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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被西方国家作为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一个新安全概念，并被当作一种新意识形态工具，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之中。因此，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一种局部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R•布朗明确提出国家“环境安全”的概念，认为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性。
考虑到我国草原面积很大，草原生态环境近几年退化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许多方面，且多居边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草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宗教问题联系密切，本文就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一
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涵，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我国草原地区大部分处于地缘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地缘关系的敏感部位，漫长的边境线许多处于草原地区。瑞典学者哲伦（R.Kjellen）1901年提出“地缘政治”（Geo-politick）概念，德国学者拉采尔（F.Ratzel）创建地缘政治学，于1896年发表《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次年又发表《政治地理学》，构筑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对研究处于边疆的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影响国家安全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充当一定守边任务的牧民减少了生存和立地的空间
我国草原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只能靠由边防军守口、武警守片、广大牧民守整个面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来保卫这里的边境安全。但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少雨,荒漠化程度高,可供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少，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许多地方牧民几近不能生存。例如在我国最西端的自治州———克孜勒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疆的西北部，是全国惟一一个以柯尔克孜族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克州北部和西部分别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边境线长达1170多公里，人均约3米，是全国人均国境线最长的自治州，这里有254个通往境外的山口，常年可以通往境外的有30个。全州边防部队只有12个连，边防派出所30个，在有些气候过于恶劣不能派驻哨所的地方，就靠当地牧民每年花几个月的时间长途跋涉到那里放牧来守护我国的领土。但生态问题困扰和影响着克州人民的固土守边，克州地处西昆仑与南天山交汇处，面积7.25万平方公里,90%以上为山地,海拔3000米以上。1998年一场洪水把阿克陶县的塔尔乡仅有的8000亩土地冲走了6000亩，造成30多人死亡，这次水患后，300多户牧民搬到山下，还有60%的群众仍在山上苦苦支撑，山下已没有容纳他们的平地，而且全部搬迁下来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全国目前因荒漠化每年吞噬12300名牧民和73800名半农半牧区居民的生计来源，这样的恶化势头继续下去，则不到10年将有100多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难民。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居延海干涸，迫使2.5万牧民背井离乡。在青海、宁夏、甘肃等省区也相继出现了由于生态破坏而被迫迁移人口的事件。
第二，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牧民的贫困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国家安全
我国草原牧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草原的主体，我国草原牧区约有31个少数民族，人口约2200万，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在草地退化严重的牧区，有国家级贫困县101个，占全国贫困县的17.1%，贫困人口1500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4左右，2000年，内蒙古牧区80.4万人处于贫困线上。2001年牧民人均收入为959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
第三，在牧区不同经济主体的矛盾在尖锐化时会影响国家安全
目前在我国牧区，以下几对利益主体的矛盾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存在着激化的可能性，几对矛盾都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关，值得决策者予以高度关注。
工业利益主体与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土著牧民的矛盾。按照法律程序和进行环境评估并进行合理对牧民补偿和对土地复垦的工业项目是合理的，目前的问题是部分官员与商人违纪违规搞工业开发。滥开矿比滥开垦对草原生态环境破坏力大，主要原因是私人成本远低于社会成本，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由土著牧民承担。这些占用均未给承包草场的牧户或村集体任何补偿，牧民告状频繁，干群关系紧张。农业利益主体与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土著的矛盾。在草原从事农垦与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两大利益主体的矛盾已历多年。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繁殖一定要扩大耕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农区和牧区既互相依存，需要互通有无，而又互相排斥，难于长期和平共存。这种关系在传统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以前，决定了过去我国边区农牧接触界线上长期发生的你去我来，我来你去的拉锯局面。”在草原使用权上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矛盾。表面上草场的使用权已明确给土著牧民，甚至所有权也为集体所有，按理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初始承包经营权。但牧民的草原产权被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诺门罕布日德苏木，给乡里的国家干部也划分了草场。土著牧民内部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尖锐。牧业大户凭其已有的实力(政治、经济、技术、人力、管理方面)，靠吃草资源的大锅饭、无偿占用牧业小户(少畜户或无畜户)的草场，而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从而使养畜大户与少畜户、无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此导致的恶果是，大户将自己承包的草场围住，保证小块草场生态环境受到保护，同时，将自己的家畜放到小户牧民牧场，造成超载过牧。小户牧民受到压迫，在小块草场放牧，也会造成过牧。与此相类似，拉美国家受压迫的小牧户在狭窄的土地上过牧导致草原退化严重。
上述矛盾种种对国家安全的破坏作用不可小视。目前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了世界性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高潮，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仍有市场。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别有用心地割裂草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联系，为“中国以长城为界”制造依据。
