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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既蕴含着有益的伦理道德滋养，同时也有其局限性。本文对《了凡四训》的文本及其内容展开了分析，概述了其所蕴含的三个方面有益的文化滋养，即：意在“安身立命”，倡导“治心为上”;强调“自省自律”，主张“三心具备”;施以“道德教化”，敦促“努力向善”。同时，也剖析了其自身存在的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等价值缺陷之处。据此，进一步提出并简要阐释了“价值辨识是传承弘扬优秀家训文化”的观点。
[关键词]家训;传统文化;价值辨识
[中图分类号] B248[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2-0093-06
在中国文化绵延演进的历史长河当中，家规、家训可谓是孕育在其中的较为奇异且色彩斑斓的朵朵浪花。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的背景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及社会架构之下，家规、家训作为家庭家族内世代传承用以教化和培养子孙后代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不仅在家庭家族之内发挥着启蒙、教育和规约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在政治生活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各领域当中，发挥着一些特定的重要作用。
各种各样的家规、家训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以积淀成型，成为塑造家风和引领社会风气，有效实施社会教化和社会调适的一种相对软性的社会治理手段。长此以往，家规、家训和家风等凝聚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世代相袭并流转传承下来。分析、鉴别并吸收、汲取传统家规、家训中的优秀元素，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文基于对《了凡四训》① 的文本解读和意义阐释，就传统家训的价值辨识和精神传承问题，作些初步讨论。
一、《了凡四训》的简要情况
《了凡四训》一书的作者为明朝嘉靖年间的思想家、佛学家袁了凡。袁了凡原名袁学海，又名袁黄，公元1533年出生于嘉善县，“了凡”之号系其本人在自感明白了人生道理后自改而成。
1570年，袁了凡在其37岁时即中举人，之后却遭遇波折。1577年虽取得会试第一名的成绩，但因所作之文与主考官思想有冲突被罢名。九年后再考，得中进士，并于1588年赴河北任职。1592年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得兵部右侍郎重用。当年又遭诬告，被罢官回乡。回乡后从嘉善县迁居吴江，潜心著述。十余年后的1621年，得以洗清冤情，被追授为尚宝司少卿。
袁了凡著述《了凡四训》一书，本为教育儿子，曾初定名为《训子文》，后被改名为《了凡四训》。该书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分别从“立命”“改过”“积善”“谦德”这四个方面，深刻探讨并阐述了修身治世、安身立命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道理，成为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劝人向善的著作。全书在结构框架上，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等四部分主要内容;在此之外，还有详细的用于引导和评价人之行善积德行为的“功过格”的内容，又细分为“记功”和“记过”两部分，并列有详细的记功或记过的行为表现和计分等次。
同对其它各类传统家规家训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我们对于《了凡四训》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理性分析态度，应当看到，其诸多内容和叙述本身，的确包含着许多规劝人们积极向善、自觉修為、提升素养的深刻道理，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和道德实践提供宝贵的滋养，而对于蕴含其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糟粕”，则尤其需要注意予以警觉，加以抵制。
二、《了凡四训》蕴涵的有益的家训文化滋养
即便将其置放在今天的价值评判之下，我们仍会发现，作为一则传统家训的《了凡四训》，其文本中阐释的一些律己修身、行善助人的道理，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文化滋养和道德启示。
（一）意在“安身立命”，倡导“治心为上”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都非常看重个人自律和自我修行的实践价值，将每个人的日常个人修为，视为其安身立命所不可或缺的至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同其它的家规家训一样，《了凡四训》同样定位于此，以人的安身立命为基点，倡导个人的自省自律。而在个人的自省自律方面，《了凡四训》特别强调了“治心”为上的道理：“大抵最上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1]（P65） 认为改正错误最好的手段，在于打理和净化自己的心灵。只要一产生邪恶的念头就能及时觉察到，觉察以后就立刻打消它。假如没法做到这样，那就必须弄清楚其中的道理，再去打消不当的想法。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在快要做坏事的时候，强行阻止自己的恶念。要是能够“治心”并且兼以对自己的强制约束，那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如果是反过来，只顾用表面方式来约束自己，而不去从根本上来“治理心灵”，那就是愚蠢的拙劣之举了。
