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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农村环境治理涉及众多部门众多产业的大量数据信息和一揽子政策措施，借助大数据平台与网络化治理有利于厘清环境污染传导路径、明晰治理对象、联通治理主体信息及职责、构建环境治理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网络、统筹环境治理政策、搭建绩效评价网络平台。文章在探讨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流程以及网络化治理多部门多要素关联等技术经济特征的基础上，论述大数据驱动下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技术维度、组织治理维度、政策网络推进维度与治理绩效评价维度的动力机制，提出利用大数据推进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技术平台、政策工具与治理体系等实现路径，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信息平台构建与治理政策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大数据;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1-0029-08
一、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农村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薄弱，养殖业污染及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导致农村水质污染，全国七大水系中IV类、V类及劣V类水质监测断面占70%以上，2018年我国农村污水排放230亿吨，污水处理率却仅为22%，远低于城镇污水处理率90%。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办发〔2015〕56号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近日，《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发布，水体洁净被列为美丽中国的五个建设评估指标之一。自2015年“水十条”发布以来，城乡黑臭水体治理领域启动了大批PPP项目。2018年11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加快治理黑臭水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综合整治。”2019年7月8日，生态环境部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9年11月7日，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标志着黑臭水体治理成为城乡发展的共同重要工作之一。为了实现农村环境整治三年目标，各地加大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应用大数据及信息技术治理农村环境。福建连江沼液搭配上了智能设备，农民通过手机APP就可远程操控，依据土壤墒情、气候情况等需求智能化施肥，重庆市北碚区应用AI进行环境远程监测与预警。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大数据技术比传统方法更加全面，以庞大的数据群为依据，通过研究因素间的相关性来指导环境治理决策。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环境污染导致农村贫困研究。我国农村已形成乡镇工业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环境污染、农村自然资源破坏五大环境问题[1-2]。关于农村环境污染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研究，相关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U”曲线的相关关系[3]，贫困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减少和消除农村贫困的有效路径之一是开展环境治理[4]，Boyce 等人将环境污染与退化归咎于行为主体之间在收入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不平等[5-6]。
关于农村环境多元参与模式与治理机制研究。史磊等认为农户参与机制的缺失是目前中国农村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公众参与目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7]。沈费伟等认为政府、企业、村民、环保组织有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只有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才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8]。肖萍等提出农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各个治理主体分工明确又相辅相成，以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9]。李咏梅认为应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资本培育、法制建设来提高环境治理参与度[10]。方印等从公众环境信息监督权的法律释义出发，探讨其规范构造的法理依据，提出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11]。
關于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美国《农场法案》自1985年起，先后设立了退耕还草还林、湿地恢复、环境保护激励、环境保护强化、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农业水质强化、农场和牧场保护以及草场保护共计八个项目，这些项目涵盖水土保持、野生动物栖息地管理和农业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主要以政府成本分担和激励性补贴等手段激励农牧场主参与农村环境保护，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12]。文贤庆从大数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提出利用信息共享共建发展循环经济[13]。胡徽等从政府与生态文明的角度分析，大数据通过其理念、技术以及应用思维针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认知的多样化、评价的数字化以及系统化等方面来提升绩效，从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14]。庄海燕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计算评价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及五个指标的发展水平排序[15]。谭娟提出应用大数据创新路径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环境治理的三大困境，完善了大数据治理平台与治理模式[16]。
关于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技术方面。隋宗斌等结合大量数据接纳相关性，提出利用数据挖掘进行大数据分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水环境进行智能监控，普遍使用GPRS与ZigBee技术来进行远程监控，并且能够自动报警，实现水体环境监测的智能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感技术以及无线通讯来实现水环境检测数据的自动收集[17]。叶宏宝等针对农村水污染智能监管控制体系建设，提出在监控管理平台建设中运用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技术[18]。
在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我国已有部分正在建设的智能环境监管体系，如山东淄博打造了“互联网+四级网格”智能水环境监管体系，主要记录废水流量数据与天网体系的监控视频。实现“人管”建设超级站，“一网打尽”各类环境数据信息，高空探头将违法行为尽收眼底;“物管”打造信息化水环境监管网格技术，线上指挥调度，线下督办落实;“技管”通过云数据中心平台实时查询监管数据，建设网络数据智能分析支持平台，切实实施“人管”“物管”“技管”相互协调，共同发力。山东广饶针对水环境监测打造“一中心、两网络、三平台、四应用”的智慧环保监管体系。 目前，农村环境治理的内在困境表现为：农业农村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化肥、农药使用来增加产值;城乡环保制度不公平，农村环保投入不足，环保设施落后;农村水污染数据信息监管机制缺位，包括农药、化肥使用缺乏科学的监控措施和系统管理数据;农村水污染治理缺乏有效的规划，包括养殖业污染、生活污水排放没有循环利用设施，畜禽废料作为沼气或者发电、沼液可以代替化肥，造成河流和饮水源污染;环境污染数据缺乏统一归口统计，环境治理决策盲目。
本文分析应用大数据进行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的技术经济特征，探讨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动力机制，构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技术平台与政策工具，解决农村环境治理部门之间信息隔离，环境污染治理信息传导路径不清晰，治理主体职责不明确，环境治理措施缺乏针对性，治理效果监测与信息滞后等问题，以政府、企业、村民协同参与为基础，农业生产减量化投入、清洁化生产、污水垃圾处理与产业生态化网络相互融合，应用大数据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的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模式。
二、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流程与技术经济特征
网络化治理指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共同达成治理目标的过程。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是以大数据与环境信息融合为核心，政府、生产企业、环保企业、村民与环保协会作为参与主体，农业生产部门、乡镇企业、农村养殖户、水资源部门、污水垃圾部门、政府环保部门等多部门信息共享，通过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多维多渠道网络协同联动。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平台运作流程如图1所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有如下技术经济特征。
第一，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要实现状态数据多部门多要素关联，网络化协同，时空融合。通过大数据技术平台构建农业种植结构、农业生产农药化肥使用数據、农民养殖、村民生活垃圾数据库，应用环境治理数据管理相关软件，对农村水资源状态数据存储与分析，再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使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相关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治理目标及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与效果预测，整合生产投入要素及其效用使排放最小化，通过多元化、系统化治理，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应用大数据平台将生活环境、水、大气、土壤等多个目标整体优化，开展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流域之间、不同资源禀赋及气候条件下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实现时间与空间融合。
第二，基于环境状态数据的因素评价与环境治理网络协同决策，保证环境污染治理科学化、透明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在于治理主体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因素没有被精准识别、污染治理绩效难以客观评价的根本原因，如农民的农药化肥用量等生产活动带来潜在污染物排放量，以及环境改善情况难以准确度量和评价。基于大数据思维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农村污染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大数据统筹跨部门行政协调问题，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能力。
