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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读者概念中的“东方”，指起始于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伊斯兰世界，直到日本最北部诸岛屿的广大区域。而“东方地毯”的东方指波斯或土耳其，并非中国，因此， “东方艺术”，需要包括伊斯兰艺术及其对西方的影响，甚至包括大范围的印度和东亚所有地区。东西方或中西方的艺术交流源于宗教、艺术文化或商业之间的交流，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西方；艺术；交会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相信，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世界历史上自文艺复兴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东西双方均接受西方思想和方式流向东方的趋势，这一趋势自十六世纪以来加快了步伐。并且，很多时候，双方之间的艺术交流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而是因为政治、经济或宗教，才使双方的艺术得到交流及产生影响。
西方美术和远东美术之间的积极对话开始于十六世纪，在这之前的数百年期间只有一些偶尔发生的接触——如果我们把跨越亚欧传来的一种工艺、一种纹样或是一门技艺也称作“接触”活动。一世纪时，中国的丝运到叙利亚重新织成透明的薄绸，再到罗马出售。罗马公民声言他们被身裹这种半透明衣料的女子吓坏了，老普林尼写到：“没有哪个女子敢说她不是裸体的。”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青铜器在英国的坎特伯雷挖掘出土，它也许是在古罗马时代被带到这里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一块三世纪的杜拉-欧洛普斯的织物残片，上面出现的典型的汉代图案，被认为是西方对中国艺术最早的直接模仿。中国龙纹样在十四世纪意大利的卢卡和威尼斯被用于教堂牧师法衣的纺织图案。越南南部的古城岘港挖掘出土了古罗马的工艺品。随着佛教的传播，一些源于东地中海世界的艺术图案，如茛苕叶纹，通过萨珊波斯王朝艺术而流传到了远东。
在过去，宗教及艺术文化的交流给中西方的交往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西方或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如，在欧洲文化渗入中国的过程中，耶稣会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他们带来的欧洲图画、印刷品和书籍，首先影响了中国美术。反过来，他们对中国艺术的详细描述，又将中国美术介绍给了十七世纪的欧洲，不过，早在耶稣会进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不少外国旅行者开始以赞美的眼光观看中国绘画，尽管他们看不太明白。九世纪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写到：“在神的所有创造物中，中国人的绘画和工艺制作得到了神的最高赐福。”
马克·波罗于十七世纪后期的元世祖忽必烈的朝廷供职，有很多机会看到了中国的绘画。五十年后的大旅行家伊春·白图泰则对中国美术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他写到：“所有的中国人都具艺术方面的优秀技能和欣赏品味。这是一个普遍承认道德事实，许多书籍和作者都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绘画而言，没有其他任何民族，无论是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能够在绘画方面与中国媲美，中国人的艺术堪称出类拔萃。”不过令人有点失望的是，得到白图泰如此赞许的中国绘画并不是出于顶尖地位的文人山水画，而是驻守边塞的画工们为记录出入边塞的陌生人等而绘制的肖像画。
此后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到来之前，再也没有关于中国美术的记载。到1577年，耶稣会当时已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建立发展起来。对外国人来说，澳门比日本出岛更开放更方便进出，但也离京城更遥远。很快，耶稣会和他们的传教对手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影响开始遍及广东以远地区。
中西美术的交流从1592年著名学者兼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才真正开始。作为传教士他学识丰富，精力旺盛，风度翩翩，他注定要凭学识和著述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产生兴趣，也促使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在当时中国文化交流初萌的重要年代，还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利玛窦起先居住在澳门和广东，直到1595年才离开南方向北而行。他受官府邀请进京编修历书，但因故不得不京城门外两个月仍然无法获准进，遂转道南京，直到1600年才再度入京。但他在等待入京的几年期间并未闲着，而是在南京和南昌积极传教布道。南京在此后的五十年中，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金陵画派”的中心，这一画派明显表现出欧洲艺术影响的痕迹。
利玛窦于隆冬时节到达京城 ，于1601年1月25日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此时利玛窦的生命历程只剩下九年，但就在这短短的九年中，他为耶稣会奠定了此后200年间均得到朝廷认可的地位，他尚未到达北京之前，名声就已远播京城。到达北京后他很快就结交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其中的几个人，如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等都改信了基督教。
