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我们胜利了

　　1945年8月10日晚上8点钟，当电台播音员颤抖着声音播出日本投降的消息，重庆沸腾了。杜立德关掉收音机，拉着室友王世钧冲出门，朝着鞭炮和锣鼓声最密集的地方跑去。当他们从储奇门来到国泰大戏院旁边的柴家巷附近时，城中心已经像夏天长江里涨水一样人潮汹涌，从大街漫透了小巷。所有人都从家里跑到了街上，他们提着灯笼，打着火把，喊啊笑啊蹦啊跳啊，鞭炮震得耳朵生痛，杜立德跟王世钧说话要靠吼。
　　就在国泰大戏院不远的地方，杜立德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赵丹。跟赵丹在一起的，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张瑞芳和金山夫妇。杜立德远远地看见赵丹和金山很激动地抱在一起团团转，然后不知怎么搞的，这两个大明星没头没脑地撞到了路边一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上，玻璃当场粉碎，赵丹裤子破了不说，屁股还很没面子地被划流血了。杜立德急忙拖着王世钧挤进围观人群，只见金山跪在地上帮赵丹捏着伤口，很快一顶轿子到了跟前，赵丹被送往医院，一路还大笑着喊：“我们胜利了……”
　　这一幕，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被老重庆人津津乐道。然而，杜立德记得更清楚的是那晚黄桷树下的炒米糖开水，因为他在那里遇见了叶念慈。
　　那天，到了后半夜，人潮渐渐散去，城中心一点点安静下来。杜立德和王世钧发现肚子饿了，就去找东西吃。王世钧记得在十八梯附近的黄桷树下经常有个老头挑着担子很晚了还在卖炒米糖开水，他们就去了十八梯。
　　在十八梯的黄桷树下，他们果然找到了老头的摊子。老头冲了两碗炒米糖開水递给他们，杜立德端起一碗，正要退后一步找个梯坎坐下，忽听得身后一声惊呼，他转身，一个姑娘正跳着脚对他怒目而视。原来，他踩了人家的脚。
　　杜立德顾不得开水烫手，连连道歉。姑娘却“噗哧”一声笑了。姑娘留着短短的学生头，穿浅蓝色短袖旗袍，笑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
　　“请我吃炒米糖开水，我就不怪你。”
　　杜立德赶紧照办。
　　四个年轻人坐在黄桷树下吃炒米糖开水，笑声照亮了凌晨两点的十八梯。那一晚，杜立德知道了姑娘叫叶念慈，是沙坪坝一所学校的学生。
　　那一年，杜立德年轻英俊，玉树临风，从国立南京药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储奇门一家药材行做职员。

1946年秋。鸟群飞过阴霾天空

　　1946年底，杜立德已经在药材行做到了经理。他工作勤奋，业务拔尖，为人厚道，老板很器重他。抗战胜利后，老板携家眷重返上海，想把杜立德带去上海帮手做事，杜立德谢绝了。
　　他只想留在重庆，实现他的梦想。
　　杜立德兄弟三人，二哥战死台儿庄，大哥在家乡行医。杜立德跟大哥相差十多岁，小时候每天一放学就抢着帮大哥背医药箱，跟着大哥出诊。大哥仁心济世，医术高明，遇到穷苦的病人总是主动免去医药费，在乡间有口皆碑。但也正因如此，兄嫂的生活一直清寒。
　　杜立德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重庆这个大码头，为大哥开一家诊所。
　　所以，他不想跟老板去上海。
　　老板没有勉强他，相反，在回上海之前，老板破格把资历尚浅的杜立德升为了经理。
　　那时的杜立德时常在储奇门一带出没。当时的西南药材公会就在储奇门的洋子坝，附近有西南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杜立德对各种药材了如指掌，那些黄连、天麻、杜仲、银杏，都是川东的好药材，他闭着眼睛也能认出它们。他闻到它们的气味，心里就安定，就觉得人生踏实有靠。
　　那时候，叶念慈已经是杜立德的女朋友。她从学校毕业后，在上半城的一家洋行做秘书。不上班的日子，两个人喜欢去储奇门的一家吊脚楼茶馆喝茶。跟其它的江边茶馆聚满船员和苦力不一样，去这家茶馆坐的大多是职员和青年学生，他们在“莫谈国事”的标语下大肆谈论国事，热闹得很。茶馆外面，是陪都1946年深秋的天空，雾气沉沉，不时有一只灰扑扑的鸟飞过。
　　杜立德和叶念慈有时也不坐茶馆，沿着江岸慢慢走。江上船只来往，时而一声汽笛鸣响，让人心里突然一动，仿佛听到了不知来自何方的召唤。

