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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是风靡几代中国人的“国服”,如今却无限落寞地艰难生存着。当那些老梅花人或辛酸或悲愤地向记者讲述那段四十年的梅花兴衰史时,我们触摸到的,是一种穿越在青春得志与晚景凄凉间的真正失落。
2009年10月,天津南开区,南泥湾路。相比四周洗浴店、饺子馆花花绿绿的店招,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下简称梅花厂)经销部的蓝白色招牌,在阳光下更显老旧。
你或许很难想象,这排绵延数百米的临街铺面,全是由一家工厂的围墙改建而成的。昔日的中国运动服装开山鼻祖,如今却沦落到依靠出租车间,以及想方设法改建门面来聊以度日。
在那间不到50平米的梅花经销部,销售区和厨房被一道塑料门帘简单隔开。54岁的于三羊站在玻璃柜台前,将为数不多的蓝背心、运动服一一展开,再小心翼翼地挂上展示架。这样的动作于三羊天天重复,虽然每月销售额从未超过500块,可他依旧干得一丝不苟。
于三羊已经在梅花干了37年了。如今他的经销部门前冷落,而互联网上关于梅花的怀旧潮却热得离谱。北京、上海的潮流青年们将这种小时候穿过的运动衫追捧为新时尚,“潮人”们甚至穿着梅花不远千里来天津“怀旧”,只不过,他们几乎都要遭遇于三羊的“当头一棒”——你们身上的“梅花”,是假的。
原来,运动衣厂早在十年前,便已经停止生产梅花,转而生产保暖内衣。即便是于三羊经销部里卖的,也全都是当年的库存。而那些微微泛黄的塑料包装袋,竟然还是40年前的……
青春得志而晚景凄凉,这一切实在是恍然如梦。
试问天下 谁比梅花
1972年秋天,电影《泥人张》里的男主角于三羊,面临着人生的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拍电影,争取有朝一日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二是通过熟人的关系,进入当时火爆得不行的梅花厂搞销售。
于三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即使多年后的今天,他和妻子每个月的收入加在一块只有1000多元(厂里负责上养老保险,但于三羊还有三年才能办理退休拿到退休工资),但当记者问及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时,于三羊依旧不假思索地说不。
老一辈梅花人怀揣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饱尝计划经济的红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眼中的梅花并非一件简单的服装,而是中国精神的一种象征:许海峰穿着它领取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郎平穿着它叱咤排坛;甚至连朝鲜代表队也穿着梅花出现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
置身这种巨大的光环,就好比就职于今天的苹果、微软,梅花人自然风光无限。
而于三羊所在的销售科,更是全厂最令人眼红的部门。当年,为了防止工人们相互串门,一车间的工作服是蓝色的梅花,二车间是红色的梅花,只有销售科没有限制,偌大的厂区任你游走。更重要的是,销售科是个和外界打交道的部门,而当时的梅花根本不愁销路,所谓的出差,也就是变相到外面玩玩。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梅花迎来企业史上最鼎盛的十年。职工达1500多人, 年产值保持在一个亿左右,仅福利分房厂里就分了三次,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单元房位于天津市最繁华的地带,周围住的全是市里的大领导。”
与之同时,媒体天天有报道,福利月月发不停,工人们隔三差五地领回毛巾、肥皂等劳保用品,用不完就往家里捎。而当时的厂长孙永华,也因为工作出色被上级部门树立为行业标兵,其个人档案还被放进天津市博物馆,以示表彰。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月,几乎每个梅花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意识:梅花不单是天津的梅花,更是全国人民的梅花,只要中国人还要穿运动服,那么,“国家是不会让它垮掉的。”
几招臭棋 霜打梅花
梅花俨然成了天津工业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然而但凡具备符号意义的国企,在那个时期往往会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履行它的社会职能——兼并当地亏损企业。可惜这种充满包办意味的“拉郎配”,几乎都以悲剧告终。
而梅花即将迎娶的新娘,是和它八竿子打不着的渔网厂。
1984年,天津市纺织局领导找到孙永华,“梅花的日子过好了,总得帮帮后面的兄弟吧?”老厂长心里不悦,但最终仍得服从组织决定。于是除了每年几百万的现金“输血”,很多梅花厂的业务骨干还被抽调到了渔网厂,为了表扬这群人的大局意识,梅花厂和渔网厂每年各发他们一份奖金。
