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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及其命名有其特别的重要性，最好的案例莫过于两个路网的传播及其良好的接受效果，一是丝绸之路，一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这个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一百多年前才提出的，今天在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有目共睹。茶马古道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木霁弘、陈保亚等学者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不到三十年时间，迅速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这两个概念还有另一共同特点，它们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存的带有概括性的、凸显局部特点的描述，其所指的范围有着不确定性，因而不可避免会带来争议，或者会出现不同的界定。《读书》二0一八年第三期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和第五期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的讨论，便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讨论的例子。茶马古道是更年轻的概念，其所指更不稳定。
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是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讨论的一个重要呼应。陈保亚、木霁弘等人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序言中即指出，茶马古道“同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当时他们认为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出发经拉萨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的滇藏古道，一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泊尔、印度的川藏古道。其他研究者对这一概念有所扩充。例如，王丽萍在《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视野下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中，将唐蕃古道纳入茶马古道，认为其线路主要分为滇藏道、川藏道和青藏道（唐蕃古道）。
陈保亚等人对茶马古道的梳理和命名，颇具特色的部分是他们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所做的观察。他们指出，整个藏区和三角地带各民族交流的共同语言是汉语中的西南官话，而不是普通话或西北话。茶马古道上民族分布众多，这些民族的第二语言能够借茶马古道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
基于这些现象，他们指出，相对于出入青海的唐蕃古道，联系西藏与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对于汉藏文化交流更为重要。藏区在最初的茶马古道叙述中处于中心位置。在后来的众多讨论中，这一特点逐渐淡化，越来越多地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并称和勾连。另一方面，最初的旨趣对后来的讨论仍然有很深的影响，虽然茶马古道越来越被叙述成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其边界遠远超出滇、藏、川“大三角”地区，但川藏线、滇藏线仍然是茶马古道叙述的主要内容。例如，王丽萍叙述了茶马古道的广阔“外围”，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问题是，如果唐蕃古道能够被纳入茶马古道，是否也可以将这些外围或者部分外围道路网络纳入茶马古道的叙述呢？
在命名者那里，茶马古道的特殊之处在于，唐代茶叶传入西藏之后，藏区民众将茶视为必需品而非一般的贸易物，这是茶马古道相对于丝绸之路等古道更为持久的原因所在。不过，丝绸之路衰落的主要原因，恐怕并不在于丝绸是否必需品，而在于明代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倭寇侵扰的压力，不再是宁静的后方，这是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加上明朝的供需对丝绸之路依赖较少，嘉靖初期选择在河西走廊西北端实施封境政策。茶马古道相对持久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历史上西藏扩张多沿唐蕃古道等方向展开，茶马古道沿线的横断山区相对平静。茶马古道的持久性并不依赖于藏民视茶为必需品的嗜好。
因为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屏障，中国西南地区一直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历史上较少发生大规模战争。在广阔的西南山区，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山路古道网络，这些网络最初都是通过运输盐等生活必需品而兴起的。此前以川藏、滇藏古道为核心叙述的茶马古道，只是西南山区庞大的古道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些古道网络覆盖的地区，有一个极为重要，但至今缺少系统研究的语言文化现象，即是覆盖了众多少数民族的西南官话，其主要特点是“古人声今读阳平”。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商务印书馆二0一二年版），西南官话区基本覆盖了除西藏自治区大部之外的西南山区，并在成都平原及江汉平原部分地区扩展。茶马古道的命名者们强调了西南官话在川滇藏“大三角”多民族杂居地区通行这一全球少见的语言文化现象，但没有进一步系统讨论西南官话与整个西南山区古道网络之间的历史关联。