不能忘记前史之鉴，从历史的观点看，蒙古国独立的历史距离今天很短。在新疆，乌兹别克浩罕汗国自182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唆使、支持新疆伊斯兰权贵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等地搞分裂、叛乱活动。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一度建立浩罕殖民政权。
因此在牧区要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牧区社会，确保牧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
草原生态系统是跨越国界的，因此其退化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西方学者和某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和国际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构成了一种威胁，成为西方近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说。目前，美国、加拿大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环境状况及其对安全的影响进行了一些专门的案例研究。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所谓的新“中国威胁论”，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考虑通过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的确，我国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已经超出了边境线对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如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是导致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而沙漠化的后果就能危及周边国家。据2005年10月3日的《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一位负责控制沙漠化问题的高级官员说，中国和蒙古不断扩大的沙漠化正在对日本人的健康形成威胁，并且影响到日本的商业。联合国反沙漠化大会执行秘书哈马•阿尔巴•迪亚洛说，在过去20年里，由于过度砍伐森林和开垦农田，中国和蒙古每年遭受沙尘暴袭击的次数已经从1次增加到10次。迪亚洛说，强烈的沙尘暴将尘土刮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造成了日本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上升，并给日本经济造成损失，航空业的损失尤为严重。迪亚洛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在像北海道这样的一些地区，“由于沙尘的密度太大，导致一些航班被迫取消。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它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据《自然》杂志报道，一大团源自中国与蒙古沙漠地区的沙尘云已跨越太平洋，直冲加拿大西部。加拿大蒙特利尔气象中心的气象学家瑞恩•瑟夫拉斯基称，这团沙尘云的大小与移动速度都颇为壮观，它在卫星云图上每一记录点移动的速度约为1250英里。据推测，这一云团很可能起始于2001年4月初由中国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蒙古的戈壁滩里爆发的沙尘暴。
三
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安全有重要作用。水资源随着其日益
短缺是否安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今天中东阿以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宗教、文化、恐怖主义的因素相交织的结果，但长期以来，水资源问题才是阿以冲突的核心。有的评论家认为，“流经约旦河西岸石灰岩地下蓄水层和河流流域的水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决定着巴以和平进程中的政治斗争。”
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的水资源安全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我国重要河流的影响
我国地形的三个阶梯形成的西高东低，许多河流发源于高山冰川、高山草甸、草原，流经草原地区，进入平原汇入东海。我国的几条江河都是发源或流经草原地区，基本上由西向东走向。我国西部草地，尤其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草地起着“水塔”作用，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三江源和环青海湖地区出现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量增大的干旱化趋势，并造成冰川萎缩、湖泊水位下降、河流径流减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第二，对草原地区降雨量的影响
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使降雨量普遍减少，气候变干，灾害增多。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从东到西降雨量为500—300—150毫米，现在降到300—200—100毫米。由于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大中城市普遍下降2毫米左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1927年———1957年30年中有3次大旱灾，干旱周期为10年，1958年———1965年中有一次大旱灾，周期8年，1966年———1985年发生了4次旱灾，周期为5年，最近周期为3年。
第三，对草原湿地的影响
草原湿地是草原的独特生态系统，是最富有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带性气候条件下，具有调节当地气候、稳定降水、涵养水源、补充与释放地下水、保持水土、防止风沙、防止灾涝灾害等重要生态功能。由此，草原生态学家称草原湿地为“草原之肾”。目前越来越多的湖泊干涸，在50年代，面积大于15平方公里的湖泊，新疆有15个，现已完全干涸的有5个，面积正在缩小的有5个，使目前新疆湖泊水域面积相当于50年代的50%左右。许多滩地草原（蒙古语称之为柴达木）都被沙漠所掩埋，滩地草原比50年代减少了1/3多。
四
草原生态系统孕育着多种生物物种，而生物物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相关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这种安全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有环境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的“最终的安全”。其特殊的重要性体现在物种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重新恢复。
人类的未来与可供替代的基因物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环境经济学家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重要性在于它关系到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适当位置，地球除了人类以外，还维持着众多的生命形式。它关系到人类同围绕在人类四周，并最终支援人类的所有其他生命之间的联系。
草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基因库。据初步调查，我国北方草原上各种牧草约有4000多种，建群种为45个种，禾本科居首位，约33种，以针草属为主，南方草地上饲用植物达5000余种。世界上大部分栽培了的优良牧草，中国都有野生种，是世界上牧草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植物外，在蒙古高原，野生动物本是十分丰富的，仅在《蒙古秘史》这一部历史著作中，就能查到达52种之多，内蒙古共有野生植物2800余种，重点保护植物100余种，野生鱼类80余种，两栖爬行类20余种，鸟类370余种，兽类1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近百种。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退化，就会造成生物结构的单一化。随着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大量地下物种迅速消失。凡此种种，都在影响着国家安全，甚至是整个人