孙永华本人同样身先士卒,他把办公桌搬到了渔网厂,一屁股坐在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大窟窿”上。而孙离开后,另一位梅花史上的重要人物李钜泽走上了前台。也恰是在李主政的七年里,梅花的江湖地位悄然变化,只不过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并非李个人能力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梅花在计划经济的护佑下一骑绝尘,国内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同样享受了这种护佑的上海三枪和青岛蓝天。然而,随着耐克、阿迪分别于1982年和1997年抢滩中国,“上青天”一统天下的局面骤然作古。一个足以反映攻守双方态势演变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1987年。
1987年的广州全运会,赛场周边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以及年轻模特身披的广告绶带,让中国体育服装产业第一次有了浓浓的市场味。梅花牌拿出100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运动队的参赛服,即便当时的梅花如日中天,却依旧吃力。而耐克不仅免费提供训练服,还一掷千金赞助运动队的训练、生活费用。这种豪气干云的赞助手段背后,耐克在中国影响力扶摇直上。
梅花的对手不仅仅是耐克,一些本土民企也开始群体性发力,晋江军团和广东军团破壳而出,为梅花的最终衰败埋下伏笔。一个值得玩味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刚刚从汉城奥运会上退役的李宁来到天津,提出让梅花厂为李宁牌代工。只不过,要想一个高高在上的国企为民企贴牌,在当年无异于天方夜谭,李宁败兴而归。
然而三年后,事情却有了惊人的续写。
梅花厂厂长李钜泽突然辞职,而他辞职后的下一站,正是远在广东的李宁运动服装公司总经理。至于李钜泽为何突然出走,今天的梅花针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光萤(时任技术科长)回忆说,“当时厂里效益下滑,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钜泽,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于是李愤而出走。”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而这种震荡,不单是因为少了一个厂长,更多还是对自己“国企信仰”的冲击。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八级钳工,省吃俭用多年终于成了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但“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起价便是十几万元。你说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曙光初显 再遭重击
李钜泽的接任者王群励,至今仍执掌着企业帅印。只是相比历任梅花厂长,今年已58岁的他身上更突出的特质,应该是悲情。
王群励上任伊始,梅花在同跨国企业与新型民企的搏杀中,已明显处于下风。无论是款式设计还是渠道建设,吃的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老本。为了将企业从亏损边缘拉回来,王群励顶住各方压力主持企业战略转型。
1994年,其宣布暂停生产梅花运动服,转而进军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的保暖内衣。这种名为费米利的保暖内衣一年后受到了市场认同,一年两季订货会生产量上去了,职工们的信心也恢复了。除此之外,梅花还准备与意大利人合作上马一个服装助剂项目,这种可以让涤纶产生羊毛质感的助剂,同样也被视为梅花打赢翻身仗的助推剂。
然而恰恰就在王式改革最为关键的时刻,梅花再度风云突变。
那是1996年的12月13日,即便事情已经过去13年,何光萤依旧对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上午10点左右,王总刚刚敲定派我去意大利学习半年,全力引进助剂技术。突然接到纺织局的电话,要求其召集全厂中干,下午有重要会议。”
下午两点,纺织局一干领导来到梅花,会上突然宣布调离王群励,梅花厂交由天津市东亚抵群毛纺厂托管。至于原因,只说是集团统一安排。这一招来得着实突然,连王群励本人都未反应过来。只是短暂的惊讶、不解甚至愤怒之后,坐在一旁的何光萤还是迅速完成了对这一变故的分析和判断:王群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的这种倔强性格显然得罪了一些人。
就这样,梅花厂走进了被老梅花人称之为外行领导内行的“托管时代”,也由此开启了由盛转衰的最大转折。
助剂项目紧急叫停,保暖内衣不温不火,厂里开始减员增效,职工大批下岗。发工资的时间变得很不固定,再后来,每当有发工资的消息传来,厂里都像过节一样,大家奔走相告,心里却分外酸楚!