我在位于西南山区边缘的湖南西南部出生长大，从小讲的方言是西南官话。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困惑是，湖南讲西南官话的主要是湖南西北部的吉首、怀化等地与西南部的永州及郴州部分地区，这两部分区域之间有雪峰山、越城岭纵贯分隔，其间的邵阳地区的方言很少是西南官话。这两个相互分割的区域方言的共同性，很可能并不是通过省内传播而形成的。那么，是否在西南山区内存在某种语言接触与传播的渠道？我的专业并非语言学，只是对于作为精神故乡的方言与乡邦地缘之间的关系有些好奇，不吝浅陋做些探索。
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曾讨论崇山峻岭与方言传播的复杂情形。一方面，高山峻岭有碍交通，山两边的人民往往不相往来，方言自然隔阂，如福建和皖南多山，方言往往隔山而异，甚至有隔山即不能通话的。另一方面，山脉对于方言分区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如贵州也多山，但方言却大面积一致。他们对这一语言现象做了一个注释，“当然，贵州是一种方言在山区的传播，而闽语却是一种方言在不同山区的分化，两者情况有所不同”，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其实不止是贵州，西南方言几乎覆盖了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等西南山地以及南岭西部地区，这些贯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多省市的山地连绵相续，居住其问的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内部沟通的方言，众多地区也有五花八门的小范围使用的方言，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民众大多将西南官话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在这一片广袤的山地之问，崇山峻岭似乎不仅没有成为方言的区隔，反而成了方言传播的媒介。 对于西南官话形成与扩展的历史进程的勾勒有一定难度，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李蓝在《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二0-0年版）中认为，它大概是先在四川成型，然后以四川（含今重庆市）为中心，逐步扩展到湖北、贵州、云南、广西及其他省市。周振鹤和游汝杰认为，唐代中叶之后，从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大量北方移民的北方方言，取代了此地原有的方言，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就西南官话在整个西南山地的传播而言，元明之际中央政权大幅加强西南治理，标示着一个全新阶段的来临，这一点则有较多共识。在《西南官话音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及相关论文中，牟成刚以现有移民史研究（如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及相关方言研究为基础，强调元明之际西南官话的发展（其具体叙述有需修正之处）。关键的转折点是，朱元璋汲取南宋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移民与治理。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企图绕开长江天险，先占川蜀，再图全局，一部由青藏高原南下迂回攻占大理，沿滇黔入川，与从汉中一带入川的蒙古军队在重庆合击宋军。这一战略遭遇了重大挫折，蒙哥在重庆钓鱼城难逾坚垒，丧命于此。后来忽必烈汲取教训，改变迂回西南的取向，集中重兵于南宋必救的襄阳，围点打援，最终攻下襄阳，席卷长江中下游，取得胜利。虽然绕道西南的战略没有直接奏凯，但部分蒙军经大理进击湖南、江西等地，长驱直入南宋腹地，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朱元璋在平定今天的川西南、贵州、云南等地之后，即承继元代的卫所军户制度，在西南重要地点及交通要道重兵屯守，实施土司一卫所双重管理体制。这些举措逐渐改变了此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据优势的格局，军事移民主要来自江南、湖广、江西等地。西南官话在明代基本形成，融入了江淮官话、赣语、湘语等方言的特点，并在“五方杂处，言语各异”的不同民族接触过程中，形成了音位系统较为简单、便于接触者把握的区域通用方言。
清代在西南山区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一时期在滇黔及其与川桂毗邻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区域内部的扩散式移民。这种扩散无疑是沿着西南古道网络展开的。清代在西南地区构建了“三纵一横”的主干交通动脉，包括四川官路、云南官路和桂林官路这三条官马陆路，以及长江官路这一水路;将这些动脉联系在一起，以及向遥远的周边地区不断扩展的，是数量远为庞大的西南古道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随着移民沿着西南古道网络逐渐深入到西南山区的各个角落，西南官话随之不断扩张，演变成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相对于东南闽粤地区知识分子以方言抵抗官话使官话化停滞（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西南地区官话的制度化进程要更为成功。
有趣的是，虽然牟成刚指出了清代西南交通干线支线与西南内部移民扩散、西南官话扩散之间的关系，但在《西南官话音韵研究·绪论》分析西南官话的地理分布特征时，并没有提及西南山区的地理特点，只是强调了“地理上沿长江中上游依次分布”的突出特点，即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官话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上游区域，他由此认为西南官话完全可以看成“一衣带水”（长江）的官话方言。这一描述大体成立，不符合的是云南大部分地区，除了云南北部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多为怒江、澜沧江或红河流域，难以归入长江流域。这一部分区域不仅面积较大，而且是连接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南向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从考察茶马古道与西南官话区域联系的角度来看，这一忽略，以及未能将长江水路网络与山路网络视为一个整体的道路网络，是一个较大的缺憾。