类的安全。
考虑到我国草原面积很大，草原生态环境近几年退化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许多方面，且多居边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草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宗教问题联系密切，本文就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一
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涵，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我国草原地区大部分处于地缘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地缘关系的敏感部位，漫长的边境线许多处于草原地区。瑞典学者哲伦（R.Kjellen）1901年提出“地缘政治”（Geo-politick）概念，德国学者拉采尔（F.Ratzel）创建地缘政治学，于1896年发表《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次年又发表《政治地理学》，构筑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对研究处于边疆的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影响国家安全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充当一定守边任务的牧民减少了生存和立地的空间
我国草原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只能靠由边防军守口、武警守片、广大牧民守整个面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来保卫这里的边境安全。但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少雨,荒漠化程度高,可供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少，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许多地方牧民几近不能生存。例如在我国最西端的自治州———克孜勒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疆的西北部，是全国惟一一个以柯尔克孜族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克州北部和西部分别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边境线长达1170多公里，人均约3米，是全国人均国境线最长的自治州，这里有254个通往境外的山口，常年可以通往境外的有30个。全州边防部队只有12个连，边防派出所30个，在有些气候过于恶劣不能派驻哨所的地方，就靠当地牧民每年花几个月的时间长途跋涉到那里放牧来守护我国的领土。但生态问题困扰和影响着克州人民的固土守边，克州地处西昆仑与南天山交汇处，面积7.25万平方公里,90%以上为山地,海拔3000米以上。1998年一场洪水把阿克陶县的塔尔乡仅有的8000亩土地冲走了6000亩，造成30多人死亡，这次水患后，300多户牧民搬到山下，还有60%的群众仍在山上苦苦支撑，山下已没有容纳他们的平地，而且全部搬迁下来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全国目前因荒漠化每年吞噬12300名牧民和73800名半农半牧区居民的生计来源，这样的恶化势头继续下去，则不到10年将有100多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难民。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居延海干涸，迫使2.5万牧民背井离乡。在青海、宁夏、甘肃等省区也相继出现了由于生态破坏而被迫迁移人口的事件。
第二，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牧民的贫困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国家安全
我国草原牧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草原的主体，我国草原牧区约有31个少数民族，人口约2200万，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在草地退化严重的牧区，有国家级贫困县101个，占全国贫困县的17.1%，贫困人口1500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4左右，2000年，内蒙古牧区80.4万人处于贫困线上。2001年牧民人均收入为959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
第三，在牧区不同经济主体的矛盾在尖锐化时会影响国家安全
目前在我国牧区，以下几对利益主体的矛盾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存在着激化的可能性，几对矛盾都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关，值得决策者予以高度关注。
工业利益主体与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土著牧民的矛盾。按照法律程序和进行环境评估并进行合理对牧民补偿和对土地复垦的工业项目是合理的，目前的问题是部分官员与商人违纪违规搞工业开发。滥开矿比滥开垦对草原生态环境破坏力大，主要原因是私人成本远低于社会成本，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由土著牧民承担。这些占用均未给承包草场的牧户或村集体任何补偿，牧民告状频繁，干群关系紧张。农业利益主体与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土著的矛盾。在草原从事农垦与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两大利益主体的矛盾已历多年。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繁殖一定要扩大耕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农区和牧区既互相依存，需要互通有无，而又互相排斥，难于长期和平共存。这种关系在传统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以前，决定了过去我国边区农牧接触界线上长期发生的你去我来，我来你去的拉锯局面。”在草原使用权上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矛盾。表面上草场的使用权已明确给土著牧民，甚至所有权也为集体所有，按理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初始承包经营权。但牧民的草原产权被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诺门罕布日德苏木，给乡里的国家干部也划分了草场。土著牧民内部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尖锐。牧业大户凭其已有的实力(政治、经济、技术、人力、管理方面)，靠吃草资源的大锅饭、无偿占用牧业小户(少畜户或无畜户)的草场，而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从而使养畜大户与少畜户、无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此导致的恶果是，大户将自己承包的草场围住，保证小块草场生态环境受到保护，同时，将自己的家畜放到小户牧民牧场，造成超载过牧。小户牧民受到压迫，在小块草场放牧，也会造成过牧。与此相类似，拉美国家受压迫的小牧户在狭窄的土地上过牧导致草原退化严重。
上述矛盾种种对国家安全的破坏作用不可小视。目前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了世界性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高潮，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仍有市场。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别有用心地割裂草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联系，为“中国以长城为界”制造依据。