《了凡四训》还阐述了“从心而改”的道理。提出：“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 [1]（P63） 其在讨论什么叫“从心里开始改过”的问题时强调，过失虽然有千千万万种，但它们都是从心里生出来的;假如心里没有任何念头，过错就无从到来。一个求学上进之人，对于好色、喜怒、追名逐利、追求物质等诸多过失，不需要逐一去探求改正的途径，只需一心向善，就会有正义的念头出现，而那些邪念就能够自动被摒弃。就像太阳高挂时妖魔鬼怪都会消退一样，这才是改正错误的精良妙计。就是说，过失生发于一个人的内心，所以要从心里加以改正，就好比你想斩掉毒树，就要直接把它的根部斩断，不需要斩断每一枝，更不必要摘掉每一片叶子，这道理是一样的。就此而言，“从心而改”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二）强调“自省自律”，主张“三心具备” 在反省和改正个人过失的运行操作方面，《了凡四训》提出了“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这样一种可称之为“三心具备”的行动策略，可谓是较好地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发耻心”是要求人们要有羞耻之心。“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是人世间最大的“可羞可耻者”。 [1]（P52） 这里说的是，有的人在尘世间的私情耽搁太久，偷偷做出一些违反道义之事，还自以为无人知晓，作出一脸无愧的样子。这样的人慢慢地就沦落成了禽兽，自己却还不觉察。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羞耻的事了。因为，能感到羞耻的人，就可谓圣贤之人，而如果感受不到羞耻，这样的人也就只能沦为禽兽之列。感到羞耻这一点，恰恰是改正错误的关键所在。
“发畏心”是要求人们要有畏惧之心，要谨言慎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了凡四训》告诫人们：“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不惟此也。闲居之地，指视昭然;吾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觑破，不值一文矣，乌得不懔懔？” [1]（P53） 这里強调的是，朗朗乾坤在上，我们是无法欺骗鬼神的，我的过错虽然显现在细末之处，但天地鬼神都有目共睹，能够加以明鉴。如果做了很大的错事，就会遭受很大的灾难，就算所做错事很小，也会折福的。这样的话，我又怎么能不害怕呢？问题还不止于此，就算在没有人的地方，天地鬼神也能洞察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尽管可能会把事情做得很隐秘，并通过文辞进行修饰，但其实，心里的想法早就被透露出来了，自己终究是没法骗过自己的。一旦被人看破，那也就毫无价值了。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还能不感到恐惧呢？显然，这是在提醒世人要怕人之知，要慎己之为。
“发勇心”是要求人们要有勇敢之心，要振作奋起，勇于行动，不能犹豫胆怯。《了凡四训》说，“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1]（P56） 其在这里分析并提醒人们的是，人做了错事不肯改正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犹豫和胆怯。所以，人们必须要鼓起勇气，不能再犹豫不决，不要总是等着。小的错误就像刺在肉里的小刺，要快点剔除;大错就像被毒蛇咬到手指，一定要快点将其斩断，不能有一点点迟疑。这也就是为什么风行雷厉，容易成功的原因了。
在《了凡四训》的观点看来，一旦上述“三心”都具备了，那么，改正个人种种恶念和过失的难题，也就可以顺利解决了。即便具体的路径和方式不同，但只要把握住了这些根本原则，真正从“治心”入手，那就能够将除恶向善的问题妥当处置好。其分析认为，“具是三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1]（PP57-58） 意思是说，人们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种“心志”，那么就算有过错的话，也可以像春天的冰雪遇上太阳，根本不必担心它们不融化呢。但对于人所犯的错误而言，有的要从事情本身来改正，有的要从道理上加以厘清，还有的则需要从内心里加以改变，这三种情形所需要花费的功夫是不一样的，其所得到的效果也自然不同。就比如曾经是杀生的人，其要现在改过，就应不再杀生;一个人原先容易发怒咒骂，现在要改变，就要戒除易怒的脾气;这就是从事情本身进行改正的例子。不过，这类从外在方面进行强制改正的情形，往往困难重重，而且问题在根源上并未改变，所以说，就算在外在一些方面改变了，恐怕还会有别的方面的问题再冒出来，毕竟，这并不是彻底清除恶行的方法。
（三）施以“道德教化”，敦促“努力向善”
施以道德教化，是所有中华传统家规家训的基本社会功能所在。《了凡四训》的文本叙述当中，时时处处，章句之间，都渗透着非常鲜明的道德教化、劝人行善的行文旨意。
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作出各种各样的不当行为乃至邪恶之举，为此，时时警醒自己、努力弃恶向善，就成为一个需要日日为之、持久坚持、不可懈怠的“日常功课”。