1946年冬。江岸大雾弥漫

　　叶念慈很快就打扮得像个标准的写字楼小姐，烫发，穿旗袍、玻璃丝袜和高跟鞋。
　　他们在茶馆见面。杜立德发现，叶念慈的眼神变得飘忽。
　　那天，叶念慈端起茶碗，揭开碗盖，吹着茶水面上的茉莉花，仿佛漫不经心地问杜立德：“如果可能，你愿不愿意放弃现在的工作，或者，离开重庆？”
　　杜立德不愿意。
　　他离不开重庆。再说，他为什么要离开呢？重庆是个好地方，他要存钱，在重庆为哥哥开诊所，让嫂嫂和侄儿来重庆过上好日子。
　　叶念慈没有说话，只是将脸微微转开，把目光投向窗外。
　　那以后，杜立德有好一阵子没有看见叶念慈。入秋后，药材行的事情愈发忙了，他跟叶念慈见面的次数更少了。
　　有一天，王世钧下班回来，随口说了一句：“我昨天在较场口看见叶念慈了。”停了停，王世钧说：“我看见叶念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哦。”杜立德说。
　　“她……挽着那个人。”王世钧说。
　　杜立德的心里，有一只药材市场过磅的秤砣恶狠狠劈头砸下。
　　没有再三追问，叶念慈坦然承认她打算嫁给别人。她说杜立德只是一个小经理，家累却那么重，跟着他注定一辈子受穷。而那个男人是个小老板，家道殷实，她嫁过去不用再做事，在家里做太太就好。
　　说这话的时候，杜立德和叶念慈正走在储奇门江边的石梯坎上。夜雾弥漫，他很快就看不清她的脸。
　　停泊在长江上的一艘货轮，突然低低地吼了一声。

1948年秋。杜立德结了婚

　　1948年，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杜立德和王世钧晚上回住处的时候，听见房东太太在嘟哝，说早晨去买米，去的时候提了一袋金圆券，提回来的米却只够装半袋。
　　房东太太的儿子小喜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得意洋洋地念一首打油诗：“踏进茅房去拉屎，突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元钱，擦擦屁股满合适。”
　　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完之后，杜立德心中充满了忧愁。家乡的大哥病了，是肺病，已经开始吐血。
　　医者治不了自己的病，这是憾事，也是常事。杜立德离家在外，心急如焚。大哥一病不起，医药费和全家的生活费都落到了杜立德的头上，在重庆开诊所的梦想眼看着一点一点就要破灭了。
　　杜立德躺在床上，醒到了天亮。
　　他觉得自己就要被生活烧干了。
　　就在这时，杜立德公司的一位董事给他介绍了一个结婚对象。姑娘叫邓婉莹，出身成都的富商家庭，在家族生意的重庆分号帮哥哥做事。那位董事是婉莹哥哥的好友，他跟已经回了上海的老板一样器重杜立德，觉得杜立德和婉莹很般配，就从中牵了红线。
　　邓婉莹容貌秀丽，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在国泰大戏院附近的心心咖啡馆见过一面后，杜立德和邓婉莹都对媒人点了头。
　　婚后不久，重庆解放了。在公私合营的浪潮裹挟下，杜立德所在的药材行被收归国有，改名叫医药公司。杜立德运气好，被公司留用，职务由经理改成了主任。
　　之后几年，杜立德和邓婉莹的一双儿女相继出生。
　　文革期间，杜立德被打成黑权威，靠边站，被发配到大阳沟一家小药店当店员。就在那间窄小的鋪面里，杜立德侥幸逃过了更大的风浪。而我自出生起，记忆中的杜立德就是戴眼镜，穿蓝色中山装，两手戴袖套的模样。后来和邓婉莹一起翻老相册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杜立德从前竟然是风度翩翩西装友。
　　邓婉莹解放后做了几十年银行职员，虽然她的出身频频被人当成攻击的把柄，但她始终谨言慎行，日子也还过得安稳。
　　他们的两个孩子，先是去云南当了知青，在粉碎四人帮后相继回到重庆，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在孙子和外孙女上小学后，杜立德和邓婉莹双双退休，安享晚年。
　　载沉载浮的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大抵如此。

