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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是权力和合法性的竞争，这是亨利·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的两个关键因素。但这本书未能描述国际体系本身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是75年前在雅尔塔建立的，它借鉴了早期的国际体系：首先是近代第一个国际体系——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后发展为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后者以失败收场。1942年1月1日，当时的四大盟国——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形成，现行国际体系由此建立。1945年2月，美英苏三大盟国在克里米亚举行首脑会议，会后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在当时主要国家的参与下，联合国也得以建立。无疑，虽然大西洋大国在建立战后国际体系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但该体系更是由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建立起来的。雅尔塔国际体系以主权国际主义为基础，在今天仍深深植根于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治理机构。
雅尔塔国际体系分三个层面。首先是规范层面，包括联合国、多边主义，以及致力于超越凡尔赛体系和国际联盟所确立的模糊自由国际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承诺。规范层面并不否定权力平衡或势力范围，但力求凌驾于它们之上。这一国际体系推动了非殖民化，为当今两百多个主权国家提供了框架。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对这一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突出了人权问题。塞缪尔·莫恩称之为“最后的乌托邦”，因为它优先考虑价值而非利益，优先考虑人权而非社会权利。这个国际体系的中间层植根于相互竞争的各种秩序，而底层则包括国际公民社会、全球跨国运动及商业公司。
基于上述认识，我的又一个观点是，当今世界存在四种全球化模式。它们都是“概念性”的，是基于国际政治应当如何进行的规范性设想，并不仅仅以大国的考量为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用“意识形态”一词来形容这些模式，但它们本质上无疑属于某种规范体系。所谓“大国冲突和对抗”，首先是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四种模式之间的对抗。
第一个模式是大西洋权力体系。1941年8月发布的《大西洋宪章》标志着大西洋权力体系的现代形态得到有效确立。斯蒂芬·韦特海姆的重要著作《明天，世界》则阐述了《大西洋宪章》所传达的权力与规范的结合是如何在1945年后演变为所谓“自由主义霸权”的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框架下，北约成立，冷战开启。然而冷战结束后，大西洋权力体系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规范性秩序俨然是统治权（权力）与霸权（思想和价值观）的结合，可它又声称自己具有普世性。这种规范与权力的扩张性组合最终引发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欧洲的第二次冷战也随之而来。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202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一系列行政令，包括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本版图/人民视觉
第二种世界秩序模式是基于大西洋权力体系出现之前的主权或保守国际主义思想，正是这种规范性秩序奠定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俄罗斯和中国就致力于捍卫主权国家的这种保守转型模式，绝不仅仅是以疏远美国及其扩张性普遍主义模式为前提，也不仅仅取决于两国对美国通过制裁、域外措施及其全球同盟体系推行新遏制战略作出何种回应，而是植根于双方对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
第三种世界秩序模式是重商民族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以特朗普为代表，一些欧洲国家也正在回归这种自相残杀的民族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抵制全球化，反对国际主义，至于真正的多边主义，更不消说了。重商民族主义常被误认为是大国政治的表现，但正如上文所言，主权国际主义结合了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与各种非霸权形式的国际主义。然而，由于重商民族主义在战争期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注入不断加剧的军国主义形式，凡尔赛体系最终不堪重负。
第四种模式是变革与转型。不结盟运动力求为非霸权政治寻找空间，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在这种模式下，和平运动兴起，活动人士致力于缓和核对抗风险。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下，环保运动人士大声疾呼，指出人类无法依靠旧有的结构和办法来解决当前挑战，呼吁变革与转型。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之各种人类活动，使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何等脆弱，新冠疫情也使得这些运动的呐喊更为有力。环保人士认为，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全球主义模式，它必须比前文所述的早期所有模式都更胜一筹。
以上就是目前在1945年建立的国际体系内展开较量的四种世界秩序模式。
我的第三个观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关于大西洋权力体系在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式。显然，拜登在其总统任内将致力于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带回特朗普上台之前的常态，这意味着回归自由主义霸权这一规范性秩序。从理性政治行为的角度来看，这预示着回归多边主义、维护同盟以及强化大西洋权力体系的价值。然而，通过对上述模式的阐述，我們已经意识到美国新一届政府所致力于回归的常态早已弥漫着冲突风险，充斥着各种内在矛盾。由于大西洋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宣扬的普遍主义四处挥舞着其规范性权力，其他世界秩序模式仅能获得非常狭小的权力空间。
至少目前看上去，特朗普式重商民族主义的终结是令人欣见的，但它现在更需要与其他世界秩序模式达成和解。上述四种模式并不具有排他性。拜登的环保和去碳化计划就借鉴了第四种模式，即转型模式。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我们正在逐渐回归“常态”。不过，人类仍面临着种种变革性挑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转变。也许，扩张性普遍主义将逐渐退潮，外交斡旋将会在主权国际主义框架内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再次启航。同时，这也表示各种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模式将会以更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式共存，但它们都会受制于在雅尔塔体系中制度化的国际法原则。世界在回归大国对抗的同时，也需要管控各个世界秩序模式之间的竞争。这不仅是对互相角力的各个规范性秩序模式的挑战，也是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挑战。