《了凡四训》提醒众人说，“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意思是说，我们平常做人，必须每天都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儿，并且每天都加以改正;一天不知自己过错在哪儿，那么这一天也就安心地自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假如一天没有改正过错，那他就少了在这一天取得进步的机会;天底下聪明伶俐的人固然很多，但是很多人却不肯静心修德，不肯用功于拼搏事业，原因就是“顺应”二字把自己耽误了。其还进一步分析道，“吾辈身为凡流，过恶猬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相沮;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1]（p57，pp68-69） 这里说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做的坏事也许就像刺猬全身的刺一样多。有的人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就像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过错一样，原因在于自己粗心和眼力不好，眼睛像被蒙上一样，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同样，对于一个罪孳深重的人来说，他也会碰上应有的结果：有的人会心神不宁，晕头转向，转过身就忘了事情;有的人根本没碰上什么事，可是也会总觉得心烦意乱;有的人遇上圣贤君子，会觉得惭愧沮丧;有的人听到正义的言论，就会不开心;有的人做了好事，反而还受到抱怨;有的人夜里总被噩梦缠绕，甚至导致胡言乱语，失去志趣。所有这些，都是做了坏事的表现。一旦有与之相类的事情，就要立刻奋起，加以改正，舍弃过去的做法，力求改过求新，而千万不能耽误了自己。所有这些分析，都在提醒人们，要自我警醒、为仁向善，这是人之为人的必修之功。 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说明道理，《了凡四训》特意选取并叙述了十则劝人向善的人物故事，这些人物故事分别从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切入，来告知并教导人们，究竟应当如何克己向善、自我修为，以便圆满自己、裨益他人、庇荫后代乃至造福社会。
比如，福建建宁杨荣的曾祖和祖父在山洪水患时节勇于救人的故事就比较典型。“杨少师荣，建宁人，世以济渡为生。久雨溪涨，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他舟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嗤其愚。逮少师父生，家渐裕。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坟也。后生少师，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 [1]（P74）
另一则老妇善意施赠感动仙人的故事，也属于向善人物故事的范畴，其还特别讲到，老夫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丰厚的报偿。“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 [1]（P80）
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后来成为尚书的应姓读书人早年暗中行善、救人性命的事，其特别之处在于，鬼也参与了劝人向善的行动之中。故事讲的是台州的应尚书早年在山中星夜苦读，某日夜晚听到一鬼同另一鬼说，附近有一女人的丈夫常年未归，其公公婆婆硬要逼其改嫁，她不想顺从而打算自缢而死，那个鬼就此盘算着自己借机脱胎转世。读书人于是卖了自己的一些薄田换取些许银两，以其夫婿的名义写信并寄银两给其家里，该妇人的公公婆婆虽感到字迹可疑，但见到银两并不为假，于是也就相信自己的儿子还活着，打消了逼迫儿媳改嫁的念头。之后，那妇人的丈夫回来，家庭重归和睦。
应姓读书人后来又听到那鬼说，他自己是因为心地善良，而被上帝任命为阴德尚书，所以鬼也报复不了他。闻听此言之后，他便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行善助人，其子孙也得以频频登科及第。
在讲述完十个不同的行善故事之后，《了凡四训》进一步归纳总结说：“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 [1]（P95） 就是说，所有这十种情况，尽管路径各异，但最终都是同归于善的。由此向人们指出，在不同的具体行为背后，共同共通之处，恰恰还在于“行善”二字。在此基础上，《了凡四训》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进一步就“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道理辨析，其诸多讨论当中，不乏警世鉴人之语和劝人向善、行善之道。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予赘述。
概括而言，《了凡四训》的作者以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及所获得的人生感悟，论述了行为决定结果、志向决定收获的道理，意在劝人向善行善，成就自己，惠及他人。其所蕴含的正面而有益的道德伦理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也有赖于我们加以传承和弘扬。
三、《了凡四训》的价值缺陷反衬出价值辨识之于传承弘扬优秀家训文化的必要性
笔者以为，要而言之，隐藏在《了凡四训》之文本叙述和道理阐释当中的价值缺陷，主要有三：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
