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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朗电影在全世界的影展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获得过300项的国际奖项，我们耳熟能详的《小鞋子》、《一次别离》等电影都是优秀的作品，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和影视教育人员学习和研究。但同时，伊朗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大，人民将美好生活的愿望诉诸于信仰的力量，希望通过神来解救自己，这就形成了伊朗电影中独特的叙事模式和美学特点。本文从伊朗的宗教体制和电影体制出发，结合具体的案例，探析伊朗电影体现的 “信仰与救赎观”。
【关键词】：伊朗；宗教体制；电影体制；信仰与救赎观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我们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各种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不断构建。伊朗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合作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波斯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伊朗电影闻名遐迩于全世界，获得过300项的国际奖项，如2012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2015年的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出租车》、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等都是优秀的作品，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和影视教育人员学习和研究。
伊朗虽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实力也位居亚洲第七位，但是贫富差距大。作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伊朗在上世纪70年代，得益于大量的石油财富和外资涌入，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在1979之后38年里，伊朗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滑，已经由发展中国家里的佼佼者，变为发展中国家里的下等生。伊朗电影中描写了大批的贫困人口，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处于社会的底层。正是如此，人民将美好生活的愿望诉诸于信仰的力量，希望通过神来解救自己，这就形成了伊朗电影中独特的叙事模式和美学特点。
一、伊朗的宗教体制
公元七世纪，麦加人穆罕默德首先在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伊斯兰教，主张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主宰真主安拉及其意志。目前，全世界共有15亿以上的伊斯兰教教徒（穆斯林），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主要教派。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逊尼派接受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宗教领袖继任人）确定的行为规范准则，而什叶派只接受第四大哈里发阿里的主张。目前，逊尼派约占世界穆斯林总数的90%，什叶派约占10%。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阿塞拜疆等国家。
在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98%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绝大部分是什叶派，只有少数是逊尼派。伊朗民众通过对真主安拉的崇奉，获得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一种心灵的归宿感。
二、伊朗的电影发展
在伊朗，宗教思想渗入到文化的血液之中，对电影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伊朗电影发轫于1900年，电影人用赛璐珞记录影像取悦王室。二战后，伊朗电影发展一度停滞。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新的伊朗政权积极支持本国电影。1983年，“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成立，加强了对电影的审查制度。20世纪90年代，伊朗的文化政策逐步放开，电影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期。
由于宗教体制的影响，伊朗电影禁止亵渎神灵。电影导演们将民众对真主安拉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行了艺术表达，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赢得了大众的掌声。伊朗还成立了“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在这一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儿童题材电影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因此，中国观众能观看到《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天堂的颜色》等优秀的伊朗儿童电影。
谈到伊朗电影的勃兴，恐怕很难忽略这个国家的儿童电影。就某个时期而言，儿童电影已俨然成为伊朗电影的标签，使其在世界电影中具有了自身独有的特征。由于纯洁的儿童世界与神圣的宗教世界存在着某种象征关系，这种关系被神权政治所用，成为防止“西方污染”的运动的一部分。在伊朗主要的电影节中，以儿童或青少年命名的电影节占总数的25%以上。从整体而言，官方支持儿童电影类型和限制其它电影类型，形成了儿童电影在伊朗兴起之势。优秀作品的儿童题材电影不胜枚举，如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马吉德·马吉迪的《小鞋子》、贾法·帕纳西的《白气球》、易卜拉欣·法鲁泽什的《水缸》等。