更让一些老梅花人痛心的是,两年时间,他们从德国、日本引进的设备被卖了三分之二。“这些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进口的设备,当年就花了1000多万元,整个北方就只有梅花一家有。”除此之外,厂区北面三层楼将近上万平方米的仓库也基本被卖空了。“那时候发不出工资,工人开始闹,东亚于是把梅花运动服拿到厂门口堆着卖,五块钱一套。然后就用这个钱来发工资。”
1998年底,梅花已经奄奄一息。那些有门道的年轻人要么转行,要么被南方的民企高薪挖去,剩下没走的,多半是冲着国企的牌子想熬到退休了事。而东亚显然也被这副烂摊子消磨得筋疲力尽,最终选择了退出。
这个时候,王励群被纺织局调了回来。
在欢迎老厂长回来的大会上,职工们使劲的鼓掌,仿佛要用掌声将这两年所受的憋屈一扫而光。然而此时的梅花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即便王励群有三头六臂,也终究难以力挽狂澜?
更何况,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豪情壮志?一个企业又能有多少卷土重来的战机?梅花错过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它衰败了。
十年艰难 回天无力
2009年10月的一天,记者来到位于南泥湾路的梅花厂区,将近120亩的厂房依旧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模样。车间里挂着一幅白底红字的纸质标语,上面写着“把握形势,迎接市场挑战”,木壳的空调挂机无声地倾诉着过往的辉煌,而在车间外,一只小狗正在马路上肆意游荡。
120多亩的梅花厂此刻更像是一个袖珍的“工业园”,诸如“腾飞服装公司”、“仕嘉服装公司”等十多家不同名头的小公司散落其间。这些公司有的从外贸公司接单做代工,有的则给天津的各大中小学校做校服。这些公司的掌门人,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从2001年到今天,梅花厂以承包车间和出租厂房的方式艰难生存着。
何光萤告诉记者,如果当初不将车间承包出去,厂里很有可能支撑不到今天。当初面对这么一大厂要张嘴吃饭的职工,王群励首先要做的是维持稳定,如何让职工们利用厂里的资源找到市场干上活,是他最关心的事。
而在众多公司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梅花纺织科技有限公司。2000年,何光萤和李梦强,找来五六十名老职工在厂里的某个车间成立了梅花公司,这也是唯一被运动衣厂授权使用梅花品牌的公司。只是近十年来,梅花公司再没有机会使用“梅花”商标,它依靠给日本、意大利的服装公司做贴牌维持生存,2008年其销售收入为800万元。
然而,梅花公司未使用的商标,却正被深圳等地的服装企业悄然使用着。近年来互联网上涌起的国货怀旧潮,让梅花运动服重新在年轻人中走俏,他们视穿梅花为一种时尚并不留余力地宣扬这个老品牌的质量是如何之好。
只是年轻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今天能买到的梅花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梅花。
对于那些侵权使用梅花商标的企业,何光萤曾酝酿过一次打假,但被于三羊和李梦强拦住了。“第一是没钱,出去打假打官司至少得花十几万吧,再说人家仿冒你梅花至少还能让消费者想起这个品牌,从这角度上我们还得感谢人家!”