第三，以网络化信息数据为导向推进环境治理绩效评价。通过大数据平台将农村环境治理的众多环节和治理绩效链式影响要素等系统分析，厘清环境污染问题的来龙去脉，量化河长制职责与绩效，应用大数据化方法对农村环境治理要素进行融合，构建操作性强、效果良好的农村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机制。
第四，通过网络平台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用声誉激励促进利益主体规范生产经营行为。通过制度安排、技术支持、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诱导农民、企业和基层管理干部的环保意识、相关群体的集体行动，营造良好的资源保护氛围。通过APP推送、公众微信平台宣传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网络曝光生产经营违规行为及个体环境污染行为，建立村镇、企业、农业园区环保等级公示平台，环境污染曝光台，通过声誉激励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及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
三、农村环境多维网络化治理动力机制
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需要相关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环保服务补贴、监督机制与环境治理绩效为政策工具，构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动力机制，从技术维度、组织制度维度、政策网络推进与绩效评价维度等建立网络化治理动力机制，促进企业、村民和环保协会共同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一）技术维度动力：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可以实现环境治理技术创新
大数据作为社会管理与政府治理的新技术，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利用大数据技术特征维度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逻辑维度之间的耦合性，通过将农村经济发展资源消耗与排污大数据与环境污染治理相融合，强调多方共治、协同治理;精准使用环境治理资金，环境污染治理措施要精准落实到户及片区，精准评价环境污染治理成效。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技术维度的动力在于：
第一，网络化治理技术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巨量性相耦合。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具有明显的巨量性，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建档立卡有其必要性。农村人口居住分散，采集与农村环境状态相关的信息量大，包括生产生活环境基本数据，如农药化肥使用过量导致水污染的数据，养殖业废料与垃圾、村民生活垃圾堆放对水质影响的数据等;还有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态问题，项目开发与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等，都形成了量化、可视化的数据，涵盖农村项目建设、土地保护、生产污染、生活污染、空气质量状况等子系统。
第二，网络化治理技术平台适应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的多源性。从数据来源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涉及到水利、国土、环保、村镇规划、农业、林业、财政、发改委、扶贫办等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数据;还需要收集种植结构、农药化肥使用、养殖规模、生产生活排污、收支情况、受教育程度、消费结构等数据信息;同时获取宅基地图片、农村人口分布、垃圾处理站空间位置、河湖分布等数据。
第三，网络化动态治理适应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态数据的高速性。从数据生成速度看，我国农村人口空间和职业流动频次高，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8亿人，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 594万人;农村人口收入来源变化快，非农型农户增加。农村水污染数据动态性根源于：农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导致农业化肥使用量变化;养殖业废弃物处理方法改进改变畜禽排污结构变化，这些均需要借助大数据工具动态改进和提升利用效率。 第四，网络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挖掘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价值潜力。农林、水利、环保部门的环境数据彼此孤立，制约了大数据的生成，降低了数据的使用价值。实践中我国农村环境状况识别主要以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率为标准，对水环境和土壤污染不够重视，也缺乏系统检测方法。实际上，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污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种植用农药化肥用量、生活排污很难获得真实数据，生产资料销售部门关于农业化肥等数据没有与耕地面积及种植结构对接。仅仅根据检测的水质与土壤污染数据难以科学分析污染原因及改善路径，应借助大数据技术消除信息不对称，进而实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
第五，農村环境治理需要改进种植与养殖技术等环境网络化治理技术作为支撑，包括测土施肥技术、农药使用量管理技术、节水节能等新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中的绿色科技含量，使更多的先进生产技术在绿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应用，促进绿色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退耕还林还草、农村水利与山坪塘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污水防治、垃圾处理、乡村环境整治工程等环境网络化治理项目的实施，逐步形成一系列网络化生态补偿与环境治理技术。由于绿色农业项目与环境治理项目密切相关，技术上相铺相成，具有技术融合创新的动力，如农村土地整治、污水防治等环境整治技术，与测土施肥技术、节水节能等绿色农业种植技术在实施路径与效果上互为因果，有融合创新的动力，应构建网络化的技术标准与补贴政策以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
（二）组织维度动力：多维网络化治理为农村基层组织治理现代化与环保制度创新搭建动力平台
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村绿色发展政策的执行主体，水资源建设、河湖治理、森林植被恢复与维护等生态环境补偿项目，测土施肥、有机化施肥、人工除虫、节水灌溉技术、农业发展新业态、乡村旅游等绿色农业项目的实施需要依靠农村基层干部的精心组织;环境治理与环境维护、农业新业态及乡村旅游工作的推进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为了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目标，需要建立政府、企业、农户、协会多元参与多目标协同的管理平台，涉及到政府的环保政策、产业政策、环保规划，企业产业规划与经营规范，农户的种植养殖类型、种植养殖方式变革、生产资料消耗品调整，村民生产生活排放方式改革，基层环保部门服务监督权利，环保协会参与权，村民对环境服务的评价权利与收费定价的参与权限，环境治理问题等各方利益，需要改进农村基层政府关于环境治理决策模式，通过大数据和网络化平台，使基层政府依托信息进行环境治理决策，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决策水平与决策效率，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决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营造以“绿色文化”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文化，树立绿色生态经济发展理念，激发农业企业和农民积极推广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积极推行测土施肥、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推广使用有机肥料、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参与绿色农产品开发，发展花卉农业和观光农业等网络化环境治理措施，共同打造美丽乡村发展环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农村环境整治目标，农村基层部门需要组织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引导农民走绿色发展道路，改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落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还要鼓励民间资本与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实施生态环保有偿服务;需要创新环境管理制度，提升基层干部的动员能力，包括科学规划新型农业产业，发展低碳农业种植与养殖技术，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培育农业园区与农村环保项目经营主体，合理使用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协调农民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及风险分配关系，协调环保企业与农业园区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除此以外，还应积极培育农村环保协会、用水协会、农业技术协会，创新农村环境服务评价与环境监督等制度，只有这样，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才能为环保制度创新构建良好的平台。
（三）可持续发展政策实施动力：多维网络化治理助推系列农村环保技术与经济政策的实施，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农村环境问题，政府、企业、农户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建立政府政策为主导、企业和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农村环境合作治理平台，系统地研究影响农村环境的各种因素，探索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的动力因素，在环境治理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借助政府相关政策，把部分环境治理项目与生态农业项目融合，如水土治理与绿色长廊项目打造为绿色观光农业项目，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有机融合，建立二者协同推进的相关动力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明确环境治理范围、治理标准，将绿色农业的相关政策与环境治理政策有机结合。目前，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国家出台了包括退耕还林还草、农村水利与山坪塘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污水防治、垃圾废弃物处理、乡村环境整治工程等技术措施与政策。运用先进种植技术、养殖技术促进生态与水环境安全，以低碳和标准化生产为手段，推动农村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农村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有机融合，需要运用大数据工具和网络化治理方式推进相关政策的实施，运用系统思维，将农村环境治理项目融入农村绿色发展，如林业建设、水生态治理中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发展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如花卉农业、观光农业等绿色发展中融入生态环境补偿，运用相关激励政策构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体系。
（四）组织绩效提升动力：多维网络化治理促进农村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