特别是被誉为“儿童电影类型大师”的马吉德·马吉迪，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着力描写儿童的世界。从1992年的《手足情深》到2008年的《麻雀之歌》，马吉德用影像镌刻了或是温情或是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过客》、《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孩子自身的欲望与行动成为叙事的全部。但马吉德·马基迪的儿童电影不同，他的作品是以“家庭为背景，探讨亲情、血缘关系中的那份沉重与甜美”，也就是說，在马吉德的大多数作品中，孩子的世界从未充满整个影片，而是与成人世界共同融合在影片里。
经过多年的运作经营，伊朗的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除了上述的《一次别离》、《出租车》、《推销员》等获奖影片外，1997年《樱桃的滋味》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1999年《小鞋子》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2000年《生命的圆圈》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金狮奖等。还有伊朗题材的《逃离德黑兰》获得了2013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殊荣。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聚焦到这个神奇的国度，外国人对伊朗的电影体制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
三、“信仰与救赎观”说
伊朗具有独特的宗教信仰体制和电影文化形态。只有搞清楚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研究伊朗电影的发展。
“信仰与救赎观”是指宗教中的一种重要教义，指信仰神的大众对渴望被拯救和被救赎的一种愿望。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国度，民众渴望真主安拉卸下生活的桎梏、解救痛苦的灵魂，这就是一种救赎观。伊朗电影中，这种救赎观进行了艺术的表达。
1、“真主视角”的运用 在伊朗电影中，会用到一些类似“真主视角”的俯拍镜头，表达神的眷顾。
在马吉德·马基迪的电影《小鞋子》（又名《天堂的孩子》）中，由于贫困，小男孩阿里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意外失鞋后，阿里和妹妹只能共用一双鞋交替上学。在他们交换鞋子时，俯拍的镜头表达神对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的关注。本片的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每一次当主人公要接近胜利时，总会有一些新的矛盾冲突出现。影片最后，虽然阿里没有通过比赛赢得鞋子，但父亲的自行车上却摆放了两双新鞋子，困窘的局面得到改善。
马吉德·马基迪的另一部电影《天堂的颜色》中，片尾盲人男孩溺水死去，父亲抱着他的尸体痛哭时，一个逐渐推进的俯拍镜头表现出神的关切。最后推到孩子手的特写时，奇迹出现了，在一片金光中手动了，神拯救了他的灵魂。
在《麻雀之歌》里，一个贫困的养殖员背着一扇门走在无垠的田野中，一个俯拍的长镜头表现出穷人生活的窘迫和無助，这一切都尽收神的眼底。最后丢失的鸵鸟回来了，女儿的助听器也有了着落，养殖员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2.“宗教仪式”的体现
在伊朗电影中，有很多表现伊斯兰教仪式的画面，如诵读教义、虔诚祈祷等等，这既是人民对信仰的尊崇，也是对救赎的渴望。
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电影《黑板》最后，背着黑板的老师和贫困的人们虔诚下拜，向神祈祷，渴望生活安宁，背景音乐用的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音乐。
《小鞋子》里，有一段描写传统节日的画面，穆斯林围坐起来诵读《古兰经》，含着糖块喝着茶，带有明显的宗教仪式感。阿里的父亲在准备节日所需的茶水和糖块时，饱含深情地吟唱着经文。
除此以外，还有些电影发出另一种声音，渴望对一些传统礼仪的改变。如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和《越位》等电影，都表现了伊朗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生命的圆圈》里表现了七个伊朗女性一天之内的悲惨境遇，《越位》里表现了六个伊朗女孩扮成男性看足球的不幸遭遇。贾法·帕纳西试图通过对现实的写照，呼吁社会对女性的关爱，渴望神拯救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灵魂。贾法·帕纳西的电影仿佛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他不像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那般将电影巧妙地上升为一种哲学冥思的工具，也不似马吉德·马吉迪那样采用一种寓言电影的策略进行个人话语的书写，他电影的主要命题就是对抗权威。
3.“救赎观”的延伸
除了呼吁神的拯救外，伊朗电影中还表现了“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试图表达一种宏大的“信仰与救赎观”，体现普世价值观。
