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群大学教授，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对新闻界的业主的良知、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对于形成公众舆论的普遍益处进行了讨论。他们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报告对新闻提出了五大功能性描述：第一，一种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实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一种供社会各群体相互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第四，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第五，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2018年，在互联网时代软件硬件全面革新的夹攻之下，新闻遇上技术。由此，无数人唱衰传统媒体；部分人高谈阔论，喊出“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等等灿烂耀眼的词汇；还有一部分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变换视角，不再谈新闻遇上技术，而是让技术遇上新闻，点击量、APP装机量成为了这些人的唯一追求。而诸如《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此类新闻界堪称经典的文件准则，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纸空文。
　　部分媒体遵从技术理性，紧跟现代化社会暗含的碎片化、多样性、原子化发展需求，以满足人们的视听欲望、追求流量点击量为最终目标。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现象是大势所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无可厚非，但当这样的媒体运行准则触犯到现已形成的媒体底线，亦即媒介伦理之时，我们是否还可以听之任之呢？
　　他搶救 你直播
　　2018年8月3日晚，苏州一少年因服用剧毒农药“百草枯”被送入苏州市立医院抢救。8月4日下午，因抢救后情况仍不乐观，少年被转送至山东齐鲁医院治疗。他姓孟，今年17岁，巧合的是，早在8年之前，这位孟姓男孩就已红遍苏州城。
　　2010年，一位苏州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了几张图片，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在菜市场杀鱼，手法娴熟，眼神犀利，一下爆红网络并因此得名“杀鱼弟”。“杀鱼弟”即是喝下“百草枯”的孟姓少年。随着事件被苏州当地各大媒体报道及挖掘，“杀鱼弟”服毒企图自杀的新闻迅速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关于“杀鱼弟”的抢救情况，媒体也多加报道，这些都在情理之中。
　　事发几日后，关于“杀鱼弟”服毒的报道在苏州媒体上已鲜有出现，唯独苏州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手机APP《看苏州》对此事件仍然保持高度关注，而且其关注的模式与呈现技巧，已经全然超越了事件本身，且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
　　《看苏州》作为一个新闻APP，在其客户端内有一个直播频道，其模式类似于网络直播平台，根据不同的主题开设各类直播间。在“杀鱼弟”服毒事件发生的十多天中，《看苏州》“机敏”地发现了这个选题，推出了一个名为《喝下“百草枯”的第X天，“杀鱼弟”能否挺过这道坎儿？》的直播间，并且作为这十来天的热点放置于APP打开的欢迎页面。再看《看苏州》APP内该直播间的页面标题，可谓让人大跌眼镜。《“杀鱼弟”病情出现新进展！“百草枯”出现控制迹象，但医生说……》，联想一下朋友圈盛行的诸如《秘书怀孕了，老板却说……》之类快餐文的标题，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杀鱼弟”服毒事件本身，暗含着一条年轻的生命。
　　在此，我们不得不说传播伦理这一概念。传播伦理是系统研究“道德善”的大众传媒“应当如何”履行其职责，大众传媒是否符合它的“应当”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的学科。推及到新闻实务方面，传播伦理是大众媒体从事新闻传播工作中，最基本也是必须遵守的底线。新闻传播伦理原则的第一条即是：生命至上原则。
　　从《看苏州》APP对“杀鱼弟”服毒事件的报道方式、图片引导、标题特征等方面分析，很明显吸引流量与点击量的现实目的早已超越了生命至上这一准则，“杀鱼弟”的生命以及家人的痛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成为了该APP吸引流量的强大磁石。