利玛窦进京两年后，得到一位常驻画家——倪雅谷，前来协助传教。倪雅谷曾随尼科洛学习绘画。1604年他为北京教堂的祭坛画绘制了圣路加像，1606年装饰布置了澳门新教堂。1610年被派往南昌为一所教堂绘画，第二年他又为皇帝送给利玛窦作为基地的佛教寺院绘制了壁画。根据利玛窦记述，中国人对倪雅谷画的图深为赞许，认为这些图画看起来就像雕塑，而不像绘画。可惜经倪雅谷绘制装饰的所有教堂都被重修或毁掉了，他的作品于今不留一丝残迹。
在十八世纪，郎世宁在中西方艺术的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1715年，年轻的耶稣会教士郎世宁来到北京，清宫廷终于迎来了一位有才能的欧洲画家，他注定在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宫廷的艺术风尚产生重大影响。郎世宁来到北京不久，就被派到修建中的圆明园，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郎世宁将其余生供职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的宫廷里，他将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和阴影描绘法，偶尔也有明暗方照法，引入中国宫廷绘画中，逐渐形成一种完美的写实主义的中西结合绘画风格，其作品对中西绘画手法运用自如，颇具品味。
19世纪是中西艺术交会的隔阂年代，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对中国艺术品的热情被新兴严谨的古典主义浪潮吞没，欧洲与东方的短暂恋情到此结束。随着人们对中国社会实情的更多了解，欧洲对中国艺术品的欣赏转变为轻蔑。耶稣会传教士离开北京，宫廷内不再有欧洲学者，而中国也很少再有来访的外交使团，即使有也遭遇中国人冷遇。马嘎尔尼会率领的使节团1792年初访中国是较为成功的一次，但也不了了之，这个时期与欧洲的持续接触只限于广州和澳门的商人之间。中国变得对西方越开越充满敌意。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成为中西之间55年的持续性对抗状态的爆发口。爱好中国艺术的风尚建成于1832年的英国南部布莱顿市的皇家展览馆闪现出最后一道亮光，但是这座奢侈的梦幻般的展览馆建筑实在不合潮流；它比类似的建筑项目——波茨坦展览馆和德罗特宁哥尔摩展览馆，足足晚了半个世纪。它的出现伴随着热烈的喝彩，然而最终却如一座空空如也的剧院。曲终人散时刻已经到来。
当今世界，艺术思想的形成和艺术技法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中西艺术交互作用的性质正在改革，各种艺术持续不断地被迅速借鉴，吸收，利用抑或改变，扭曲和遗弃，但他们不可能被长期拒之门外。每一位艺术家都拥有自己虚拟的艺术博物馆，全世界的美术都可以通过书籍和复制品被了解到。如果今天的艺术家选择有限，那么不是艺术家的忽视，而更可能是出于政治控制和审查制度。
参考文献：
[1] [（意）郎世宁绘]，刘建平主编.郎世宁作品精选集[M].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2]边晨晨.试论郎世宁“中西合璧”绘画[D].辽宁师范大学2011.
[3]张迪.制作与错位[D].江西师范大学2010.
关键词：中西方；艺术；交会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相信，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世界历史上自文艺复兴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东西双方均接受西方思想和方式流向东方的趋势，这一趋势自十六世纪以来加快了步伐。并且，很多时候，双方之间的艺术交流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而是因为政治、经济或宗教，才使双方的艺术得到交流及产生影响。
西方美术和远东美术之间的积极对话开始于十六世纪，在这之前的数百年期间只有一些偶尔发生的接触——如果我们把跨越亚欧传来的一种工艺、一种纹样或是一门技艺也称作“接触”活动。一世纪时，中国的丝运到叙利亚重新织成透明的薄绸，再到罗马出售。罗马公民声言他们被身裹这种半透明衣料的女子吓坏了，老普林尼写到：“没有哪个女子敢说她不是裸体的。”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青铜器在英国的坎特伯雷挖掘出土，它也许是在古罗马时代被带到这里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一块三世纪的杜拉-欧洛普斯的织物残片，上面出现的典型的汉代图案，被认为是西方对中国艺术最早的直接模仿。中国龙纹样在十四世纪意大利的卢卡和威尼斯被用于教堂牧师法衣的纺织图案。越南南部的古城岘港挖掘出土了古罗马的工艺品。随着佛教的传播，一些源于东地中海世界的艺术图案，如茛苕叶纹，通过萨珊波斯王朝艺术而流传到了远东。
在过去，宗教及艺术文化的交流给中西方的交往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西方或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如，在欧洲文化渗入中国的过程中，耶稣会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他们带来的欧洲图画、印刷品和书籍，首先影响了中国美术。反过来，他们对中国艺术的详细描述，又将中国美术介绍给了十七世纪的欧洲，不过，早在耶稣会进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不少外国旅行者开始以赞美的眼光观看中国绘画，尽管他们看不太明白。九世纪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写到：“在神的所有创造物中，中国人的绘画和工艺制作得到了神的最高赐福。”