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厌世的中年男人巴迪在一个樱桃树下挖了一个洞穴，准备找到一个能在他死后帮他埋尸的好心人，很多人都拒绝了他荒诞的请求。在多方寻求无果时，他遇到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勉强答应的老人。这位老人用各种各样的道理不停地劝诫，试图拯救巴迪脆弱的心灵。最后，巴迪躺在自己挖的洞穴里，仰望夜空，露出微笑，也许只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才能发现生命滋味如樱桃般美好。这里既有“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马吉德·马基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中，导演用了几组具有隐喻意味的镜头表达一种“人对物的救赎”。盲人男孩拯救了一只“覆巢之鸟”，祖母拯救了一条“涸泽之鱼”，还有“石缝之龟”的解脱、“离群之雁”的回归等意象表达。最终这些动物都得到了救赎，而盲人男孩却溺亡。所谓“自助者天助之”，在影片的最后，男孩的善良感动真主，他活了过来。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 《生命在继续》带有纪录片味道，重现了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后人们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面貌。在这场地震中，有五万多人丧生，其中儿童就有两万多人。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寻找的故事，导演带着儿子回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柯盖尔，寻找影片里的演员。虽然最后没有找到那两个小男孩，但他们却在途中看到了灾区村民们一种积极“自我救赎”的生活态度。
还有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小学生阿穆不小心把同桌作业本带回了家，同桌因屡次没有写作业面临被老师开除的危险。阿穆艰苦地寻找朋友的家，终于找到时却没有找到人，最后只好帮朋友写了作业。在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时，阿穆得及时把写好作业的本子交上，化解了一场危机。这里阿穆名义上“救赎他人”，实际上也是在“救赎自己”，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通过对伊朗电影中体现的“信仰与救赎观”的分析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对电影的艺术构思、主旨表达和创作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伊朗电影导演们将人民对宗教的崇奉用运动的声画影像进行表达：无论是“真主视角”的运用，还是“宗教仪式”的体现，或者“救赎观”的延伸，都能表达人民对信仰的追随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大众希望通过“神的救赎”、“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达到幸福的人生彼岸，这既是伊朗电影要表达的思想，也是伊朗社会传递出的情感。
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合作国家，伊朗辉煌灿烂文化值得研究，特别是电影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中国电影人不断探索。我们希望通过学习他国的电影经验来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平，从而更好地表现世界的真善美，传递社会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孜孜奋斗。
参考文献：
[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李聪聪.伊朗新电影研究[D].重庆大学，2007.
[3]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高力，任晓楠.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M].巴蜀书社，2009.
[5]黎煜.放飞梦想：关注儿童的心灵与世界[J].当代电影，2011.
【关键词】：伊朗；宗教体制；电影体制；信仰与救赎观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我们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各种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不断构建。伊朗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合作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波斯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伊朗电影闻名遐迩于全世界，获得过300项的国际奖项，如2012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2015年的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出租车》、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等都是优秀的作品，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和影视教育人员学习和研究。
伊朗虽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实力也位居亚洲第七位，但是贫富差距大。作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伊朗在上世纪70年代，得益于大量的石油财富和外资涌入，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在1979之后38年里，伊朗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滑，已经由发展中国家里的佼佼者，变为发展中国家里的下等生。伊朗电影中描写了大批的贫困人口，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处于社会的底层。正是如此，人民将美好生活的愿望诉诸于信仰的力量，希望通过神来解救自己，这就形成了伊朗电影中独特的叙事模式和美学特点。
一、伊朗的宗教体制
公元七世纪，麦加人穆罕默德首先在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伊斯兰教，主张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主宰真主安拉及其意志。目前，全世界共有15亿以上的伊斯兰教教徒（穆斯林），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主要教派。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逊尼派接受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宗教领袖继任人）确定的行为规范准则，而什叶派只接受第四大哈里发阿里的主张。目前，逊尼派约占世界穆斯林总数的90%，什叶派约占10%。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阿塞拜疆等国家。