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是75年前在雅尔塔建立的，它借鉴了早期的国际体系：首先是近代第一个国际体系——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后发展为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后者以失败收场。1942年1月1日，当时的四大盟国——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形成，现行国际体系由此建立。1945年2月，美英苏三大盟国在克里米亚举行首脑会议，会后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在当时主要国家的参与下，联合国也得以建立。无疑，虽然大西洋大国在建立战后国际体系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但该体系更是由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建立起来的。雅尔塔国际体系以主权国际主义为基础，在今天仍深深植根于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治理机构。
雅尔塔国际体系分三个层面。首先是规范层面，包括联合国、多边主义，以及致力于超越凡尔赛体系和国际联盟所确立的模糊自由国际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承诺。规范层面并不否定权力平衡或势力范围，但力求凌驾于它们之上。这一国际体系推动了非殖民化，为当今两百多个主权国家提供了框架。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对这一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突出了人权问题。塞缪尔·莫恩称之为“最后的乌托邦”，因为它优先考虑价值而非利益，优先考虑人权而非社会权利。这个国际体系的中间层植根于相互竞争的各种秩序，而底层则包括国际公民社会、全球跨国运动及商业公司。
基于上述认识，我的又一个观点是，当今世界存在四种全球化模式。它们都是“概念性”的，是基于国际政治应当如何进行的规范性设想，并不仅仅以大国的考量为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用“意识形态”一词来形容这些模式，但它们本质上无疑属于某种规范体系。所谓“大国冲突和对抗”，首先是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四种模式之间的对抗。
第一个模式是大西洋权力体系。1941年8月发布的《大西洋宪章》标志着大西洋权力体系的现代形态得到有效确立。斯蒂芬·韦特海姆的重要著作《明天，世界》则阐述了《大西洋宪章》所传达的权力与规范的结合是如何在1945年后演变为所谓“自由主义霸权”的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框架下，北约成立，冷战开启。然而冷战结束后，大西洋权力体系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规范性秩序俨然是统治权（权力）与霸权（思想和价值观）的结合，可它又声称自己具有普世性。这种规范与权力的扩张性组合最终引发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欧洲的第二次冷战也随之而来。
我们已经意识到美国新一届政府所致力于回归的常态早已弥漫着冲突风险，充斥着各种内在矛盾。
第二种世界秩序模式是基于大西洋权力体系出现之前的主权或保守国际主义思想，正是这种规范性秩序奠定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俄罗斯和中国就致力于捍卫主权国家的这种保守转型模式，绝不仅仅是以疏远美国及其扩张性普遍主义模式为前提，也不仅仅取决于两国对美国通过制裁、域外措施及其全球同盟体系推行新遏制战略作出何种回应，而是植根于双方对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
第三种世界秩序模式是重商民族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以特朗普为代表，一些欧洲国家也正在回归这种自相残杀的民族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抵制全球化，反对国际主义，至于真正的多边主义，更不消说了。重商民族主义常被误认为是大国政治的表现，但正如上文所言，主权国际主义结合了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与各种非霸权形式的国际主义。然而，由于重商民族主义在战争期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注入不断加剧的军国主义形式，凡尔赛体系最终不堪重负。
第四种模式是变革与转型。不结盟运动力求为非霸权政治寻找空间，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在这种模式下，和平运动兴起，活动人士致力于缓和核对抗风险。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下，环保运动人士大声疾呼，指出人类无法依靠旧有的结构和办法来解决当前挑战，呼吁变革与转型。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之各种人类活动，使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何等脆弱，新冠疫情也使得这些运动的呐喊更为有力。环保人士认为，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全球主义模式，它必须比前文所述的早期所有模式都更胜一筹。
以上就是目前在1945年建立的国际体系内展开较量的四种世界秩序模式。
我的第三个观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关于大西洋权力体系在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式。显然，拜登在其总统任内将致力于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带回特朗普上台之前的常态，这意味着回归自由主义霸权这一规范性秩序。从理性政治行为的角度来看，这预示着回归多边主义、维护同盟以及强化大西洋权力体系的价值。然而，通过对上述模式的阐述，我們已经意识到美国新一届政府所致力于回归的常态早已弥漫着冲突风险，充斥着各种内在矛盾。由于大西洋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宣扬的普遍主义四处挥舞着其规范性权力，其他世界秩序模式仅能获得非常狭小的权力空间。
至少目前看上去，特朗普式重商民族主义的终结是令人欣见的，但它现在更需要与其他世界秩序模式达成和解。上述四种模式并不具有排他性。拜登的环保和去碳化计划就借鉴了第四种模式，即转型模式。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我们正在逐渐回归“常态”。不过，人类仍面临着种种变革性挑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转变。也许，扩张性普遍主义将逐渐退潮，外交斡旋将会在主权国际主义框架内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再次启航。同时，这也表示各种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模式将会以更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式共存，但它们都会受制于在雅尔塔体系中制度化的国际法原则。世界在回归大国对抗的同时，也需要管控各个世界秩序模式之间的竞争。这不仅是对互相角力的各个规范性秩序模式的挑战，也是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