根据《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方案》要求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省级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把农村环境治理效果作为相关市县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明确农村农药化肥投入标准，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率阶段目标，将相关污染控制指标及水质改善指标纳入农村基层组织与河湖长制环境管理考核绩效，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重要内容，评估结果与中央财政支持环保政策直接挂钩。根据环境治理绩效确定农村环境建设补助资金，并通过制度规范予以保障。一方面，对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环保成效的基层组织与企业进行奖励;另一方面，利用农村环境治理补偿专项资金来奖励企业开展绿色农业种植技术研发，使二者协同推进。将绿色农业技术开发激励机制作为企业参与绿色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及农村环境治理补偿的重要制度动力，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农村环保投资建设与管理能力，体现了农村环境治理政策的系统化、环境治理路径的网络化。 四、大数据驱动下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路径
（一）农村环境污染基本数据数字网络化、环境状况数字化与网络化
农田农药化肥使用量、生活污水处理率、禽畜粪便处理率、禽畜粪便综合利用率、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建成率、地膜平均残留量、秸秆有效利用率、乡镇企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数据需要数字化，有利于对环境污染状态数据进行分析，作为环境污染治理决策的依据。要实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字化，应从生态环境系统出发，构建包含农村环境变动情况及其影响要素的数据库，通过监测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土壤、种植、养殖、水质、大气变化等情况进行数字化，通过数据来绘制农村环境变化趋势图，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参考。具体而言，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种植结构、农药化肥用量、秸秆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染：生活污水排放、畜禽废弃物排放与利用数量、生活垃圾管理、污水垃圾处理;水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雨污水收集技术、测土施肥、耕地土壤保护;林草湖田建设：林业建设、人均绿地面积、水库湖田污染治理;噪声粉尘污染：道路扬尘带来环境污染的状况与处理措施;乡镇企业排污：企业生产污水、废气排放数量核定;政策绩效：基层政府及河长水污染治理绩效考核制度、环境污染投诉、农业园区环境治理绩效考核。
（二）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多主体参与信息系统，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绿色产业与治理主体组织网络
将农业企业、乡镇工业企业、基层管理部门、环保组织、网络媒体、村民等纳入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中，通过收集多元治理主体反馈的环境信息，建立相关激励约束机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推行网络化治理，对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建立农村环境治理网格化组织：包括省市环境监督部门、区县环保部门、生产企业环境自检部门、基层环保组织、基层环境监督员;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建立农村环境信息网络，将土壤状况检测与农业化肥施用量、生活垃圾处理、禽畜废弃物排放与利用数据进行融合，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能够实时监控与及时反馈（见图2）。
（三）搭建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大数据管理平台
根据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提升核心指标，把握治理重点环节，将农村环境核心要素量化，形成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况大数据。建立联系农村环境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联大数据”。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况大数据包含村民关心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水、土地污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单位产值能耗，以及农村水污染治理制度等，形成量化的、可视化的水环境状况大数据。
“关联大数据”应该要涵盖农村环境的历史变化情况、地方环境污染治理需求、环境状况发展趋势等内容，通过分析环境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来指导环境污染治理。将治理目标量化为决策量表，以便决策部门从宏观上把握环境状况，以海量的环境状态数据信息作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决策和绩效考核的依据。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开放平台。农村环境建设依赖农业种植技术、农村养殖业规划、测土施肥技术、生态植被修复、垃圾污水处理等技术安排，以及林业与水生态补偿、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安排，垃圾分类、污染防治知识等宣传教育，用大数据工具对相关要素进行融合，为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绩效提升提供网络数据支撑。
（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职责数字化、网络化
明确环境污染相关治理主体的职责，利用农村环境大数据开展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管理。结合上级政府考核要求与当地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数据，将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国土等部门关于农村环保职责与绩效考核指标进行规整量化，形成分类数据表，建立地方政府层面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网络职能数据表。农村生态污染治理需求与舆情反馈数字化、网络化。通过微信、论坛等信息媒介，获取公众对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要求的海量数据，分析农村环境状况与满意度，厘清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农村面源污染数据、农村养殖污染数据;水利部门做好水资源建设、水污染治理相关工作及数据收集;村镇建设部门负责污水处理建设规划、施工与运行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局确定环保标准、开展水环境监测与环境治理绩效考核;村民环保协会与社会组织参与水环境治理：宣传环保政策、垃圾分类知识，组织村民开展保洁，承接水污染治理业务。
推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管理。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进行分解，获取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样本数据，根据样本数据挖掘有利于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的信息。目前，地方生态环保部门也可以提供部分信息，如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提供各单位、小区水环境排名、大气环境排名、地表水环境排名;废气、废水防治;排污收费制度;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污水治理数据等。利用大数据驱动地方政府农村水污染治理绩效评价的数字化，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决策科学化和系统化。
（五）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绩效制度
环境数据统计制度、环境状况分析评价制度、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评价制度，包括单位产量化肥投入、地质等级、垃圾污水处理率、土质变化、公众满意度、环保部门的评价。对于地方政府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績效提升而言，需要结合环境污染治理职责分工、环境污染治理预算安排，确定治理绩效，以环境状况信息为基础来展开具体的治理行动。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指标，根据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结合相关状态数据变化，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评价标准。由于农村环境状态数据不够完善，环境监测面广，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复杂，如水质状况受到农田地面径流、生产生活排污等因素影响，土地污染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应建立环境污染问题与责任可追溯、环境监管轨迹有痕迹的先导性污染指标，以反映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
建设环节的治理绩效包括：雨污分流、控源截污、底泥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治理工程建设绩效，这些工程的运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环境质量改善效果，需要明确项目边界指标设置，如项目上下游水质与水量、沿程排污情况等因素，将其作为前置条件。综合考量各单项指标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考核建设质量、时效、成本等，具体指标应根据项目类型与特点按照行业标准即地方政府要求设定。日常运行绩效涉及到大量不同维度的污染治理数据，包括污染程度治理指标（检测指标：水体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原点位等）;运营效益指标（如运营成本节省率、可控率），生态环境社会效益指标（周边相关居民群众的满意度评分），运营期设备故障率，运营资料完整度。污染指标监测单纯的人工统计不仅耗时耗力，且难以匹配绩效管理系统性、全域性和动态化的要求，开展动态、不定期监测，确定监测布点和频率，引入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监测与评价，对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指标开展评价。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加强对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从而提高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等阶段的精细化水平。 五、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多维网络化治理技术支撑与政策保障
通过农村环境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以及数据分析，提炼出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与大数据耦合机制的关键变量，基于信息耦合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应用路径：