在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98%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绝大部分是什叶派，只有少数是逊尼派。伊朗民众通过对真主安拉的崇奉，获得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一种心灵的归宿感。
二、伊朗的电影发展
在伊朗，宗教思想渗入到文化的血液之中，对电影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伊朗电影发轫于1900年，电影人用赛璐珞记录影像取悦王室。二战后，伊朗电影发展一度停滞。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新的伊朗政权积极支持本国电影。1983年，“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成立，加强了对电影的审查制度。20世纪90年代，伊朗的文化政策逐步放开，电影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期。
由于宗教体制的影响，伊朗电影禁止亵渎神灵。电影导演们将民众对真主安拉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行了艺术表达，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赢得了大众的掌声。伊朗还成立了“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在这一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儿童题材电影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因此，中国观众能观看到《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天堂的颜色》等优秀的伊朗儿童电影。
谈到伊朗电影的勃兴，恐怕很难忽略这个国家的儿童电影。就某个时期而言，儿童电影已俨然成为伊朗电影的标签，使其在世界电影中具有了自身独有的特征。由于纯洁的儿童世界与神圣的宗教世界存在着某种象征关系，这种关系被神权政治所用，成为防止“西方污染”的运动的一部分。在伊朗主要的电影节中，以儿童或青少年命名的电影节占总数的25%以上。从整体而言，官方支持儿童电影类型和限制其它电影类型，形成了儿童电影在伊朗兴起之势。优秀作品的儿童题材电影不胜枚举，如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马吉德·马吉迪的《小鞋子》、贾法·帕纳西的《白气球》、易卜拉欣·法鲁泽什的《水缸》等。
特别是被誉为“儿童电影类型大师”的马吉德·马吉迪，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着力描写儿童的世界。从1992年的《手足情深》到2008年的《麻雀之歌》，马吉德用影像镌刻了或是温情或是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过客》、《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孩子自身的欲望与行动成为叙事的全部。但马吉德·马基迪的儿童电影不同，他的作品是以“家庭为背景，探讨亲情、血缘关系中的那份沉重与甜美”，也就是說，在马吉德的大多数作品中，孩子的世界从未充满整个影片，而是与成人世界共同融合在影片里。
经过多年的运作经营，伊朗的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除了上述的《一次别离》、《出租车》、《推销员》等获奖影片外，1997年《樱桃的滋味》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1999年《小鞋子》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2000年《生命的圆圈》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金狮奖等。还有伊朗题材的《逃离德黑兰》获得了2013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殊荣。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聚焦到这个神奇的国度，外国人对伊朗的电影体制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
三、“信仰与救赎观”说
伊朗具有独特的宗教信仰体制和电影文化形态。只有搞清楚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研究伊朗电影的发展。
“信仰与救赎观”是指宗教中的一种重要教义，指信仰神的大众对渴望被拯救和被救赎的一种愿望。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国度，民众渴望真主安拉卸下生活的桎梏、解救痛苦的灵魂，这就是一种救赎观。伊朗电影中，这种救赎观进行了艺术的表达。
1、“真主视角”的运用 在伊朗电影中，会用到一些类似“真主视角”的俯拍镜头，表达神的眷顾。
在马吉德·马基迪的电影《小鞋子》（又名《天堂的孩子》）中，由于贫困，小男孩阿里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意外失鞋后，阿里和妹妹只能共用一双鞋交替上学。在他们交换鞋子时，俯拍的镜头表达神对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的关注。本片的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每一次当主人公要接近胜利时，总会有一些新的矛盾冲突出现。影片最后，虽然阿里没有通过比赛赢得鞋子，但父亲的自行车上却摆放了两双新鞋子，困窘的局面得到改善。
马吉德·马基迪的另一部电影《天堂的颜色》中，片尾盲人男孩溺水死去，父亲抱着他的尸体痛哭时，一个逐渐推进的俯拍镜头表现出神的关切。最后推到孩子手的特写时，奇迹出现了，在一片金光中手动了，神拯救了他的灵魂。
在《麻雀之歌》里，一个贫困的养殖员背着一扇门走在无垠的田野中，一个俯拍的长镜头表现出穷人生活的窘迫和無助，这一切都尽收神的眼底。最后丢失的鸵鸟回来了，女儿的助听器也有了着落，养殖员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2.“宗教仪式”的体现