这真是一朵带刺的梅花。对于那些将一生都奉献给运动衣厂的老职工来说,他们此刻痛心的不单是收入,更多还有内心深处对于这个品牌的感情。那是一种穿越在青春得志与晚景凄凉间的真正失落。
现在,58岁的王励群每天都会来厂里看上一圈。而在王励群每天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烟囱,上面挂着大大的梅花商标。“这是当年天津最高的建筑,梅花商标是用霓虹灯做的,晚上人们一出火车站朝着这个烟囱的方向,就能找到梅花厂了。”
可叹的是,近五年来这个霓虹灯再也没有亮过,而烟囱也早已不再是天津的最高建筑了。
就在记者即将离开梅花的时候,于三羊从他的玻璃柜台里取出一件梅花运动衫,“这是这个款式的最后一件库存了,再也没有了……”
编 辑 叶江南
E—mail:[email protected]
2009年10月,天津南开区,南泥湾路。相比四周洗浴店、饺子馆花花绿绿的店招,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下简称梅花厂)经销部的蓝白色招牌,在阳光下更显老旧。
你或许很难想象,这排绵延数百米的临街铺面,全是由一家工厂的围墙改建而成的。昔日的中国运动服装开山鼻祖,如今却沦落到依靠出租车间,以及想方设法改建门面来聊以度日。
在那间不到50平米的梅花经销部,销售区和厨房被一道塑料门帘简单隔开。54岁的于三羊站在玻璃柜台前,将为数不多的蓝背心、运动服一一展开,再小心翼翼地挂上展示架。这样的动作于三羊天天重复,虽然每月销售额从未超过500块,可他依旧干得一丝不苟。
于三羊已经在梅花干了37年了。如今他的经销部门前冷落,而互联网上关于梅花的怀旧潮却热得离谱。北京、上海的潮流青年们将这种小时候穿过的运动衫追捧为新时尚,“潮人”们甚至穿着梅花不远千里来天津“怀旧”,只不过,他们几乎都要遭遇于三羊的“当头一棒”——你们身上的“梅花”,是假的。
原来,运动衣厂早在十年前,便已经停止生产梅花,转而生产保暖内衣。即便是于三羊经销部里卖的,也全都是当年的库存。而那些微微泛黄的塑料包装袋,竟然还是40年前的……
青春得志而晚景凄凉,这一切实在是恍然如梦。
试问天下 谁比梅花
1972年秋天,电影《泥人张》里的男主角于三羊,面临着人生的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拍电影,争取有朝一日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二是通过熟人的关系,进入当时火爆得不行的梅花厂搞销售。
于三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即使多年后的今天,他和妻子每个月的收入加在一块只有1000多元(厂里负责上养老保险,但于三羊还有三年才能办理退休拿到退休工资),但当记者问及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时,于三羊依旧不假思索地说不。
老一辈梅花人怀揣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饱尝计划经济的红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眼中的梅花并非一件简单的服装,而是中国精神的一种象征:许海峰穿着它领取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郎平穿着它叱咤排坛;甚至连朝鲜代表队也穿着梅花出现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
置身这种巨大的光环,就好比就职于今天的苹果、微软,梅花人自然风光无限。
而于三羊所在的销售科,更是全厂最令人眼红的部门。当年,为了防止工人们相互串门,一车间的工作服是蓝色的梅花,二车间是红色的梅花,只有销售科没有限制,偌大的厂区任你游走。更重要的是,销售科是个和外界打交道的部门,而当时的梅花根本不愁销路,所谓的出差,也就是变相到外面玩玩。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梅花迎来企业史上最鼎盛的十年。职工达1500多人, 年产值保持在一个亿左右,仅福利分房厂里就分了三次,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单元房位于天津市最繁华的地带,周围住的全是市里的大领导。”
与之同时,媒体天天有报道,福利月月发不停,工人们隔三差五地领回毛巾、肥皂等劳保用品,用不完就往家里捎。而当时的厂长孙永华,也因为工作出色被上级部门树立为行业标兵,其个人档案还被放进天津市博物馆,以示表彰。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月,几乎每个梅花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意识:梅花不单是天津的梅花,更是全国人民的梅花,只要中国人还要穿运动服,那么,“国家是不会让它垮掉的。”
几招臭棋 霜打梅花
梅花俨然成了天津工业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然而但凡具备符号意义的国企,在那个时期往往会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履行它的社会职能——兼并当地亏损企业。可惜这种充满包办意味的“拉郎配”,几乎都以悲剧告终。
而梅花即将迎娶的新娘,是和它八竿子打不着的渔网厂。
