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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通读了《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一书。经济学家们围绕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问题，发表的学术见解颇为精彩，读起来酣畅淋漓。如林毅夫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许小年探讨的中国城镇化、张维迎倡导的企业家精神、周其仁思考的土地转让与经营、谢平构想的互联网金融新模式等等，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切入点给中国经济新常态“把脉”，这对于我们清晰认识当前的国情、世情、民情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GDP增速超过8%，经济属于高速运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倾全民之力发展经济，使得经济增速长期在8%以上高位运行，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3次回落主要受到国际经济短期因素的影响，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而2012年、2013年增长速度为7.4%。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刚刚过去的2014年，增速未超过7.5%。而这一次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新常态”不可避免地成为抢先词汇。
有人担心，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会不会削弱综合国力？会不会影响社会发展速度？会不会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发展中的问题，还需通过发展自身来解决。新常态对于中国确实是一次“大考”，主要考验着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的智慧。目前，相对欧美工业经济的复苏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很多尚不可知的挑战。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持续不断地推进经济领域的各项综合改革，如果错失了改革的机遇，那么对于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会形成潜在的风险。
《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题为《破题中国经济新常态：三大改革最重要》的访谈文章中坦率地指出：2003年之后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正常的、非理性的。他何出此言？在他看来，因为当时由于受到国内的经济影响，接着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为了防止GDP增速的滑落，就采用了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这样造成了一段时间内GDP在9%、10%的增速上高位运行。而要进入到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宜太高，保持中速增长的速度较为理想，这也是目前所说的新常态。
笔者认为，创造一切条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高增速的质量不好，经济结构没有调整，不仅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产品的销路也越来越窄，而且可能错过了技术创新、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相比较而言，经济增长的质量的提升，更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征
很多人认为，经济新常态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其原因在于：我们不能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恰恰相反，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读了本书中经济学家李稻葵题为《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一文之后，笔者进行归纳，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将呈现三大特征。
首先是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毫无疑问，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但是这两个增长点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反复。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國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故宏观政策在新常态下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为新增长点寻找突破口，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会加强。
其次是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象的。一方面，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阶段。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在未来会稳步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逐渐实现自由迁徙。从目前国家级和区域性城市群的建设中可以研判，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束缚，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重新洗牌。
最后是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中国当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国民储蓄率高、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同时中国也将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要求。比如，目前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转化为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良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
经济新常态的市场要素
吴敬琏是中国当代具有原创思想的经济学家，一直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推手。对于经济新常态，他在本书中题为《经济改革新征程》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应该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而凭借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利益者，将来会成为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障碍。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其实就是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新常态的市场经济改革，其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五个要素值得重视。
首先是统一。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框框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本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运行，但是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市场。其次是开放。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然后是竞争。竞争是市场之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其四是有序。客观上看，过去的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各种权利的干预，缺乏相应的“游戏规则”。而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最后是市场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不对所有主体开放。目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所有经济活动，真正围绕市场经济进行真刀真枪的改革迫在眉睫。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GDP增速超过8%，经济属于高速运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倾全民之力发展经济，使得经济增速长期在8%以上高位运行，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3次回落主要受到国际经济短期因素的影响，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而2012年、2013年增长速度为7.4%。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刚刚过去的2014年，增速未超过7.5%。而这一次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新常态”不可避免地成为抢先词汇。
有人担心，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会不会削弱综合国力？会不会影响社会发展速度？会不会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发展中的问题，还需通过发展自身来解决。新常态对于中国确实是一次“大考”，主要考验着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的智慧。目前，相对欧美工业经济的复苏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很多尚不可知的挑战。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持续不断地推进经济领域的各项综合改革，如果错失了改革的机遇，那么对于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会形成潜在的风险。
《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题为《破题中国经济新常态：三大改革最重要》的访谈文章中坦率地指出：2003年之后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正常的、非理性的。他何出此言？在他看来，因为当时由于受到国内的经济影响，接着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为了防止GDP增速的滑落，就采用了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这样造成了一段时间内GDP在9%、10%的增速上高位运行。而要进入到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宜太高，保持中速增长的速度较为理想，这也是目前所说的新常态。
笔者认为，创造一切条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高增速的质量不好，经济结构没有调整，不仅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产品的销路也越来越窄，而且可能错过了技术创新、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相比较而言，经济增长的质量的提升，更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征
很多人认为，经济新常态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其原因在于：我们不能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恰恰相反，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读了本书中经济学家李稻葵题为《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一文之后，笔者进行归纳，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将呈现三大特征。
首先是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毫无疑问，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但是这两个增长点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反复。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國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故宏观政策在新常态下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为新增长点寻找突破口，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会加强。
其次是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象的。一方面，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阶段。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在未来会稳步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逐渐实现自由迁徙。从目前国家级和区域性城市群的建设中可以研判，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束缚，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重新洗牌。
最后是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中国当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国民储蓄率高、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同时中国也将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要求。比如，目前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转化为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良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
经济新常态的市场要素
吴敬琏是中国当代具有原创思想的经济学家，一直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推手。对于经济新常态，他在本书中题为《经济改革新征程》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应该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而凭借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利益者，将来会成为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障碍。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其实就是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新常态的市场经济改革，其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五个要素值得重视。
首先是统一。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框框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本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运行，但是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市场。其次是开放。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然后是竞争。竞争是市场之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其四是有序。客观上看，过去的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各种权利的干预，缺乏相应的“游戏规则”。而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最后是市场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不对所有主体开放。目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所有经济活动，真正围绕市场经济进行真刀真枪的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