在伊朗电影中，有很多表现伊斯兰教仪式的画面，如诵读教义、虔诚祈祷等等，这既是人民对信仰的尊崇，也是对救赎的渴望。
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电影《黑板》最后，背着黑板的老师和贫困的人们虔诚下拜，向神祈祷，渴望生活安宁，背景音乐用的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音乐。
《小鞋子》里，有一段描写传统节日的画面，穆斯林围坐起来诵读《古兰经》，含着糖块喝着茶，带有明显的宗教仪式感。阿里的父亲在准备节日所需的茶水和糖块时，饱含深情地吟唱着经文。
除此以外，还有些电影发出另一种声音，渴望对一些传统礼仪的改变。如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和《越位》等电影，都表现了伊朗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生命的圆圈》里表现了七个伊朗女性一天之内的悲惨境遇，《越位》里表现了六个伊朗女孩扮成男性看足球的不幸遭遇。贾法·帕纳西试图通过对现实的写照，呼吁社会对女性的关爱，渴望神拯救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灵魂。贾法·帕纳西的电影仿佛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他不像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那般将电影巧妙地上升为一种哲学冥思的工具，也不似马吉德·马吉迪那样采用一种寓言电影的策略进行个人话语的书写，他电影的主要命题就是对抗权威。
3.“救赎观”的延伸
除了呼吁神的拯救外，伊朗电影中还表现了“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试图表达一种宏大的“信仰与救赎观”，体现普世价值观。
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厌世的中年男人巴迪在一个樱桃树下挖了一个洞穴，准备找到一个能在他死后帮他埋尸的好心人，很多人都拒绝了他荒诞的请求。在多方寻求无果时，他遇到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勉强答应的老人。这位老人用各种各样的道理不停地劝诫，试图拯救巴迪脆弱的心灵。最后，巴迪躺在自己挖的洞穴里，仰望夜空，露出微笑，也许只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才能发现生命滋味如樱桃般美好。这里既有“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马吉德·马基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中，导演用了几组具有隐喻意味的镜头表达一种“人对物的救赎”。盲人男孩拯救了一只“覆巢之鸟”，祖母拯救了一条“涸泽之鱼”，还有“石缝之龟”的解脱、“离群之雁”的回归等意象表达。最终这些动物都得到了救赎，而盲人男孩却溺亡。所谓“自助者天助之”，在影片的最后，男孩的善良感动真主，他活了过来。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 《生命在继续》带有纪录片味道，重现了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后人们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面貌。在这场地震中，有五万多人丧生，其中儿童就有两万多人。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寻找的故事，导演带着儿子回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柯盖尔，寻找影片里的演员。虽然最后没有找到那两个小男孩，但他们却在途中看到了灾区村民们一种积极“自我救赎”的生活态度。
还有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小学生阿穆不小心把同桌作业本带回了家，同桌因屡次没有写作业面临被老师开除的危险。阿穆艰苦地寻找朋友的家，终于找到时却没有找到人，最后只好帮朋友写了作业。在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时，阿穆得及时把写好作业的本子交上，化解了一场危机。这里阿穆名义上“救赎他人”，实际上也是在“救赎自己”，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通过对伊朗电影中体现的“信仰与救赎观”的分析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对电影的艺术构思、主旨表达和创作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伊朗电影导演们将人民对宗教的崇奉用运动的声画影像进行表达：无论是“真主视角”的运用，还是“宗教仪式”的体现，或者“救赎观”的延伸，都能表达人民对信仰的追随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大众希望通过“神的救赎”、“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达到幸福的人生彼岸，这既是伊朗电影要表达的思想，也是伊朗社会传递出的情感。
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合作国家，伊朗辉煌灿烂文化值得研究，特别是电影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中国电影人不断探索。我们希望通过学习他国的电影经验来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平，从而更好地表现世界的真善美，传递社会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孜孜奋斗。
参考文献：
[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李聪聪.伊朗新电影研究[D].重庆大学，2007.
[3]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高力，任晓楠.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M].巴蜀书社，2009.
[5]黎煜.放飞梦想：关注儿童的心灵与世界[J].当代电影，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