1984年,天津市纺织局领导找到孙永华,“梅花的日子过好了,总得帮帮后面的兄弟吧?”老厂长心里不悦,但最终仍得服从组织决定。于是除了每年几百万的现金“输血”,很多梅花厂的业务骨干还被抽调到了渔网厂,为了表扬这群人的大局意识,梅花厂和渔网厂每年各发他们一份奖金。
孙永华本人同样身先士卒,他把办公桌搬到了渔网厂,一屁股坐在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大窟窿”上。而孙离开后,另一位梅花史上的重要人物李钜泽走上了前台。也恰是在李主政的七年里,梅花的江湖地位悄然变化,只不过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并非李个人能力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梅花在计划经济的护佑下一骑绝尘,国内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同样享受了这种护佑的上海三枪和青岛蓝天。然而,随着耐克、阿迪分别于1982年和1997年抢滩中国,“上青天”一统天下的局面骤然作古。一个足以反映攻守双方态势演变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1987年。
1987年的广州全运会,赛场周边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以及年轻模特身披的广告绶带,让中国体育服装产业第一次有了浓浓的市场味。梅花牌拿出100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运动队的参赛服,即便当时的梅花如日中天,却依旧吃力。而耐克不仅免费提供训练服,还一掷千金赞助运动队的训练、生活费用。这种豪气干云的赞助手段背后,耐克在中国影响力扶摇直上。
梅花的对手不仅仅是耐克,一些本土民企也开始群体性发力,晋江军团和广东军团破壳而出,为梅花的最终衰败埋下伏笔。一个值得玩味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刚刚从汉城奥运会上退役的李宁来到天津,提出让梅花厂为李宁牌代工。只不过,要想一个高高在上的国企为民企贴牌,在当年无异于天方夜谭,李宁败兴而归。
然而三年后,事情却有了惊人的续写。
梅花厂厂长李钜泽突然辞职,而他辞职后的下一站,正是远在广东的李宁运动服装公司总经理。至于李钜泽为何突然出走,今天的梅花针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光萤(时任技术科长)回忆说,“当时厂里效益下滑,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钜泽,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于是李愤而出走。”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而这种震荡,不单是因为少了一个厂长,更多还是对自己“国企信仰”的冲击。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八级钳工,省吃俭用多年终于成了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但“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起价便是十几万元。你说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曙光初显 再遭重击
李钜泽的接任者王群励,至今仍执掌着企业帅印。只是相比历任梅花厂长,今年已58岁的他身上更突出的特质,应该是悲情。
王群励上任伊始,梅花在同跨国企业与新型民企的搏杀中,已明显处于下风。无论是款式设计还是渠道建设,吃的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老本。为了将企业从亏损边缘拉回来,王群励顶住各方压力主持企业战略转型。
1994年,其宣布暂停生产梅花运动服,转而进军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的保暖内衣。这种名为费米利的保暖内衣一年后受到了市场认同,一年两季订货会生产量上去了,职工们的信心也恢复了。除此之外,梅花还准备与意大利人合作上马一个服装助剂项目,这种可以让涤纶产生羊毛质感的助剂,同样也被视为梅花打赢翻身仗的助推剂。
然而恰恰就在王式改革最为关键的时刻,梅花再度风云突变。
那是1996年的12月13日,即便事情已经过去13年,何光萤依旧对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上午10点左右,王总刚刚敲定派我去意大利学习半年,全力引进助剂技术。突然接到纺织局的电话,要求其召集全厂中干,下午有重要会议。”
下午两点,纺织局一干领导来到梅花,会上突然宣布调离王群励,梅花厂交由天津市东亚抵群毛纺厂托管。至于原因,只说是集团统一安排。这一招来得着实突然,连王群励本人都未反应过来。只是短暂的惊讶、不解甚至愤怒之后,坐在一旁的何光萤还是迅速完成了对这一变故的分析和判断:王群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的这种倔强性格显然得罪了一些人。
就这样,梅花厂走进了被老梅花人称之为外行领导内行的“托管时代”,也由此开启了由盛转衰的最大转折。
助剂项目紧急叫停,保暖内衣不温不火,厂里开始减员增效,职工大批下岗。发工资的时间变得很不固定,再后来,每当有发工资的消息传来,厂里都像过节一样,大家奔走相告,心里却分外酸楚!