在陈保亚和牟成刚等学者的研究中，西南官话与西南古道网络（包括陆路与水路）之间的关联已经轮廓初显。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已经可以提出西南水陆古道网络与西南官话形成之间历史关联的议题，以深化对于西南官话形成与演变历史的认识，推进以西南山地为中心的中国腹地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来，赵世瑜从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强调，元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对于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具有重要意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张文木从战略角度分析了西南地区的重要性。这些对西南地区的综合研究颇有启人深思之处。
西南官话区域与西南山区的大范围重叠现象，呈现了西南山区这一相对平静的中国腹地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较高程度的文化整合，提示了将西南山区视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的可能性。这一地区的方言地理特征的特殊之处，打开了我们认识这一中国腹地的视野，其内涵却不止于语言学领域或者文化遗产研究领域。
西南腹地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放在中国卷入新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分析和考察。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之后，西南山区文化上的共同性逐渐形成，这种共同文化無疑处于王朝主流文化的辐射之下，西南官话本身即是北部、中部与东部平原地区语言在西南山区经过长期“化学反应”之后的产物。明清时期是西南腹地建构的全面启动阶段，西南官话的形成，以及西南腹地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共同性区域的形成，即是此一阶段的标志。以此为基础，西南山区在近代成为中国政治变动进程中较为活跃的地区，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逐渐展现出来。
进入十九世纪，中国东南、西北、东北、西南方向的国际压力同时显现。中原向来是四战之地，西北、东北与东南也都有大军纵横驰骋的空间，然而西南广阔的山地提供了利于隐蔽、便于防御的战略纵深，游击战可以大展身手，装备相对先进的大部队在这里却力量分散，难以发挥其优势。西南地区由此成为中国避免被外国侵略者征服的战略大后方，也成为革命力量酝酿、成长与战略机动的空问。太平天国运动在粤桂湘山区的酝酿与发展，标示着西南山区前所未有地成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发源地。此后，蔡锷依托西南山区发起倒袁运动，红军从井冈山地区经由西南山区的长征，民国政府将西南腹地开辟为抗战大后方，共和国建立之后将西南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战略重点，是凸显西南地区战略重要性的系列事件。
这两个概念还有另一共同特点，它们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存的带有概括性的、凸显局部特点的描述，其所指的范围有着不确定性，因而不可避免会带来争议，或者会出现不同的界定。《读书》二0一八年第三期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和第五期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的讨论，便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讨论的例子。茶马古道是更年轻的概念，其所指更不稳定。
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是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讨论的一个重要呼应。陈保亚、木霁弘等人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序言中即指出，茶马古道“同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当时他们认为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出发经拉萨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的滇藏古道，一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泊尔、印度的川藏古道。其他研究者对这一概念有所扩充。例如，王丽萍在《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视野下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中，将唐蕃古道纳入茶马古道，认为其线路主要分为滇藏道、川藏道和青藏道（唐蕃古道）。
陈保亚等人对茶马古道的梳理和命名，颇具特色的部分是他们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所做的观察。他们指出，整个藏区和三角地带各民族交流的共同语言是汉语中的西南官话，而不是普通话或西北话。茶马古道上民族分布众多，这些民族的第二语言能够借茶马古道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
