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张五常】
　　1935年出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学习；1963年至1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同年，他以一篇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82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1996年，被选为1997年至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
　　
　　最近，主流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篇访谈里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的大多是活该，中国工人一个月拿600元的工资是没问题的……此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片声讨，张五常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
　　这位有着一头蓬乱卷曲的白头发的人(很难用“老人”来定义他) 虽然以不循规蹈矩、狂傲不羁的形象和不时发表的“狂妄”的言论给自己带来讨伐，但他的戏剧化的经历和巨大的成就还是不得不让人感叹和敬佩。他小时候常常逃学，两次被开除出校，中学都没毕业，可是他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9年时间。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和香港三位名摄影家一起出摄影集，还被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他还是华语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风靡一时。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钦、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甚至在他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几次高度评价张五常。
　　经济学、摄影集、画师、散文家……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唯一读懂科斯理论的人
　　
　　1966年，张五常的博士论文刚完成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知，学校给了他一个博士后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过去张五常与科斯素未谋面。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然后，张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头发斑白，戴着眼镜，正在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正如张五常所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在香港教书，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诉张五常一件事。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怪不得科斯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授奖仪式的演讲词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明星般的老顽童
　　
　　初见到张五常，那感觉是明星登场。在酒店的大堂里，张五常顶着他那一头乱发，没有什么笑容，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名人、权威的排场逼人而来，但很快这个感觉就转变了。乱纷纷坐定之后就发现，除了他太太和两三好友，一群年轻人都是本地的普通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不管他们问什么，张五常总是乐于回答，渐渐高兴起来，口若悬河。看样子他是真的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疲倦不耐烦的神色。他第二天还跑到中学去演讲——中学生怎么听得懂他那新制度经济学呢?他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挑老师，说“老师很重要，但是也不是这么重要”。学生们鼓掌鼓得快疯了。
　　人活到一个境界是没办法的了。像张五常，他即使坐在一张不大舒服的椅子上，也是很自在的。在中学演讲，每当学生咬紧牙关鼓掌，他就往椅背上一靠，手臂垂下来——还是很自在的样子。他是不会让自己不舒服的。他肆无忌惮地评论书法、摄影、音乐，也是鲜明的“张式”的，好就好得不得了，天下第一;坏就是垃圾，一钱不值。眼睛里从来没有权威。当然，这你就不能像对他的经济学那么认真了。他拍黑白照片，有中国画的韵味。他拍人物，却是影楼式的干净艳丽。
　　读那么多书，又还懂得运用肢体语言，张五常的握手是温暖而舒服的。走在沙面的小路上，他和太太自顾自手拉着手，把一班人甩在后面。他的身材瘦而高，年轻一点的时候大概称得上玉树临风。但是他现在仍然说话风趣，喜欢和美女吃饭。张太太说他，“事后都不记得了，跟我说，上次吃饭在旁边那个女的是不是你?”真有他的，这样就过关了。
　　


　　张五常的太太美丽而能干，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可不是家庭妇女。在内地，他太太做他的普通话翻译——几乎是同声翻译。教授在生活上是个好伴侣吗?他太太说：“看你要求的是什么了。他真的非常可爱。”又取笑他，“吃穿是不讲究的，人家一看他衣服就知道他太太回来了，他自己是不会配颜色的。吃饭也马马虎虎，有时候吃完了说，‘不好吃’，可是他也吃了很多。”两夫妻一样的好口才，说出话来刮辣松脆，活灵活现，跟一般口讷的读书人大不同。
　　
　　“最劣的教师”
　　
　　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学生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评选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符。
　　每次听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就会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会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教授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然大笑，张教授妙趣横生的幽默一定会让你笑不胜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都是后来者席地而坐，整个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在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张五常从来也不写讲义，即写教科书，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因为，在张五常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任何一个国际上有分量的教授从来不会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正因为张五常不循规蹈矩，这也让他走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多次说，几十年来他根本不去看书，认为现在他人写的文章不值得一读，特别是对不同观点更是不屑一顾。由此，读其文章，听其演说，狂傲之形象跃然纸上。
　　


　　不苟流俗而又言之成理
　　
　　张五常在治学从教之余，不仅出版了摄影集，被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而且写了大量随笔。这些随笔，跟学问有关，跟社会有关，也跟兴趣爱好有关。
　　张五常是一个金庸迷，因为喜欢，便呵之护之，他不满意金庸回应王朔的《我看金庸》，认为他应该像他自己所说：“八风不动”。
　　张五常说：“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不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来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美国富可敌国的微软，在跨世纪的反垄断官司里，被法官逼得无路可遁，一时媒体竞相瞩目。张五常认为，美国的反垄断法例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永远都是武断，很有点乱来。微软赚钱太多，钱多招妒，可是在反垄断法中，赚钱的多少，并不是构成垄断之判断的理由啊！张五常遗憾，微软为了防止盗版，把软件连带硬件一道出售。微软却没有疏漏了这个明显的为自己一辩的理由。“垄断的成因有多种，像天才的发明家、歌星之类，都应该保护他们的垄断。”
　　1985年2月，张五常在《信报》发表一篇文章，题曰：《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对独生子女家庭，表示某种担虑，“长此下去，一二十年后，中国的青年都没有兄弟姊妹。再过些时日，所有的人都没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个人都举目无亲！”他感觉这种“举目无亲”的状况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因为有血亲，相亲相爱而后有天伦之乐。父亲可以为儿女牺牲一切。“愿意牺牲而不需要牺牲，不亦快哉！……就是中国数十年后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没有天伦之乐又有什么意思呢？”
　　提到这些，张五常一贯搞怪的神色开始变得凝重。“中国目前的人口压力之大，足以把不发达的生产力之增长数全抵消。独生子女不仅于家庭也于社会肯定有负面影响，但是这是过去多少年无节制生育的不能不面对的后果，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的选择。时下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是高学历者不可能多生育，另一方面，’超生游击队’不绝如缕，他们子女的教育状况堪忧，以至人口素质无从得到保障的群体在不断扩大。天伦之乐是天生下来应有的权利，是维护生存的要素，是一项重要的财富。量度这财富，只能从愿意牺牲而不需要牺牲的角度来衡量，不能从国民收入或物质享受反映出来。”
　　（编辑/张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