更让一些老梅花人痛心的是,两年时间,他们从德国、日本引进的设备被卖了三分之二。“这些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进口的设备,当年就花了1000多万元,整个北方就只有梅花一家有。”除此之外,厂区北面三层楼将近上万平方米的仓库也基本被卖空了。“那时候发不出工资,工人开始闹,东亚于是把梅花运动服拿到厂门口堆着卖,五块钱一套。然后就用这个钱来发工资。”
1998年底,梅花已经奄奄一息。那些有门道的年轻人要么转行,要么被南方的民企高薪挖去,剩下没走的,多半是冲着国企的牌子想熬到退休了事。而东亚显然也被这副烂摊子消磨得筋疲力尽,最终选择了退出。
这个时候,王励群被纺织局调了回来。
在欢迎老厂长回来的大会上,职工们使劲的鼓掌,仿佛要用掌声将这两年所受的憋屈一扫而光。然而此时的梅花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即便王励群有三头六臂,也终究难以力挽狂澜?
更何况,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豪情壮志?一个企业又能有多少卷土重来的战机?梅花错过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它衰败了。
十年艰难 回天无力
2009年10月的一天,记者来到位于南泥湾路的梅花厂区,将近120亩的厂房依旧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模样。车间里挂着一幅白底红字的纸质标语,上面写着“把握形势,迎接市场挑战”,木壳的空调挂机无声地倾诉着过往的辉煌,而在车间外,一只小狗正在马路上肆意游荡。
120多亩的梅花厂此刻更像是一个袖珍的“工业园”,诸如“腾飞服装公司”、“仕嘉服装公司”等十多家不同名头的小公司散落其间。这些公司有的从外贸公司接单做代工,有的则给天津的各大中小学校做校服。这些公司的掌门人,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从2001年到今天,梅花厂以承包车间和出租厂房的方式艰难生存着。
何光萤告诉记者,如果当初不将车间承包出去,厂里很有可能支撑不到今天。当初面对这么一大厂要张嘴吃饭的职工,王群励首先要做的是维持稳定,如何让职工们利用厂里的资源找到市场干上活,是他最关心的事。
而在众多公司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梅花纺织科技有限公司。2000年,何光萤和李梦强,找来五六十名老职工在厂里的某个车间成立了梅花公司,这也是唯一被运动衣厂授权使用梅花品牌的公司。只是近十年来,梅花公司再没有机会使用“梅花”商标,它依靠给日本、意大利的服装公司做贴牌维持生存,2008年其销售收入为800万元。
然而,梅花公司未使用的商标,却正被深圳等地的服装企业悄然使用着。近年来互联网上涌起的国货怀旧潮,让梅花运动服重新在年轻人中走俏,他们视穿梅花为一种时尚并不留余力地宣扬这个老品牌的质量是如何之好。
只是年轻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今天能买到的梅花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梅花。
对于那些侵权使用梅花商标的企业,何光萤曾酝酿过一次打假,但被于三羊和李梦强拦住了。“第一是没钱,出去打假打官司至少得花十几万吧,再说人家仿冒你梅花至少还能让消费者想起这个品牌,从这角度上我们还得感谢人家!”
这真是一朵带刺的梅花。对于那些将一生都奉献给运动衣厂的老职工来说,他们此刻痛心的不单是收入,更多还有内心深处对于这个品牌的感情。那是一种穿越在青春得志与晚景凄凉间的真正失落。
现在,58岁的王励群每天都会来厂里看上一圈。而在王励群每天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烟囱,上面挂着大大的梅花商标。“这是当年天津最高的建筑,梅花商标是用霓虹灯做的,晚上人们一出火车站朝着这个烟囱的方向,就能找到梅花厂了。”
可叹的是,近五年来这个霓虹灯再也没有亮过,而烟囱也早已不再是天津的最高建筑了。
就在记者即将离开梅花的时候,于三羊从他的玻璃柜台里取出一件梅花运动衫,“这是这个款式的最后一件库存了,再也没有了……”
编 辑 叶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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