1965年春。杜立德看见了叶念慈的名字

　　那一天，杜立德在《重庆日报》上看到了一个豆腐块报道。报道平淡无奇，内容是某局领导参加了某个公众活动，但是领导中包括一个叫叶念慈的处长。
　　杜立德的心脏剧烈地动荡起来了。但他转念一想，这怎么可能是她呢？她早已嫁为商人妇，怎可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干部？说不定她还在台湾……政治气氛如此紧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时的王世钧也成了杜立德的“海外关系”。1948年，原籍南京的王世钧从重庆到上海工作，后来去了美国定居。
　　中间王世钧给杜立德写过信，但一看到来自美国的航空邮件，邓婉莹就紧张莫名，不许杜立德回信。那些年月的海外关系不是说着玩的，扣你一顶“美蒋特务”的帽子，那是分分钟的事。
　　邓婉莹把王世钧的信偷偷烧了。地址也没有留下。
　　1988年，已是成功商人的王世钧回国考察投资环境，正好是叶念慈的部门负责接待。王世钧这才知道，叶念慈当年在学校就参加了重庆地下党，她后来之所以“消失”，也是组织的需要。叶念慈被派往重庆郊县江津开展地下工作——她对杜立德所称的未婚夫，其实是地下党的同志。
　　鉴于杜立德缺乏政治头脑，叶念慈放弃了动员他的念头。也由于组织纪律严密，叶念慈唯有在他面前消失。
　　解放后，得知杜立德已经成家，叶念慈于是和一位“老地下”结了婚。解放后丈夫身居高位，然而命运弄人，“文革”中因为江青一句“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叶念慈夫妇被打成叛徒，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八年，出狱后才得知，他们寄养在农村亲戚家的唯一的儿子，已经在某年夏天到长江里游泳时溺亡。
　　叶念慈和丈夫终生没有再育。
　　叶念慈的事情，是王世钧在1997年去世后，他在美国的儿子自作主张告诉杜立德的。小王叔叔说，当年叶念慈让他父亲不要向杜立德透露此事，是为了不打扰杜立德的平静生活。可是，小王叔叔说，他觉得，杜立德需要知道这一切。

2009年冬。往事如烟

　　我陪着杜立德和邓婉莹去扫墓。公墓在南岸的一座山上。上梯坎的时候，我搀着邓婉莹。杜立德不要我搀，他甩开我的手，坚持自己走。
　　我们带去了一束腊梅。杜立德说叶念慈喜欢腊梅。

　　杜立德86岁了。他的耳朵已经不太好使，我跟他说话要大声喊，就像在抗战胜利当天，他和王世钧互相要大声喊一样。有一次我们坐车经过储奇门的药材公会，他执意要司机停下来，站在大门口看了许久。药材公会的灰色大楼已经残旧不堪，楼面雕刻仍在，那些药草和葫芦还活灵活现，屋顶墙角却已长出野草，在灰霾天气里尤其荒凉。
　　在叶念慈的墓前，杜立德没有说话。他看着墓碑上的字，眼神寂寥。
　　山上冷，邓婉莹被风一激，咳起来。我拉拉杜立德：“外公，我们回家吧。”
　　下山的时候，我左手搀着邓婉莹，右手搀着杜立德，这一次他没有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