？”在现代伦理学中，每个人都可以问该隐问过的问题，我是他人的保护人吗？即使我愿意做他人的保护人，他人愿意“先天地”接受某种帮助下的强制吗？这个问题用哲学的语言说出来就是，人类是一个实体吗？如果人类是一个实体，它也只能是一个“集合”，是“计算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实体又能为人们设定什么有价值的道德责任呢？如果人类不是一个实体，那么我就不对任何人负有责任！世俗性根本地取消了伦理学！查德·A·科恩说，“存在或不存在并不是伦理学的问题之所在”。[4]（P31）
三、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学启示
现代伦理学在一种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建构其学科体系，表面上看是对人性的张扬，而因为其理论假设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旦进入现实必然导致异化。事实上，以现代伦理学为设计模板的现代社会也确实逐渐呈现出其异化的各种迹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伦理学的解构，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具有启示性，因为它不是从现代社会或现代伦理学外部给予攻击，而是通过揭示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学存在的危机和悖论，从其内部进行的解构，所以有可能吸取现代性所业已取得的成就，并开出未来伦理学的新花。
在伦理现实上，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启示就是伦理的独立性并不存在于某种确定形式的组织之中，绝不再用政治来取代伦理。这种独立不是要建立什么样的伦理组织，而是在目前现存的社会组织中重新建立起伦理得以存在的机制。麦金太尔指出，民族国家与现代家庭都不是能够孕育出有德性的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们的逻辑是利益的较量和绝对的权威，它们没有为人们的道德思考留有余地。在这些地方，即使人们假称在考虑着道德问题，也仅是无历史感地衡量着身边人或现在人的利益。伦理是培养道德智慧的社会机制，而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元素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大之力量，而对其使用之引导却是如此之少……在我们最不相信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最需要智慧”。麦金太尔认为，离开对人类道德探究史的回顾和在与人交往过程中的道德实践训练，是无法培养出人的道德智慧的，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民主国家和现代家庭两者的居间区域，如各种协会、邻里、团体等。正是在这些不固定的社会交往体系中，通过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机制中的存在问题相对抗，人们的道德主张得到了表达和实现，而这种机制才是真正的伦理机制。
在伦理学研究上，后现代主义启示伦理学研究的重点不应当某种绝对独立的伦理学学科，不是设法如何指导人们的道德思考和行动。试图对人在道德上予以指导一直是现代伦理学的目标之一。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批评这种方法是对人进行规训和控制，无法逃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最后必将沦落为“权力-知识”体系的帮凶。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新颖之处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放弃有特性的现代的道德关怀，而在于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现代方法--即用……强制性的、标准的规则和在理论上进行绝对性、普遍性、根本性的哲学追问作为对道德挑战的回应”。现代主义启示并希望“在现代伦理哲学和政治实践中消失的道德力量之源能够重新出现，同时它们在过去消失的原因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并且作为一种后果，社会生活“道德化”的机会会得到提高”。[5]继续试图在一种理论抽象的层面上进行伦理学的学科建构已经失败，还将继续失败，脱离开作为整体的社会有机体来讨论伦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伦理学相对独立性的重视，事实上则会导致伦理学被逐出实践之外，在某种真空中讨论神圣问题。伦理学学科的特殊性仅在于其特殊的学科研究方法，而不在于有也没有必要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有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等，却不能找出一个纯粹的伦理领域，伦理存在于上述这些领域之中而不是之外。
参考文献：
［1］ 赵敦华，江立成.后现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J］.哲学研究,1994，(1)：64~72.
［2］ 万俊人.“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的建构与解构（论纲）［J］.学术月刊,2000，(9)：3~7.
［3］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 炼.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田 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 赵敦华.超越的循环--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循环关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4)：78~86.
［8］ Alastyre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M］.Carus Publishing Company,1999.
The Ethics Enlightenment of Postmodernism
QIAO Xuebin1,WANG Pengfei2
（1.College of Humanities,South East University,Nanjing,210018;
2.Office of CPC Committee,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9,China）
Abstract：Being strongly against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has brought about wide revolutions in west modernity ethics studies. Because they face the same problem of modernity, though they may focus on different argument and use different method, it is of current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combin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Most social problems in modern society are due to the social mechanic of dispelling ethic, and actually it is the modern ethics’ false.Postmodernism ethics has criticized modern ethics in reality field and in theory field, and it enlightens a new way in ethics study.
Key words：modernity;modernism;postmodernism;ethics;deconstruction;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