基于这些现象，他们指出，相对于出入青海的唐蕃古道，联系西藏与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对于汉藏文化交流更为重要。藏区在最初的茶马古道叙述中处于中心位置。在后来的众多讨论中，这一特点逐渐淡化，越来越多地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并称和勾连。另一方面，最初的旨趣对后来的讨论仍然有很深的影响，虽然茶马古道越来越被叙述成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其边界遠远超出滇、藏、川“大三角”地区，但川藏线、滇藏线仍然是茶马古道叙述的主要内容。例如，王丽萍叙述了茶马古道的广阔“外围”，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问题是，如果唐蕃古道能够被纳入茶马古道，是否也可以将这些外围或者部分外围道路网络纳入茶马古道的叙述呢？
在命名者那里，茶马古道的特殊之处在于，唐代茶叶传入西藏之后，藏区民众将茶视为必需品而非一般的贸易物，这是茶马古道相对于丝绸之路等古道更为持久的原因所在。不过，丝绸之路衰落的主要原因，恐怕并不在于丝绸是否必需品，而在于明代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倭寇侵扰的压力，不再是宁静的后方，这是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加上明朝的供需对丝绸之路依赖较少，嘉靖初期选择在河西走廊西北端实施封境政策。茶马古道相对持久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历史上西藏扩张多沿唐蕃古道等方向展开，茶马古道沿线的横断山区相对平静。茶马古道的持久性并不依赖于藏民视茶为必需品的嗜好。
因为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屏障，中国西南地区一直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历史上较少发生大规模战争。在广阔的西南山区，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山路古道网络，这些网络最初都是通过运输盐等生活必需品而兴起的。此前以川藏、滇藏古道为核心叙述的茶马古道，只是西南山区庞大的古道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些古道网络覆盖的地区，有一个极为重要，但至今缺少系统研究的语言文化现象，即是覆盖了众多少数民族的西南官话，其主要特点是“古人声今读阳平”。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商务印书馆二0一二年版），西南官话区基本覆盖了除西藏自治区大部之外的西南山区，并在成都平原及江汉平原部分地区扩展。茶马古道的命名者们强调了西南官话在川滇藏“大三角”多民族杂居地区通行这一全球少见的语言文化现象，但没有进一步系统讨论西南官话与整个西南山区古道网络之间的历史关联。
我在位于西南山区边缘的湖南西南部出生长大，从小讲的方言是西南官话。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困惑是，湖南讲西南官话的主要是湖南西北部的吉首、怀化等地与西南部的永州及郴州部分地区，这两部分区域之间有雪峰山、越城岭纵贯分隔，其间的邵阳地区的方言很少是西南官话。这两个相互分割的区域方言的共同性，很可能并不是通过省内传播而形成的。那么，是否在西南山区内存在某种语言接触与传播的渠道？我的专业并非语言学，只是对于作为精神故乡的方言与乡邦地缘之间的关系有些好奇，不吝浅陋做些探索。
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曾讨论崇山峻岭与方言传播的复杂情形。一方面，高山峻岭有碍交通，山两边的人民往往不相往来，方言自然隔阂，如福建和皖南多山，方言往往隔山而异，甚至有隔山即不能通话的。另一方面，山脉对于方言分区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如贵州也多山，但方言却大面积一致。他们对这一语言现象做了一个注释，“当然，贵州是一种方言在山区的传播，而闽语却是一种方言在不同山区的分化，两者情况有所不同”，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其实不止是贵州，西南方言几乎覆盖了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等西南山地以及南岭西部地区，这些贯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多省市的山地连绵相续，居住其问的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内部沟通的方言，众多地区也有五花八门的小范围使用的方言，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民众大多将西南官话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在这一片广袤的山地之问，崇山峻岭似乎不仅没有成为方言的区隔，反而成了方言传播的媒介。 对于西南官话形成与扩展的历史进程的勾勒有一定难度，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李蓝在《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二0-0年版）中认为，它大概是先在四川成型，然后以四川（含今重庆市）为中心，逐步扩展到湖北、贵州、云南、广西及其他省市。周振鹤和游汝杰认为，唐代中叶之后，从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大量北方移民的北方方言，取代了此地原有的方言，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就西南官话在整个西南山地的传播而言，元明之际中央政权大幅加强西南治理，标示着一个全新阶段的来临，这一点则有较多共识。在《西南官话音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及相关论文中，牟成刚以现有移民史研究（如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及相关方言研究为基础，强调元明之际西南官话的发展（其具体叙述有需修正之处）。关键的转折点是，朱元璋汲取南宋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移民与治理。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企图绕开长江天险，先占川蜀，再图全局，一部由青藏高原南下迂回攻占大理，沿滇黔入川，与从汉中一带入川的蒙古军队在重庆合击宋军。这一战略遭遇了重大挫折，蒙哥在重庆钓鱼城难逾坚垒，丧命于此。后来忽必烈汲取教训，改变迂回西南的取向，集中重兵于南宋必救的襄阳，围点打援，最终攻下襄阳，席卷长江中下游，取得胜利。虽然绕道西南的战略没有直接奏凯，但部分蒙军经大理进击湖南、江西等地，长驱直入南宋腹地，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朱元璋在平定今天的川西南、贵州、云南等地之后，即承继元代的卫所军户制度，在西南重要地点及交通要道重兵屯守，实施土司一卫所双重管理体制。这些举措逐渐改变了此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据优势的格局，军事移民主要来自江南、湖广、江西等地。西南官话在明代基本形成，融入了江淮官话、赣语、湘语等方言的特点，并在“五方杂处，言语各异”的不同民族接触过程中，形成了音位系统较为简单、便于接触者把握的区域通用方言。