第一，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平台。当前，我国农村环境基础数据信息缺乏，环境污染治理信息平台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的提升，利用大数据平台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是一个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农户、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类主体，环境状况与环境污染问题的识别、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考核等多个环节，环境污染治理资金、治理项目、污染治理关联产业等多种资源的系统工程。围绕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机制形成了一个巨量的数据集合，构建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技术平台体系包括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采集系统。通过统计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的方式收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结构化数据，也可以通过APP、传感器方式自动采集数据。数据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治理计划、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环境污染治理成效等数据。构建农村环境云平台，整合农林、水利、国土、财政等部门的环境数据，形成由数据支撑平台、环境管理平台、资金管理平台、环境监测平台、环境污染绩效评估平台、工作考核平台等系统支撑的大数据环境污染治理云平台。农村环境数据库可以收集政府主管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农户等主体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行为信息数据，依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数据库，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群策群力。通过信息化技术呈现环境状态信息，通过信息技术来分析评价环境状态和人类生产经营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海量数据中甄别出环境状况较差的村镇。同时，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成效进行动态监测，发挥大数据进行数据挖掘以及环境污染风险预警的作用。
第二，实现数据采集自动化和数据融合共享。将农村环境状态与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治理扶持政策与补助等资金信息整合至农村水环境一卡通平台;打造农村环境污染治理APP 平台，借助APP 软件实时收集并上传农民种植、养殖、农业生产资料、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水排放数据信息，及时了解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与工作动态;借助农村环境治理门户网站打造电子商务网站平台，通过为农户建档立卡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态数据库，跨平台自动采集农村环境污染数据。通过农村环境数据融合共享，对环境风险进行预警。农村环境数据分散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农户四类主体，实现四类不同主体的数据融合是构建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平台的基础，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动态地跟踪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借助大数据技术识别出关键节点，应用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动态监测农村环境状态、环境污染变化关联要素，引导农村基层组织做好农村环境污染风险防范，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从应用功能看，农村环境数据信息集采集、统计、分析、管理、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以动态监测农村环境状态、污染治理项目、污染治理资金，应用区块链技术消除污染治理监督信息不对称，从而显著提升环境污染治理绩效。
第三，建立农村环境多维网络化治理的政策机制。系统分析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政策动力，农村环境治理供给侧应立足于地方经济基础、产业发展规划和环保规划，需求侧立足于居民对环保服务的需求与环保标准，通过市场需求调查预测，建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需求表达机制，使环保项目规划建设与市场需求匹配，实现供需协同。营造有利于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政策制度，分析农村水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环境服务价格、奖补机制的社会协同改革举措效果，研究政府激励改革政策对种植结构、灌溉方式与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落实无公害农产品奖励政策，控制农药化肥用量，发展农村特色服务产业，完善低碳建设激励与补贴政策。通过多管齐下的政策和区域环境网络化治理模式，上下游地区之间建立环境治理协同机制与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农村环境治理公共信息平台，建立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农村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创新水利林湖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政策以及生态农业激励政策，出台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保项目管理办法，区分环保项目不同性质，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贴及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投资，完善农村生态环保项目决策制度、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等动力机制。
第四，构建不同类型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项目、治理结构与补偿机制。结合农村供水、林草湖田建设、绿色农业、垃圾污水处理与环境维护项目的性质，应用项目区分理论建立农村环境设施在不同供给模式下项目控制权、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科学界定环境治理产权促进生态利益协调、环境产权合理配置，统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工作、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推进农村环保项目建设与农村绿色产业发展。完善环保服务与绿色农业多元参与模式下环境监督评价与绩效付费机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对环境设施建设的筹资决策机制，管护组织的责任制度，环境监测、环境服务绩效付费管理，集体资产处置与收益分配制度，发挥环境保护协会、基层组织在环保服务与治理评价方面的积极作用。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健全农村补偿机制，农村环境项目补偿路径包括通过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改善，多元化经济补偿方式包括政府主导的生态项目建设补偿、社会资本与企业参与项目建设与服务的投资运行补偿。研究生态环境服务与农村绿色产业多元供给模式下政府投资与运行补贴标准及效率，农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下，政府投资补贴标准需要结合项目建设成本、运行成本、运行收益及合作期限等因素共同确定。没有投资补贴的项目，结合物价指数、运行收入、运行成本确定运行补贴标准;由于不同收费标准带来的消费者剩余不同，不同的补贴标准对社会资本的激励效果不同，为了提高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项目政府补贴的效率，补贴应该结合项目服务质量、公众对环保服务的评价等环境治理绩效指标来确定。
六、小 结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环境污染治理涵盖农业、林业、产业、生态、城乡建设、卫生等若干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环境污染治理涉及一揽子政策措施，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提升環境污染治理绩效，制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性文件，形成相对完备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体系。本文探讨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的内涵、应用大数据进行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的动力机制，利用大数据平台推进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路径及配套措施，提出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技术支撑与政策保障，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和路径提供决策参考。网络化治理需要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及其职责，完善硬件平台、激励政策、信任机制、互动机制与绩效评价机制等治理工具，探索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结构与机制，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兆征.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3）：70-74.
[2]苏杨，魏际刚.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7（4）：43-48.
[3]KUZNETS 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 ：1-28.
[4]KEMPF H，ROSSIGNOL S.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the environment in a growing economy[J].Economics & politics，2007，19 （1）：53-71.
[5]BOYCE J K.Inequality as a caus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Ecological economics，1994，11（3）：169-178.
[6]GRUNEWALD N，KLASEN S，MART NEZ-ZARZOSO I，et al.Income inequality and carbon emissions[R].Courant Research Centre：Poverty，Equity and Growth-Discussion Papers，2011.
[7]史磊，郑珊.日本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农户参与机制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7（10）：48-53.
[8]沈费伟，刘祖云.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5）：32-38.
[9]肖萍，朱国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選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5（4）：78-84.
[10]李咏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度探析[J].农村经济，2015（12）：96-101.
[11]方印，张海荣.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监督权的规范构造[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3）：73-83.
[12]张玉环.美国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项目分析及其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0（1）：83-91.
[13]文贤庆.大数据技术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 [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5（1）：14-24.
[14]胡徽，云宇龙.大数据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提升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1）：5-9.
[15]庄海燕.基于大数据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以生态文明示范区海南省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7（4）：40-44.
[16]谭娟，谷红，谭琼.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J].中国环境管理，2018，10（1）：62-66.