一为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不仅体现在《了凡四训》的叙述和阐释当中，而且潜隐在文本章句背后所承载和传递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上面。《了凡四训》的开篇，即从叙述作者的人生际遇开始，其特别谈到自己佛前跪拜，诚心悔过以求保佑的情节。“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1]（P26） 至于在那十则劝善向善的故事当中，更不乏因为祖上有了积德行善之举，其自身得偿福报，后人后代也得以享有人丁兴旺、登科及第、荣任官职等诸多恩泽的情形。无论是建宁杨荣祖上救人、莆田林氏乐于施舍的义举，还是台州应尚书打断鬼魅计划，使一个家庭最终能够幸运地走出夫妻失和分手之风险的壮行，都是如此。
可以说，这种道德教化和行为导引的内在逻辑，具有伦理万能的思想痕迹、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也具有以积德行善来庇荫子女、泽被后世和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理性的局限。其在强化和张扬某种价值理性，比如告知人们积德行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人之为人的必然选择等方面，却鲜有建树。因此，怎样认识和走出传统伦理教化之工具理性的这种局限性，进一步将价值理性的道义光泽充分彰显出来，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予以关注和加以检讨的。
二为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的价值缺陷，在《了凡四训》中也有较为明显的呈现，这与我国传统伦理教化的实践特征是一致的。尽管在“了凡四训功过格”当中，人的修行在可操作的层面上，分为“记功”“记过”两大类别，可以依照不同的行为善恶表现，分别被量化记功或记过，其具体细分为1、3、5、10、30、50、100等的“记功量级”，以及1、3、5、10、30、50、100等的“记过量级”。但整体而言，《了凡四训》给出的诸种道德训诫，普遍隐含着较为深厚的道德万能论的说教色彩。其前提预设在于：只要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自觉修为并且严于克己、恪守戒律、谨言慎行，那么，邪恶的念头和乖张的言行就不会发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状态就是和谐的、完美的。
然而，事实怎样呢？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却非如此，其往往与人们善良的愿望存在差距或相去甚远——社会生活中时常会有邪恶的力量萌生出来，一些人的言语和行为就是会那么狂浪地背离伦常规则、挑战道德底线、伤害他人和无辜，而在此情况下，道德舆论的谴责已然显失苍白，无以奏效，邪恶的言行本身及其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则难以受到遏制和惩戒。这时候，伦理道德之外更为刚性的社会控制力量，显然就有了出场的必要，但却没有出场。饱受邪恶力量折磨的人们，只好以另一种善良的方式默默念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之类的悲凉话语，消极地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却未必打算也绝少能够迈出勇惩邪恶的步伐，作出与邪恶之人奋力搏杀的壮举。
三为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是《了凡四训》显现出来的又一欠缺之处。作者在文本叙述和道理阐释的过程中，时有现实中算命占卜、寻求禅师指引、梦境中得到神灵启示之类生活事项的展现，甚至也出现了乱力怪神介入人的生活的情况。此等情形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也许没有什么，但出现在较为严肃的道德教化的文本叙述当中，则显得有欠妥当了。这样的内容和阐释，相较于现代的科学认知而言，更是无从找寻其合理性依据了。
在对《了凡四训》进行文本阅读和事理解析的过程中，我們也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其中的一些道理阐释、故事叙说本身，也还存在某些逻辑层面的瑕疵，经不住科学原则的拷问。而且，隐匿在其背后的某些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也存在偏失欠当之处，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的我们需要警觉和警惕的。
就此，可以认为，从另外的分析维度来看，《了凡四训》本身的价值缺陷，也从问题的反面启示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家训文化的过程中，价值辨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前提，这一必要环节是不可缺位的。藉由价值辨识，利弊优劣的区分问题也就获得了解决的可能性空间。往大处说，价值辨识不止适用于传统优秀家规家训的传承弘扬，而且也适用于其它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弘扬。这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的要求所在。
[注 释]
①本文的阅读和分析，采用和参考的文本为《了凡四训（精装典藏本）》，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11月第1版及“了凡故里”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人民政府编印的《了凡四训（线装本）》，文中的注释引用章句均出自前者。
[参考文献]
[1]（明）袁了凡著，木暮评注.了凡四训[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11.