清代在西南山区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一时期在滇黔及其与川桂毗邻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区域内部的扩散式移民。这种扩散无疑是沿着西南古道网络展开的。清代在西南地区构建了“三纵一横”的主干交通动脉，包括四川官路、云南官路和桂林官路这三条官马陆路，以及长江官路这一水路;将这些动脉联系在一起，以及向遥远的周边地区不断扩展的，是数量远为庞大的西南古道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随着移民沿着西南古道网络逐渐深入到西南山区的各个角落，西南官话随之不断扩张，演变成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相对于东南闽粤地区知识分子以方言抵抗官话使官话化停滞（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西南地区官话的制度化进程要更为成功。
有趣的是，虽然牟成刚指出了清代西南交通干线支线与西南内部移民扩散、西南官话扩散之间的关系，但在《西南官话音韵研究·绪论》分析西南官话的地理分布特征时，并没有提及西南山区的地理特点，只是强调了“地理上沿长江中上游依次分布”的突出特点，即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官话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上游区域，他由此认为西南官话完全可以看成“一衣带水”（长江）的官话方言。这一描述大体成立，不符合的是云南大部分地区，除了云南北部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多为怒江、澜沧江或红河流域，难以归入长江流域。这一部分区域不仅面积较大，而且是连接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南向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从考察茶马古道与西南官话区域联系的角度来看，这一忽略，以及未能将长江水路网络与山路网络视为一个整体的道路网络，是一个较大的缺憾。
在陈保亚和牟成刚等学者的研究中，西南官话与西南古道网络（包括陆路与水路）之间的关联已经轮廓初显。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已经可以提出西南水陆古道网络与西南官话形成之间历史关联的议题，以深化对于西南官话形成与演变历史的认识，推进以西南山地为中心的中国腹地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来，赵世瑜从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强调，元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对于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具有重要意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张文木从战略角度分析了西南地区的重要性。这些对西南地区的综合研究颇有启人深思之处。
西南官话区域与西南山区的大范围重叠现象，呈现了西南山区这一相对平静的中国腹地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较高程度的文化整合，提示了将西南山区视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的可能性。这一地区的方言地理特征的特殊之处，打开了我们认识这一中国腹地的视野，其内涵却不止于语言学领域或者文化遗产研究领域。
西南腹地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放在中国卷入新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分析和考察。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之后，西南山区文化上的共同性逐渐形成，这种共同文化無疑处于王朝主流文化的辐射之下，西南官话本身即是北部、中部与东部平原地区语言在西南山区经过长期“化学反应”之后的产物。明清时期是西南腹地建构的全面启动阶段，西南官话的形成，以及西南腹地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共同性区域的形成，即是此一阶段的标志。以此为基础，西南山区在近代成为中国政治变动进程中较为活跃的地区，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逐渐展现出来。
进入十九世纪，中国东南、西北、东北、西南方向的国际压力同时显现。中原向来是四战之地，西北、东北与东南也都有大军纵横驰骋的空间，然而西南广阔的山地提供了利于隐蔽、便于防御的战略纵深，游击战可以大展身手，装备相对先进的大部队在这里却力量分散，难以发挥其优势。西南地区由此成为中国避免被外国侵略者征服的战略大后方，也成为革命力量酝酿、成长与战略机动的空问。太平天国运动在粤桂湘山区的酝酿与发展，标示着西南山区前所未有地成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发源地。此后，蔡锷依托西南山区发起倒袁运动，红军从井冈山地区经由西南山区的长征，民国政府将西南腹地开辟为抗战大后方，共和国建立之后将西南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战略重点，是凸显西南地区战略重要性的系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