[17]隋宗斌，史秋华.基于Wi-Fi物联网环境水体智能监控仪表的设计方案研究[J].自动化应用，2018（12）：44-46.
[18]叶宏宝，徐志福，石晓燕，等.设施农业环境智能监控管理平台设计与实现[J].浙江农业学报，2014，26（2）：467-472.
[关键词]大数据;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1-0029-08
一、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农村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薄弱，养殖业污染及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导致农村水质污染，全国七大水系中IV类、V类及劣V类水质监测断面占70%以上，2018年我国农村污水排放230亿吨，污水处理率却仅为22%，远低于城镇污水处理率90%。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办发〔2015〕56号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近日，《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发布，水体洁净被列为美丽中国的五个建设评估指标之一。自2015年“水十条”发布以来，城乡黑臭水体治理领域启动了大批PPP项目。2018年11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加快治理黑臭水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综合整治。”2019年7月8日，生态环境部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9年11月7日，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标志着黑臭水体治理成为城乡发展的共同重要工作之一。为了实现农村环境整治三年目标，各地加大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应用大数据及信息技术治理农村环境。福建连江沼液搭配上了智能设备，农民通过手机APP就可远程操控，依据土壤墒情、气候情况等需求智能化施肥，重庆市北碚区应用AI进行环境远程监测与预警。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大数据技术比传统方法更加全面，以庞大的数据群为依据，通过研究因素间的相关性来指导环境治理决策。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环境污染导致农村贫困研究。我国农村已形成乡镇工业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环境污染、农村自然资源破坏五大环境问题[1-2]。关于农村环境污染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研究，相关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U”曲线的相关关系[3]，贫困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减少和消除农村贫困的有效路径之一是开展环境治理[4]，Boyce 等人将环境污染与退化归咎于行为主体之间在收入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不平等[5-6]。
关于农村环境多元参与模式与治理机制研究。史磊等认为农户参与机制的缺失是目前中国农村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公众参与目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7]。沈费伟等认为政府、企业、村民、环保组织有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只有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才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8]。肖萍等提出农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各个治理主体分工明确又相辅相成，以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9]。李咏梅认为应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资本培育、法制建设来提高环境治理参与度[10]。方印等从公众环境信息监督权的法律释义出发，探讨其规范构造的法理依据，提出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11]。
關于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美国《农场法案》自1985年起，先后设立了退耕还草还林、湿地恢复、环境保护激励、环境保护强化、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农业水质强化、农场和牧场保护以及草场保护共计八个项目，这些项目涵盖水土保持、野生动物栖息地管理和农业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主要以政府成本分担和激励性补贴等手段激励农牧场主参与农村环境保护，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12]。文贤庆从大数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提出利用信息共享共建发展循环经济[13]。胡徽等从政府与生态文明的角度分析，大数据通过其理念、技术以及应用思维针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认知的多样化、评价的数字化以及系统化等方面来提升绩效，从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14]。庄海燕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计算评价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及五个指标的发展水平排序[15]。谭娟提出应用大数据创新路径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环境治理的三大困境，完善了大数据治理平台与治理模式[16]。
关于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技术方面。隋宗斌等结合大量数据接纳相关性，提出利用数据挖掘进行大数据分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水环境进行智能监控，普遍使用GPRS与ZigBee技术来进行远程监控，并且能够自动报警，实现水体环境监测的智能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感技术以及无线通讯来实现水环境检测数据的自动收集[17]。叶宏宝等针对农村水污染智能监管控制体系建设，提出在监控管理平台建设中运用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技术[18]。
在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我国已有部分正在建设的智能环境监管体系，如山东淄博打造了“互联网+四级网格”智能水环境监管体系，主要记录废水流量数据与天网体系的监控视频。实现“人管”建设超级站，“一网打尽”各类环境数据信息，高空探头将违法行为尽收眼底;“物管”打造信息化水环境监管网格技术，线上指挥调度，线下督办落实;“技管”通过云数据中心平台实时查询监管数据，建设网络数据智能分析支持平台，切实实施“人管”“物管”“技管”相互协调，共同发力。山东广饶针对水环境监测打造“一中心、两网络、三平台、四应用”的智慧环保监管体系。 目前，农村环境治理的内在困境表现为：农业农村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化肥、农药使用来增加产值;城乡环保制度不公平，农村环保投入不足，环保设施落后;农村水污染数据信息监管机制缺位，包括农药、化肥使用缺乏科学的监控措施和系统管理数据;农村水污染治理缺乏有效的规划，包括养殖业污染、生活污水排放没有循环利用设施，畜禽废料作为沼气或者发电、沼液可以代替化肥，造成河流和饮水源污染;环境污染数据缺乏统一归口统计，环境治理决策盲目。
本文分析应用大数据进行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的技术经济特征，探讨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动力机制，构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技术平台与政策工具，解决农村环境治理部门之间信息隔离，环境污染治理信息传导路径不清晰，治理主体职责不明确，环境治理措施缺乏针对性，治理效果监测与信息滞后等问题，以政府、企业、村民协同参与为基础，农业生产减量化投入、清洁化生产、污水垃圾处理与产业生态化网络相互融合，应用大数据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的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模式。
二、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流程与技术经济特征
网络化治理指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共同达成治理目标的过程。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是以大数据与环境信息融合为核心，政府、生产企业、环保企业、村民与环保协会作为参与主体，农业生产部门、乡镇企业、农村养殖户、水资源部门、污水垃圾部门、政府环保部门等多部门信息共享，通过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多维多渠道网络协同联动。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平台运作流程如图1所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有如下技术经济特征。
第一，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要实现状态数据多部门多要素关联，网络化协同，时空融合。通过大数据技术平台构建农业种植结构、农业生产农药化肥使用数據、农民养殖、村民生活垃圾数据库，应用环境治理数据管理相关软件，对农村水资源状态数据存储与分析，再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使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相关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治理目标及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与效果预测，整合生产投入要素及其效用使排放最小化，通过多元化、系统化治理，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应用大数据平台将生活环境、水、大气、土壤等多个目标整体优化，开展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流域之间、不同资源禀赋及气候条件下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实现时间与空间融合。
第二，基于环境状态数据的因素评价与环境治理网络协同决策，保证环境污染治理科学化、透明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在于治理主体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因素没有被精准识别、污染治理绩效难以客观评价的根本原因，如农民的农药化肥用量等生产活动带来潜在污染物排放量，以及环境改善情况难以准确度量和评价。基于大数据思维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农村污染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大数据统筹跨部门行政协调问题，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能力。
第三，以网络化信息数据为导向推进环境治理绩效评价。通过大数据平台将农村环境治理的众多环节和治理绩效链式影响要素等系统分析，厘清环境污染问题的来龙去脉，量化河长制职责与绩效，应用大数据化方法对农村环境治理要素进行融合，构建操作性强、效果良好的农村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机制。
第四，通过网络平台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用声誉激励促进利益主体规范生产经营行为。通过制度安排、技术支持、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诱导农民、企业和基层管理干部的环保意识、相关群体的集体行动，营造良好的资源保护氛围。通过APP推送、公众微信平台宣传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网络曝光生产经营违规行为及个体环境污染行为，建立村镇、企业、农业园区环保等级公示平台，环境污染曝光台，通过声誉激励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及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