责任编辑：陈建娜
[关键词]家训;传统文化;价值辨识
[中图分类号] B248[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2-0093-06
在中国文化绵延演进的历史长河当中，家规、家训可谓是孕育在其中的较为奇异且色彩斑斓的朵朵浪花。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的背景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及社会架构之下，家规、家训作为家庭家族内世代传承用以教化和培养子孙后代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不仅在家庭家族之内发挥着启蒙、教育和规约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在政治生活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各领域当中，发挥着一些特定的重要作用。
各种各样的家规、家训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以积淀成型，成为塑造家风和引领社会风气，有效实施社会教化和社会调适的一种相对软性的社会治理手段。长此以往，家规、家训和家风等凝聚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世代相袭并流转传承下来。分析、鉴别并吸收、汲取传统家规、家训中的优秀元素，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文基于对《了凡四训》① 的文本解读和意义阐释，就传统家训的价值辨识和精神传承问题，作些初步讨论。
一、《了凡四训》的简要情况
《了凡四训》一书的作者为明朝嘉靖年间的思想家、佛学家袁了凡。袁了凡原名袁学海，又名袁黄，公元1533年出生于嘉善县，“了凡”之号系其本人在自感明白了人生道理后自改而成。
1570年，袁了凡在其37岁时即中举人，之后却遭遇波折。1577年虽取得会试第一名的成绩，但因所作之文与主考官思想有冲突被罢名。九年后再考，得中进士，并于1588年赴河北任职。1592年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得兵部右侍郎重用。当年又遭诬告，被罢官回乡。回乡后从嘉善县迁居吴江，潜心著述。十余年后的1621年，得以洗清冤情，被追授为尚宝司少卿。
袁了凡著述《了凡四训》一书，本为教育儿子，曾初定名为《训子文》，后被改名为《了凡四训》。该书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分别从“立命”“改过”“积善”“谦德”这四个方面，深刻探讨并阐述了修身治世、安身立命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道理，成为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劝人向善的著作。全书在结构框架上，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等四部分主要内容;在此之外，还有详细的用于引导和评价人之行善积德行为的“功过格”的内容，又细分为“记功”和“记过”两部分，并列有详细的记功或记过的行为表现和计分等次。
同对其它各类传统家规家训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我们对于《了凡四训》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理性分析态度，应当看到，其诸多内容和叙述本身，的确包含着许多规劝人们积极向善、自觉修為、提升素养的深刻道理，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和道德实践提供宝贵的滋养，而对于蕴含其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糟粕”，则尤其需要注意予以警觉，加以抵制。
二、《了凡四训》蕴涵的有益的家训文化滋养
即便将其置放在今天的价值评判之下，我们仍会发现，作为一则传统家训的《了凡四训》，其文本中阐释的一些律己修身、行善助人的道理，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文化滋养和道德启示。
（一）意在“安身立命”，倡导“治心为上”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都非常看重个人自律和自我修行的实践价值，将每个人的日常个人修为，视为其安身立命所不可或缺的至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同其它的家规家训一样，《了凡四训》同样定位于此，以人的安身立命为基点，倡导个人的自省自律。而在个人的自省自律方面，《了凡四训》特别强调了“治心”为上的道理：“大抵最上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1]（P65） 认为改正错误最好的手段，在于打理和净化自己的心灵。只要一产生邪恶的念头就能及时觉察到，觉察以后就立刻打消它。假如没法做到这样，那就必须弄清楚其中的道理，再去打消不当的想法。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在快要做坏事的时候，强行阻止自己的恶念。要是能够“治心”并且兼以对自己的强制约束，那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如果是反过来，只顾用表面方式来约束自己，而不去从根本上来“治理心灵”，那就是愚蠢的拙劣之举了。