马克·波罗于十七世纪后期的元世祖忽必烈的朝廷供职，有很多机会看到了中国的绘画。五十年后的大旅行家伊春·白图泰则对中国美术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他写到：“所有的中国人都具艺术方面的优秀技能和欣赏品味。这是一个普遍承认道德事实，许多书籍和作者都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绘画而言，没有其他任何民族，无论是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能够在绘画方面与中国媲美，中国人的艺术堪称出类拔萃。”不过令人有点失望的是，得到白图泰如此赞许的中国绘画并不是出于顶尖地位的文人山水画，而是驻守边塞的画工们为记录出入边塞的陌生人等而绘制的肖像画。
此后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到来之前，再也没有关于中国美术的记载。到1577年，耶稣会当时已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建立发展起来。对外国人来说，澳门比日本出岛更开放更方便进出，但也离京城更遥远。很快，耶稣会和他们的传教对手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影响开始遍及广东以远地区。
中西美术的交流从1592年著名学者兼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才真正开始。作为传教士他学识丰富，精力旺盛，风度翩翩，他注定要凭学识和著述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产生兴趣，也促使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在当时中国文化交流初萌的重要年代，还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利玛窦起先居住在澳门和广东，直到1595年才离开南方向北而行。他受官府邀请进京编修历书，但因故不得不京城门外两个月仍然无法获准进，遂转道南京，直到1600年才再度入京。但他在等待入京的几年期间并未闲着，而是在南京和南昌积极传教布道。南京在此后的五十年中，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金陵画派”的中心，这一画派明显表现出欧洲艺术影响的痕迹。
利玛窦于隆冬时节到达京城 ，于1601年1月25日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此时利玛窦的生命历程只剩下九年，但就在这短短的九年中，他为耶稣会奠定了此后200年间均得到朝廷认可的地位，他尚未到达北京之前，名声就已远播京城。到达北京后他很快就结交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其中的几个人，如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等都改信了基督教。
利玛窦进京两年后，得到一位常驻画家——倪雅谷，前来协助传教。倪雅谷曾随尼科洛学习绘画。1604年他为北京教堂的祭坛画绘制了圣路加像，1606年装饰布置了澳门新教堂。1610年被派往南昌为一所教堂绘画，第二年他又为皇帝送给利玛窦作为基地的佛教寺院绘制了壁画。根据利玛窦记述，中国人对倪雅谷画的图深为赞许，认为这些图画看起来就像雕塑，而不像绘画。可惜经倪雅谷绘制装饰的所有教堂都被重修或毁掉了，他的作品于今不留一丝残迹。
在十八世纪，郎世宁在中西方艺术的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1715年，年轻的耶稣会教士郎世宁来到北京，清宫廷终于迎来了一位有才能的欧洲画家，他注定在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宫廷的艺术风尚产生重大影响。郎世宁来到北京不久，就被派到修建中的圆明园，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郎世宁将其余生供职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的宫廷里，他将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和阴影描绘法，偶尔也有明暗方照法，引入中国宫廷绘画中，逐渐形成一种完美的写实主义的中西结合绘画风格，其作品对中西绘画手法运用自如，颇具品味。
19世纪是中西艺术交会的隔阂年代，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对中国艺术品的热情被新兴严谨的古典主义浪潮吞没，欧洲与东方的短暂恋情到此结束。随着人们对中国社会实情的更多了解，欧洲对中国艺术品的欣赏转变为轻蔑。耶稣会传教士离开北京，宫廷内不再有欧洲学者，而中国也很少再有来访的外交使团，即使有也遭遇中国人冷遇。马嘎尔尼会率领的使节团1792年初访中国是较为成功的一次，但也不了了之，这个时期与欧洲的持续接触只限于广州和澳门的商人之间。中国变得对西方越开越充满敌意。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成为中西之间55年的持续性对抗状态的爆发口。爱好中国艺术的风尚建成于1832年的英国南部布莱顿市的皇家展览馆闪现出最后一道亮光，但是这座奢侈的梦幻般的展览馆建筑实在不合潮流；它比类似的建筑项目——波茨坦展览馆和德罗特宁哥尔摩展览馆，足足晚了半个世纪。它的出现伴随着热烈的喝彩，然而最终却如一座空空如也的剧院。曲终人散时刻已经到来。
当今世界，艺术思想的形成和艺术技法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中西艺术交互作用的性质正在改革，各种艺术持续不断地被迅速借鉴，吸收，利用抑或改变，扭曲和遗弃，但他们不可能被长期拒之门外。每一位艺术家都拥有自己虚拟的艺术博物馆，全世界的美术都可以通过书籍和复制品被了解到。如果今天的艺术家选择有限，那么不是艺术家的忽视，而更可能是出于政治控制和审查制度。
参考文献：
[1] [（意）郎世宁绘]，刘建平主编.郎世宁作品精选集[M].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2]边晨晨.试论郎世宁“中西合璧”绘画[D].辽宁师范大学2011.
[3]张迪.制作与错位[D].江西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