三、农村环境多维网络化治理动力机制
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需要相关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环保服务补贴、监督机制与环境治理绩效为政策工具，构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动力机制，从技术维度、组织制度维度、政策网络推进与绩效评价维度等建立网络化治理动力机制，促进企业、村民和环保协会共同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一）技术维度动力：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可以实现环境治理技术创新
大数据作为社会管理与政府治理的新技术，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利用大数据技术特征维度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逻辑维度之间的耦合性，通过将农村经济发展资源消耗与排污大数据与环境污染治理相融合，强调多方共治、协同治理;精准使用环境治理资金，环境污染治理措施要精准落实到户及片区，精准评价环境污染治理成效。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技术维度的动力在于：
第一，网络化治理技术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巨量性相耦合。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具有明显的巨量性，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建档立卡有其必要性。农村人口居住分散，采集与农村环境状态相关的信息量大，包括生产生活环境基本数据，如农药化肥使用过量导致水污染的数据，养殖业废料与垃圾、村民生活垃圾堆放对水质影响的数据等;还有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态问题，项目开发与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等，都形成了量化、可视化的数据，涵盖农村项目建设、土地保护、生产污染、生活污染、空气质量状况等子系统。
第二，网络化治理技术平台适应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的多源性。从数据来源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涉及到水利、国土、环保、村镇规划、农业、林业、财政、发改委、扶贫办等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数据;还需要收集种植结构、农药化肥使用、养殖规模、生产生活排污、收支情况、受教育程度、消费结构等数据信息;同时获取宅基地图片、农村人口分布、垃圾处理站空间位置、河湖分布等数据。
第三，网络化动态治理适应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态数据的高速性。从数据生成速度看，我国农村人口空间和职业流动频次高，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8亿人，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 594万人;农村人口收入来源变化快，非农型农户增加。农村水污染数据动态性根源于：农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导致农业化肥使用量变化;养殖业废弃物处理方法改进改变畜禽排污结构变化，这些均需要借助大数据工具动态改进和提升利用效率。 第四，网络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挖掘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价值潜力。农林、水利、环保部门的环境数据彼此孤立，制约了大数据的生成，降低了数据的使用价值。实践中我国农村环境状况识别主要以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率为标准，对水环境和土壤污染不够重视，也缺乏系统检测方法。实际上，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污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种植用农药化肥用量、生活排污很难获得真实数据，生产资料销售部门关于农业化肥等数据没有与耕地面积及种植结构对接。仅仅根据检测的水质与土壤污染数据难以科学分析污染原因及改善路径，应借助大数据技术消除信息不对称，进而实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
第五，農村环境治理需要改进种植与养殖技术等环境网络化治理技术作为支撑，包括测土施肥技术、农药使用量管理技术、节水节能等新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中的绿色科技含量，使更多的先进生产技术在绿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应用，促进绿色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退耕还林还草、农村水利与山坪塘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污水防治、垃圾处理、乡村环境整治工程等环境网络化治理项目的实施，逐步形成一系列网络化生态补偿与环境治理技术。由于绿色农业项目与环境治理项目密切相关，技术上相铺相成，具有技术融合创新的动力，如农村土地整治、污水防治等环境整治技术，与测土施肥技术、节水节能等绿色农业种植技术在实施路径与效果上互为因果，有融合创新的动力，应构建网络化的技术标准与补贴政策以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
（二）组织维度动力：多维网络化治理为农村基层组织治理现代化与环保制度创新搭建动力平台
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村绿色发展政策的执行主体，水资源建设、河湖治理、森林植被恢复与维护等生态环境补偿项目，测土施肥、有机化施肥、人工除虫、节水灌溉技术、农业发展新业态、乡村旅游等绿色农业项目的实施需要依靠农村基层干部的精心组织;环境治理与环境维护、农业新业态及乡村旅游工作的推进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为了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目标，需要建立政府、企业、农户、协会多元参与多目标协同的管理平台，涉及到政府的环保政策、产业政策、环保规划，企业产业规划与经营规范，农户的种植养殖类型、种植养殖方式变革、生产资料消耗品调整，村民生产生活排放方式改革，基层环保部门服务监督权利，环保协会参与权，村民对环境服务的评价权利与收费定价的参与权限，环境治理问题等各方利益，需要改进农村基层政府关于环境治理决策模式，通过大数据和网络化平台，使基层政府依托信息进行环境治理决策，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决策水平与决策效率，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决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营造以“绿色文化”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文化，树立绿色生态经济发展理念，激发农业企业和农民积极推广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积极推行测土施肥、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推广使用有机肥料、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参与绿色农产品开发，发展花卉农业和观光农业等网络化环境治理措施，共同打造美丽乡村发展环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农村环境整治目标，农村基层部门需要组织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引导农民走绿色发展道路，改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落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还要鼓励民间资本与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实施生态环保有偿服务;需要创新环境管理制度，提升基层干部的动员能力，包括科学规划新型农业产业，发展低碳农业种植与养殖技术，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培育农业园区与农村环保项目经营主体，合理使用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协调农民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及风险分配关系，协调环保企业与农业园区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除此以外，还应积极培育农村环保协会、用水协会、农业技术协会，创新农村环境服务评价与环境监督等制度，只有这样，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才能为环保制度创新构建良好的平台。
（三）可持续发展政策实施动力：多维网络化治理助推系列农村环保技术与经济政策的实施，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农村环境问题，政府、企业、农户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建立政府政策为主导、企业和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农村环境合作治理平台，系统地研究影响农村环境的各种因素，探索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的动力因素，在环境治理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借助政府相关政策，把部分环境治理项目与生态农业项目融合，如水土治理与绿色长廊项目打造为绿色观光农业项目，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有机融合，建立二者协同推进的相关动力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明确环境治理范围、治理标准，将绿色农业的相关政策与环境治理政策有机结合。目前，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国家出台了包括退耕还林还草、农村水利与山坪塘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污水防治、垃圾废弃物处理、乡村环境整治工程等技术措施与政策。运用先进种植技术、养殖技术促进生态与水环境安全，以低碳和标准化生产为手段，推动农村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农村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有机融合，需要运用大数据工具和网络化治理方式推进相关政策的实施，运用系统思维，将农村环境治理项目融入农村绿色发展，如林业建设、水生态治理中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发展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如花卉农业、观光农业等绿色发展中融入生态环境补偿，运用相关激励政策构建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体系。
（四）组织绩效提升动力：多维网络化治理促进农村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
根据《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方案》要求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省级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把农村环境治理效果作为相关市县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明确农村农药化肥投入标准，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率阶段目标，将相关污染控制指标及水质改善指标纳入农村基层组织与河湖长制环境管理考核绩效，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重要内容，评估结果与中央财政支持环保政策直接挂钩。根据环境治理绩效确定农村环境建设补助资金，并通过制度规范予以保障。一方面，对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环保成效的基层组织与企业进行奖励;另一方面，利用农村环境治理补偿专项资金来奖励企业开展绿色农业种植技术研发，使二者协同推进。将绿色农业技术开发激励机制作为企业参与绿色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及农村环境治理补偿的重要制度动力，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农村环保投资建设与管理能力，体现了农村环境治理政策的系统化、环境治理路径的网络化。 四、大数据驱动下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路径