《了凡四训》还阐述了“从心而改”的道理。提出：“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 [1]（P63） 其在讨论什么叫“从心里开始改过”的问题时强调，过失虽然有千千万万种，但它们都是从心里生出来的;假如心里没有任何念头，过错就无从到来。一个求学上进之人，对于好色、喜怒、追名逐利、追求物质等诸多过失，不需要逐一去探求改正的途径，只需一心向善，就会有正义的念头出现，而那些邪念就能够自动被摒弃。就像太阳高挂时妖魔鬼怪都会消退一样，这才是改正错误的精良妙计。就是说，过失生发于一个人的内心，所以要从心里加以改正，就好比你想斩掉毒树，就要直接把它的根部斩断，不需要斩断每一枝，更不必要摘掉每一片叶子，这道理是一样的。就此而言，“从心而改”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二）强调“自省自律”，主张“三心具备” 在反省和改正个人过失的运行操作方面，《了凡四训》提出了“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这样一种可称之为“三心具备”的行动策略，可谓是较好地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发耻心”是要求人们要有羞耻之心。“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是人世间最大的“可羞可耻者”。 [1]（P52） 这里说的是，有的人在尘世间的私情耽搁太久，偷偷做出一些违反道义之事，还自以为无人知晓，作出一脸无愧的样子。这样的人慢慢地就沦落成了禽兽，自己却还不觉察。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羞耻的事了。因为，能感到羞耻的人，就可谓圣贤之人，而如果感受不到羞耻，这样的人也就只能沦为禽兽之列。感到羞耻这一点，恰恰是改正错误的关键所在。
“发畏心”是要求人们要有畏惧之心，要谨言慎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了凡四训》告诫人们：“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不惟此也。闲居之地，指视昭然;吾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觑破，不值一文矣，乌得不懔懔？” [1]（P53） 这里強调的是，朗朗乾坤在上，我们是无法欺骗鬼神的，我的过错虽然显现在细末之处，但天地鬼神都有目共睹，能够加以明鉴。如果做了很大的错事，就会遭受很大的灾难，就算所做错事很小，也会折福的。这样的话，我又怎么能不害怕呢？问题还不止于此，就算在没有人的地方，天地鬼神也能洞察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尽管可能会把事情做得很隐秘，并通过文辞进行修饰，但其实，心里的想法早就被透露出来了，自己终究是没法骗过自己的。一旦被人看破，那也就毫无价值了。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还能不感到恐惧呢？显然，这是在提醒世人要怕人之知，要慎己之为。
“发勇心”是要求人们要有勇敢之心，要振作奋起，勇于行动，不能犹豫胆怯。《了凡四训》说，“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1]（P56） 其在这里分析并提醒人们的是，人做了错事不肯改正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犹豫和胆怯。所以，人们必须要鼓起勇气，不能再犹豫不决，不要总是等着。小的错误就像刺在肉里的小刺，要快点剔除;大错就像被毒蛇咬到手指，一定要快点将其斩断，不能有一点点迟疑。这也就是为什么风行雷厉，容易成功的原因了。
在《了凡四训》的观点看来，一旦上述“三心”都具备了，那么，改正个人种种恶念和过失的难题，也就可以顺利解决了。即便具体的路径和方式不同，但只要把握住了这些根本原则，真正从“治心”入手，那就能够将除恶向善的问题妥当处置好。其分析认为，“具是三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1]（PP57-58） 意思是说，人们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种“心志”，那么就算有过错的话，也可以像春天的冰雪遇上太阳，根本不必担心它们不融化呢。但对于人所犯的错误而言，有的要从事情本身来改正，有的要从道理上加以厘清，还有的则需要从内心里加以改变，这三种情形所需要花费的功夫是不一样的，其所得到的效果也自然不同。就比如曾经是杀生的人，其要现在改过，就应不再杀生;一个人原先容易发怒咒骂，现在要改变，就要戒除易怒的脾气;这就是从事情本身进行改正的例子。不过，这类从外在方面进行强制改正的情形，往往困难重重，而且问题在根源上并未改变，所以说，就算在外在一些方面改变了，恐怕还会有别的方面的问题再冒出来，毕竟，这并不是彻底清除恶行的方法。
（三）施以“道德教化”，敦促“努力向善”
施以道德教化，是所有中华传统家规家训的基本社会功能所在。《了凡四训》的文本叙述当中，时时处处，章句之间，都渗透着非常鲜明的道德教化、劝人行善的行文旨意。
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作出各种各样的不当行为乃至邪恶之举，为此，时时警醒自己、努力弃恶向善，就成为一个需要日日为之、持久坚持、不可懈怠的“日常功课”。