不能忘记前史之鉴，从历史的观点看，蒙古国独立的历史距离今天很短。在新疆，乌兹别克浩罕汗国自182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唆使、支持新疆伊斯兰权贵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等地搞分裂、叛乱活动。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一度建立浩罕殖民政权。
因此在牧区要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牧区社会，确保牧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
草原生态系统是跨越国界的，因此其退化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西方学者和某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和国际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构成了一种威胁，成为西方近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说。目前，美国、加拿大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环境状况及其对安全的影响进行了一些专门的案例研究。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所谓的新“中国威胁论”，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考虑通过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的确，我国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已经超出了边境线对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如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是导致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而沙漠化的后果就能危及周边国家。据2005年10月3日的《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一位负责控制沙漠化问题的高级官员说，中国和蒙古不断扩大的沙漠化正在对日本人的健康形成威胁，并且影响到日本的商业。联合国反沙漠化大会执行秘书哈马•阿尔巴•迪亚洛说，在过去20年里，由于过度砍伐森林和开垦农田，中国和蒙古每年遭受沙尘暴袭击的次数已经从1次增加到10次。迪亚洛说，强烈的沙尘暴将尘土刮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造成了日本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上升，并给日本经济造成损失，航空业的损失尤为严重。迪亚洛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在像北海道这样的一些地区，“由于沙尘的密度太大，导致一些航班被迫取消。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它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据《自然》杂志报道，一大团源自中国与蒙古沙漠地区的沙尘云已跨越太平洋，直冲加拿大西部。加拿大蒙特利尔气象中心的气象学家瑞恩•瑟夫拉斯基称，这团沙尘云的大小与移动速度都颇为壮观，它在卫星云图上每一记录点移动的速度约为1250英里。据推测，这一云团很可能起始于2001年4月初由中国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蒙古的戈壁滩里爆发的沙尘暴。
三
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安全有重要作用。水资源随着其日益
短缺是否安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今天中东阿以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宗教、文化、恐怖主义的因素相交织的结果，但长期以来，水资源问题才是阿以冲突的核心。有的评论家认为，“流经约旦河西岸石灰岩地下蓄水层和河流流域的水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决定着巴以和平进程中的政治斗争。”
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的水资源安全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我国重要河流的影响
我国地形的三个阶梯形成的西高东低，许多河流发源于高山冰川、高山草甸、草原，流经草原地区，进入平原汇入东海。我国的几条江河都是发源或流经草原地区，基本上由西向东走向。我国西部草地，尤其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草地起着“水塔”作用，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三江源和环青海湖地区出现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量增大的干旱化趋势，并造成冰川萎缩、湖泊水位下降、河流径流减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第二，对草原地区降雨量的影响
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使降雨量普遍减少，气候变干，灾害增多。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从东到西降雨量为500—300—150毫米，现在降到300—200—100毫米。由于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大中城市普遍下降2毫米左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1927年———1957年30年中有3次大旱灾，干旱周期为10年，1958年———1965年中有一次大旱灾，周期8年，1966年———1985年发生了4次旱灾，周期为5年，最近周期为3年。
第三，对草原湿地的影响
草原湿地是草原的独特生态系统，是最富有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带性气候条件下，具有调节当地气候、稳定降水、涵养水源、补充与释放地下水、保持水土、防止风沙、防止灾涝灾害等重要生态功能。由此，草原生态学家称草原湿地为“草原之肾”。目前越来越多的湖泊干涸，在50年代，面积大于15平方公里的湖泊，新疆有15个，现已完全干涸的有5个，面积正在缩小的有5个，使目前新疆湖泊水域面积相当于50年代的50%左右。许多滩地草原（蒙古语称之为柴达木）都被沙漠所掩埋，滩地草原比50年代减少了1/3多。
四
草原生态系统孕育着多种生物物种，而生物物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相关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这种安全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有环境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的“最终的安全”。其特殊的重要性体现在物种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重新恢复。
人类的未来与可供替代的基因物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环境经济学家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重要性在于它关系到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适当位置，地球除了人类以外，还维持着众多的生命形式。它关系到人类同围绕在人类四周，并最终支援人类的所有其他生命之间的联系。
草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基因库。据初步调查，我国北方草原上各种牧草约有4000多种，建群种为45个种，禾本科居首位，约33种，以针草属为主，南方草地上饲用植物达5000余种。世界上大部分栽培了的优良牧草，中国都有野生种，是世界上牧草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植物外，在蒙古高原，野生动物本是十分丰富的，仅在《蒙古秘史》这一部历史著作中，就能查到达52种之多，内蒙古共有野生植物2800余种，重点保护植物100余种，野生鱼类80余种，两栖爬行类20余种，鸟类370余种，兽类1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近百种。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退化，就会造成生物结构的单一化。随着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大量地下物种迅速消失。凡此种种，都在影响着国家安全，甚至是整个人
类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