（一）农村环境污染基本数据数字网络化、环境状况数字化与网络化
农田农药化肥使用量、生活污水处理率、禽畜粪便处理率、禽畜粪便综合利用率、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建成率、地膜平均残留量、秸秆有效利用率、乡镇企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数据需要数字化，有利于对环境污染状态数据进行分析，作为环境污染治理决策的依据。要实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字化，应从生态环境系统出发，构建包含农村环境变动情况及其影响要素的数据库，通过监测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土壤、种植、养殖、水质、大气变化等情况进行数字化，通过数据来绘制农村环境变化趋势图，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参考。具体而言，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种植结构、农药化肥用量、秸秆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染：生活污水排放、畜禽废弃物排放与利用数量、生活垃圾管理、污水垃圾处理;水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雨污水收集技术、测土施肥、耕地土壤保护;林草湖田建设：林业建设、人均绿地面积、水库湖田污染治理;噪声粉尘污染：道路扬尘带来环境污染的状况与处理措施;乡镇企业排污：企业生产污水、废气排放数量核定;政策绩效：基层政府及河长水污染治理绩效考核制度、环境污染投诉、农业园区环境治理绩效考核。
（二）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多主体参与信息系统，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绿色产业与治理主体组织网络
将农业企业、乡镇工业企业、基层管理部门、环保组织、网络媒体、村民等纳入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中，通过收集多元治理主体反馈的环境信息，建立相关激励约束机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推行网络化治理，对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建立农村环境治理网格化组织：包括省市环境监督部门、区县环保部门、生产企业环境自检部门、基层环保组织、基层环境监督员;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建立农村环境信息网络，将土壤状况检测与农业化肥施用量、生活垃圾处理、禽畜废弃物排放与利用数据进行融合，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能够实时监控与及时反馈（见图2）。
（三）搭建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大数据管理平台
根据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提升核心指标，把握治理重点环节，将农村环境核心要素量化，形成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况大数据。建立联系农村环境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联大数据”。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况大数据包含村民关心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水、土地污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单位产值能耗，以及农村水污染治理制度等，形成量化的、可视化的水环境状况大数据。
“关联大数据”应该要涵盖农村环境的历史变化情况、地方环境污染治理需求、环境状况发展趋势等内容，通过分析环境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来指导环境污染治理。将治理目标量化为决策量表，以便决策部门从宏观上把握环境状况，以海量的环境状态数据信息作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决策和绩效考核的依据。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开放平台。农村环境建设依赖农业种植技术、农村养殖业规划、测土施肥技术、生态植被修复、垃圾污水处理等技术安排，以及林业与水生态补偿、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安排，垃圾分类、污染防治知识等宣传教育，用大数据工具对相关要素进行融合，为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绩效提升提供网络数据支撑。
（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职责数字化、网络化
明确环境污染相关治理主体的职责，利用农村环境大数据开展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管理。结合上级政府考核要求与当地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数据，将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国土等部门关于农村环保职责与绩效考核指标进行规整量化，形成分类数据表，建立地方政府层面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网络职能数据表。农村生态污染治理需求与舆情反馈数字化、网络化。通过微信、论坛等信息媒介，获取公众对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要求的海量数据，分析农村环境状况与满意度，厘清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农村面源污染数据、农村养殖污染数据;水利部门做好水资源建设、水污染治理相关工作及数据收集;村镇建设部门负责污水处理建设规划、施工与运行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局确定环保标准、开展水环境监测与环境治理绩效考核;村民环保协会与社会组织参与水环境治理：宣传环保政策、垃圾分类知识，组织村民开展保洁，承接水污染治理业务。
推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管理。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进行分解，获取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样本数据，根据样本数据挖掘有利于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的信息。目前，地方生态环保部门也可以提供部分信息，如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提供各单位、小区水环境排名、大气环境排名、地表水环境排名;废气、废水防治;排污收费制度;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污水治理数据等。利用大数据驱动地方政府农村水污染治理绩效评价的数字化，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决策科学化和系统化。
（五）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绩效制度
环境数据统计制度、环境状况分析评价制度、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评价制度，包括单位产量化肥投入、地质等级、垃圾污水处理率、土质变化、公众满意度、环保部门的评价。对于地方政府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績效提升而言，需要结合环境污染治理职责分工、环境污染治理预算安排，确定治理绩效，以环境状况信息为基础来展开具体的治理行动。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指标，根据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结合相关状态数据变化，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评价标准。由于农村环境状态数据不够完善，环境监测面广，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复杂，如水质状况受到农田地面径流、生产生活排污等因素影响，土地污染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应建立环境污染问题与责任可追溯、环境监管轨迹有痕迹的先导性污染指标，以反映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
建设环节的治理绩效包括：雨污分流、控源截污、底泥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治理工程建设绩效，这些工程的运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环境质量改善效果，需要明确项目边界指标设置，如项目上下游水质与水量、沿程排污情况等因素，将其作为前置条件。综合考量各单项指标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考核建设质量、时效、成本等，具体指标应根据项目类型与特点按照行业标准即地方政府要求设定。日常运行绩效涉及到大量不同维度的污染治理数据，包括污染程度治理指标（检测指标：水体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原点位等）;运营效益指标（如运营成本节省率、可控率），生态环境社会效益指标（周边相关居民群众的满意度评分），运营期设备故障率，运营资料完整度。污染指标监测单纯的人工统计不仅耗时耗力，且难以匹配绩效管理系统性、全域性和动态化的要求，开展动态、不定期监测，确定监测布点和频率，引入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监测与评价，对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指标开展评价。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加强对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从而提高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等阶段的精细化水平。 五、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多维网络化治理技术支撑与政策保障
通过农村环境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以及数据分析，提炼出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与大数据耦合机制的关键变量，基于信息耦合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应用路径：
第一，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平台。当前，我国农村环境基础数据信息缺乏，环境污染治理信息平台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的提升，利用大数据平台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是一个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农户、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类主体，环境状况与环境污染问题的识别、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考核等多个环节，环境污染治理资金、治理项目、污染治理关联产业等多种资源的系统工程。围绕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机制形成了一个巨量的数据集合，构建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技术平台体系包括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数据采集系统。通过统计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的方式收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结构化数据，也可以通过APP、传感器方式自动采集数据。数据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治理计划、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环境污染治理成效等数据。构建农村环境云平台，整合农林、水利、国土、财政等部门的环境数据，形成由数据支撑平台、环境管理平台、资金管理平台、环境监测平台、环境污染绩效评估平台、工作考核平台等系统支撑的大数据环境污染治理云平台。农村环境数据库可以收集政府主管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农户等主体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行为信息数据，依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数据库，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群策群力。通过信息化技术呈现环境状态信息，通过信息技术来分析评价环境状态和人类生产经营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海量数据中甄别出环境状况较差的村镇。同时，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成效进行动态监测，发挥大数据进行数据挖掘以及环境污染风险预警的作用。