《了凡四训》提醒众人说，“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意思是说，我们平常做人，必须每天都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儿，并且每天都加以改正;一天不知自己过错在哪儿，那么这一天也就安心地自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假如一天没有改正过错，那他就少了在这一天取得进步的机会;天底下聪明伶俐的人固然很多，但是很多人却不肯静心修德，不肯用功于拼搏事业，原因就是“顺应”二字把自己耽误了。其还进一步分析道，“吾辈身为凡流，过恶猬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相沮;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1]（p57，pp68-69） 这里说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做的坏事也许就像刺猬全身的刺一样多。有的人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就像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过错一样，原因在于自己粗心和眼力不好，眼睛像被蒙上一样，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同样，对于一个罪孳深重的人来说，他也会碰上应有的结果：有的人会心神不宁，晕头转向，转过身就忘了事情;有的人根本没碰上什么事，可是也会总觉得心烦意乱;有的人遇上圣贤君子，会觉得惭愧沮丧;有的人听到正义的言论，就会不开心;有的人做了好事，反而还受到抱怨;有的人夜里总被噩梦缠绕，甚至导致胡言乱语，失去志趣。所有这些，都是做了坏事的表现。一旦有与之相类的事情，就要立刻奋起，加以改正，舍弃过去的做法，力求改过求新，而千万不能耽误了自己。所有这些分析，都在提醒人们，要自我警醒、为仁向善，这是人之为人的必修之功。 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说明道理，《了凡四训》特意选取并叙述了十则劝人向善的人物故事，这些人物故事分别从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切入，来告知并教导人们，究竟应当如何克己向善、自我修为，以便圆满自己、裨益他人、庇荫后代乃至造福社会。
比如，福建建宁杨荣的曾祖和祖父在山洪水患时节勇于救人的故事就比较典型。“杨少师荣，建宁人，世以济渡为生。久雨溪涨，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他舟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嗤其愚。逮少师父生，家渐裕。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坟也。后生少师，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 [1]（P74）
另一则老妇善意施赠感动仙人的故事，也属于向善人物故事的范畴，其还特别讲到，老夫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丰厚的报偿。“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 [1]（P80）
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后来成为尚书的应姓读书人早年暗中行善、救人性命的事，其特别之处在于，鬼也参与了劝人向善的行动之中。故事讲的是台州的应尚书早年在山中星夜苦读，某日夜晚听到一鬼同另一鬼说，附近有一女人的丈夫常年未归，其公公婆婆硬要逼其改嫁，她不想顺从而打算自缢而死，那个鬼就此盘算着自己借机脱胎转世。读书人于是卖了自己的一些薄田换取些许银两，以其夫婿的名义写信并寄银两给其家里，该妇人的公公婆婆虽感到字迹可疑，但见到银两并不为假，于是也就相信自己的儿子还活着，打消了逼迫儿媳改嫁的念头。之后，那妇人的丈夫回来，家庭重归和睦。
应姓读书人后来又听到那鬼说，他自己是因为心地善良，而被上帝任命为阴德尚书，所以鬼也报复不了他。闻听此言之后，他便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行善助人，其子孙也得以频频登科及第。
在讲述完十个不同的行善故事之后，《了凡四训》进一步归纳总结说：“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 [1]（P95） 就是说，所有这十种情况，尽管路径各异，但最终都是同归于善的。由此向人们指出，在不同的具体行为背后，共同共通之处，恰恰还在于“行善”二字。在此基础上，《了凡四训》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进一步就“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道理辨析，其诸多讨论当中，不乏警世鉴人之语和劝人向善、行善之道。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予赘述。
概括而言，《了凡四训》的作者以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及所获得的人生感悟，论述了行为决定结果、志向决定收获的道理，意在劝人向善行善，成就自己，惠及他人。其所蕴含的正面而有益的道德伦理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也有赖于我们加以传承和弘扬。
三、《了凡四训》的价值缺陷反衬出价值辨识之于传承弘扬优秀家训文化的必要性
笔者以为，要而言之，隐藏在《了凡四训》之文本叙述和道理阐释当中的价值缺陷，主要有三：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
一为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因果报应与功名导向，不仅体现在《了凡四训》的叙述和阐释当中，而且潜隐在文本章句背后所承载和传递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上面。《了凡四训》的开篇，即从叙述作者的人生际遇开始，其特别谈到自己佛前跪拜，诚心悔过以求保佑的情节。“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1]（P26） 至于在那十则劝善向善的故事当中，更不乏因为祖上有了积德行善之举，其自身得偿福报，后人后代也得以享有人丁兴旺、登科及第、荣任官职等诸多恩泽的情形。无论是建宁杨荣祖上救人、莆田林氏乐于施舍的义举，还是台州应尚书打断鬼魅计划，使一个家庭最终能够幸运地走出夫妻失和分手之风险的壮行，都是如此。
可以说，这种道德教化和行为导引的内在逻辑，具有伦理万能的思想痕迹、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也具有以积德行善来庇荫子女、泽被后世和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理性的局限。其在强化和张扬某种价值理性，比如告知人们积德行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人之为人的必然选择等方面，却鲜有建树。因此，怎样认识和走出传统伦理教化之工具理性的这种局限性，进一步将价值理性的道义光泽充分彰显出来，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予以关注和加以检讨的。
二为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克己内求与宽恕邪恶的价值缺陷，在《了凡四训》中也有较为明显的呈现，这与我国传统伦理教化的实践特征是一致的。尽管在“了凡四训功过格”当中，人的修行在可操作的层面上，分为“记功”“记过”两大类别，可以依照不同的行为善恶表现，分别被量化记功或记过，其具体细分为1、3、5、10、30、50、100等的“记功量级”，以及1、3、5、10、30、50、100等的“记过量级”。但整体而言，《了凡四训》给出的诸种道德训诫，普遍隐含着较为深厚的道德万能论的说教色彩。其前提预设在于：只要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自觉修为并且严于克己、恪守戒律、谨言慎行，那么，邪恶的念头和乖张的言行就不会发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状态就是和谐的、完美的。
然而，事实怎样呢？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却非如此，其往往与人们善良的愿望存在差距或相去甚远——社会生活中时常会有邪恶的力量萌生出来，一些人的言语和行为就是会那么狂浪地背离伦常规则、挑战道德底线、伤害他人和无辜，而在此情况下，道德舆论的谴责已然显失苍白，无以奏效，邪恶的言行本身及其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则难以受到遏制和惩戒。这时候，伦理道德之外更为刚性的社会控制力量，显然就有了出场的必要，但却没有出场。饱受邪恶力量折磨的人们，只好以另一种善良的方式默默念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之类的悲凉话语，消极地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却未必打算也绝少能够迈出勇惩邪恶的步伐，作出与邪恶之人奋力搏杀的壮举。
三为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神佛点化与鬼魅相参，是《了凡四训》显现出来的又一欠缺之处。作者在文本叙述和道理阐释的过程中，时有现实中算命占卜、寻求禅师指引、梦境中得到神灵启示之类生活事项的展现，甚至也出现了乱力怪神介入人的生活的情况。此等情形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也许没有什么，但出现在较为严肃的道德教化的文本叙述当中，则显得有欠妥当了。这样的内容和阐释，相较于现代的科学认知而言，更是无从找寻其合理性依据了。
在对《了凡四训》进行文本阅读和事理解析的过程中，我們也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其中的一些道理阐释、故事叙说本身，也还存在某些逻辑层面的瑕疵，经不住科学原则的拷问。而且，隐匿在其背后的某些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也存在偏失欠当之处，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的我们需要警觉和警惕的。
就此，可以认为，从另外的分析维度来看，《了凡四训》本身的价值缺陷，也从问题的反面启示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家训文化的过程中，价值辨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前提，这一必要环节是不可缺位的。藉由价值辨识，利弊优劣的区分问题也就获得了解决的可能性空间。往大处说，价值辨识不止适用于传统优秀家规家训的传承弘扬，而且也适用于其它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弘扬。这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的要求所在。
[注 释]
①本文的阅读和分析，采用和参考的文本为《了凡四训（精装典藏本）》，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11月第1版及“了凡故里”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人民政府编印的《了凡四训（线装本）》，文中的注释引用章句均出自前者。
[参考文献]
[1]（明）袁了凡著，木暮评注.了凡四训[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11.
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