第二，实现数据采集自动化和数据融合共享。将农村环境状态与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治理扶持政策与补助等资金信息整合至农村水环境一卡通平台;打造农村环境污染治理APP 平台，借助APP 软件实时收集并上传农民种植、养殖、农业生产资料、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水排放数据信息，及时了解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与工作动态;借助农村环境治理门户网站打造电子商务网站平台，通过为农户建档立卡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状态数据库，跨平台自动采集农村环境污染数据。通过农村环境数据融合共享，对环境风险进行预警。农村环境数据分散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农户四类主体，实现四类不同主体的数据融合是构建环境污染治理大数据平台的基础，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动态地跟踪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借助大数据技术识别出关键节点，应用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动态监测农村环境状态、环境污染变化关联要素，引导农村基层组织做好农村环境污染风险防范，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从应用功能看，农村环境数据信息集采集、统计、分析、管理、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以动态监测农村环境状态、污染治理项目、污染治理资金，应用区块链技术消除污染治理监督信息不对称，从而显著提升环境污染治理绩效。
第三，建立农村环境多维网络化治理的政策机制。系统分析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政策动力，农村环境治理供给侧应立足于地方经济基础、产业发展规划和环保规划，需求侧立足于居民对环保服务的需求与环保标准，通过市场需求调查预测，建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需求表达机制，使环保项目规划建设与市场需求匹配，实现供需协同。营造有利于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政策制度，分析农村水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环境服务价格、奖补机制的社会协同改革举措效果，研究政府激励改革政策对种植结构、灌溉方式与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落实无公害农产品奖励政策，控制农药化肥用量，发展农村特色服务产业，完善低碳建设激励与补贴政策。通过多管齐下的政策和区域环境网络化治理模式，上下游地区之间建立环境治理协同机制与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农村环境治理公共信息平台，建立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农村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创新水利林湖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政策以及生态农业激励政策，出台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保项目管理办法，区分环保项目不同性质，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贴及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投资，完善农村生态环保项目决策制度、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等动力机制。
第四，构建不同类型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项目、治理结构与补偿机制。结合农村供水、林草湖田建设、绿色农业、垃圾污水处理与环境维护项目的性质，应用项目区分理论建立农村环境设施在不同供给模式下项目控制权、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科学界定环境治理产权促进生态利益协调、环境产权合理配置，统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工作、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推进农村环保项目建设与农村绿色产业发展。完善环保服务与绿色农业多元参与模式下环境监督评价与绩效付费机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对环境设施建设的筹资决策机制，管护组织的责任制度，环境监测、环境服务绩效付费管理，集体资产处置与收益分配制度，发挥环境保护协会、基层组织在环保服务与治理评价方面的积极作用。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健全农村补偿机制，农村环境项目补偿路径包括通过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改善，多元化经济补偿方式包括政府主导的生态项目建设补偿、社会资本与企业参与项目建设与服务的投资运行补偿。研究生态环境服务与农村绿色产业多元供给模式下政府投资与运行补贴标准及效率，农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下，政府投资补贴标准需要结合项目建设成本、运行成本、运行收益及合作期限等因素共同确定。没有投资补贴的项目，结合物价指数、运行收入、运行成本确定运行补贴标准;由于不同收费标准带来的消费者剩余不同，不同的补贴标准对社会资本的激励效果不同，为了提高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项目政府补贴的效率，补贴应该结合项目服务质量、公众对环保服务的评价等环境治理绩效指标来确定。
六、小 结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环境污染治理涵盖农业、林业、产业、生态、城乡建设、卫生等若干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环境污染治理涉及一揽子政策措施，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提升環境污染治理绩效，制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性文件，形成相对完备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体系。本文探讨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的内涵、应用大数据进行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的动力机制，利用大数据平台推进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路径及配套措施，提出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环境污染网络化治理技术支撑与政策保障，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和路径提供决策参考。网络化治理需要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及其职责，完善硬件平台、激励政策、信任机制、互动机制与绩效评价机制等治理工具，探索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结构与机制，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兆征.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3）：70-74.
[2]苏杨，魏际刚.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7（4）：43-48.
[3]KUZNETS 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 ：1-28.
[4]KEMPF H，ROSSIGNOL S.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the environment in a growing economy[J].Economics & politics，2007，19 （1）：53-71.
[5]BOYCE J K.Inequality as a caus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Ecological economics，1994，11（3）：169-178.
[6]GRUNEWALD N，KLASEN S，MART NEZ-ZARZOSO I，et al.Income inequality and carbon emissions[R].Courant Research Centre：Poverty，Equity and Growth-Discussion Papers，2011.
[7]史磊，郑珊.日本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农户参与机制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7（10）：48-53.
[8]沈费伟，刘祖云.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5）：32-38.
[9]肖萍，朱国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選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5（4）：78-84.
[10]李咏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度探析[J].农村经济，2015（12）：96-101.
[11]方印，张海荣.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监督权的规范构造[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3）：73-83.
[12]张玉环.美国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项目分析及其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0（1）：83-91.
[13]文贤庆.大数据技术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 [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5（1）：14-24.
[14]胡徽，云宇龙.大数据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提升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1）：5-9.
[15]庄海燕.基于大数据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以生态文明示范区海南省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7（4）：40-44.
[16]谭娟，谷红，谭琼.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J].中国环境管理，2018，10（1）：62-66.
[17]隋宗斌，史秋华.基于Wi-Fi物联网环境水体智能监控仪表的设计方案研究[J].自动化应用，2018（12）：44-46.
[18]叶宏宝，徐志福，石晓燕，等.设施农业环境智能监控管理平台设计与实现[J].浙江农业学报，2014，26（2）：467-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