　　台湾某大学在读传播学博士李斯特表示：“我做一个类比，他们这样一个事件报道方式，就类似于用明星见面会的逻辑去医院里看有生命危险的重病病人，我甚至于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专业媒体所生产的内容。我也看了一部分他们的直播，印象很深的是主持人开场介绍今天要去探望‘杀鱼弟’时，居然带着某种愉悦或者说兴奋，令人咋舌。”
　　“大概直播十来天后，苏州广电内部发了通知，那个直播专题就被撤下来了，可能他们也意识到问题了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苏州广电总台内部人员置评道，“这种吃人血馒头的事件说实话我见得太多了。我举一个例子，之前有过一条有关杀人事件的微信点击量很高，领导第一反应是很高兴很兴奋。但你说我们做新闻的，目睹种种惨状之后，难道真的该为这种惨案换来的点击量高兴吗？”
　　伦理缺位 已非一日
　　在西方国家，新闻专业主义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责任理论”，主要指自律。这种职业群体内的自我规范和相互监督，与中国在用到“社会责任”一词时，通常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式的对外承担社会义务，是很不同的。
　　笼统来讲，传播伦理原则包含下列五个原则：真实性原则、生命至上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善意原则、良知原则。不难看出，除了真实性原则比较容易作出评判之外，另外四项原则并没有办法精准衡量媒体是否很好地遵从。
　　在“杀鱼弟”服毒事件的直播报道中，其归根结底的症结在于受众本位的媒介异化。换句话说，大众传媒在面对受众时，过度迎合受众或社会业已形成的信息接收喜好，比如采用直播的报道形式、悬念性标题等方式来传播信息。在迎合的过程中媒介伦理被忽略甚至无视，此种情况也可理解为社会与科技对媒介的反制。
　　时间反推到2012年，当时中国新闻界传统媒体还处于权威的地位，互联网信息并未如现今一样吞噬大多数人的生活。
　　2012年9月，当时苏州的地标建筑东方之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之中，因其富有特点的外形，网友纷纷调侃其为“低腰秋裤”。也许是被这稍显贬义的外号刺痛了某根神经，作为苏州当地媒体的《苏州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没文化就看不懂“东方之门”》的文章。不料，该文引来网友新一轮吐槽，文章被认为是“容不下不同意见”，“为什么凯旋门就没人看成秋裤？这砖家解释得真有文化”。对此，东方之门方面在官微上回应：“不认同《苏州日报》的观点，网友的吐槽，是善意的，中性的，具有娱乐性的，我们非常欢迎。” 　　苏州本地媒体作为自己城市的某种发声代表，在地标建筑遭受非议之时，出于维护本市地标建筑的形象而发文辩护，也在常理之中。只是光看《没文化就看不懂“东方之门”》这个标题，就足够给读者造成不适了。除彰显其难容清议的小家子气之外，媒体本身还以精英自居，为民众扣上了“没文化”的帽子，这种不恰当的傲慢理所当然地犯了众怒。此篇评论是站在了媒体本位的角度，暗示着传统媒体代表有某种教化能力的权威，可以对读者进行指导与要求。显而易见，这违背媒介伦理中的善意原则，并未把读者放在与报纸本身平等的地位来看待。
　　综合来看，《苏州日报》未能把读者平等看待的思维逻辑与《看苏州》APP不够尊重生命的报道方式，其实都是违背媒介伦理的某种现实表现，只是其违背伦理的出发点已暗中改变，从媒介本位转移至受众本位。進一步分析，如果说受众本位的状态之下违背伦理实属为了生存与效益，不得不迎合时代的信息接收需求；那么媒介本位状态之下，违背媒介伦理的行为则显得有些夜郎自大，自命不凡了。
　　传统媒体人常常会呼喊，现代化、自媒体消解了新闻的严肃性，让社会逐步走入娱乐至死的状态，但纵观历史，记者不禁发问：我们有足够的资格来谈媒体的严肃性吗？
　　此间暗 当远矣
　　从上海某大学新闻系毕业两年的林波目前在江苏某城市的一家传统媒体的网络项目部工作，从事的岗位为网站内容编辑，工作内容简单来讲，就是挑选一些各大媒体刊发的，可能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搬运到自己所在媒体的网站以及手机客户端上。
　　林波告诉记者：“我毕业就在这里工作，因为也算新闻对口嘛，就一直做着。但说实话，这样的工作和我读大学时想象的新闻工作差很多。读大学的时候我喜欢看《南方周末》，他们的报道很有意思，很有深度，也有思想。但是现在你看看我做的东西，都是阅后即焚的信息，说白了没有一点营养。我们这个网站说出去在南京还挺有知名度的，但是你知道么，我们一共才4个编辑。一个传统媒体的网络内容都是我们在弄，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要倒班，早上6点到晚上9点保证一直有人在更新内容，每两周还有一天要值班13个小时，补贴一百来块钱。收入低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目前也没有什么其他出路。”
　　“报道贫穷、廉价的感动、只追求点击量、什么内容都能上等等，这种事情真的是不想说，不能说，也说不完！我们读书的时候，新闻被描述成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但我接触到的现实呢？我有几次报了几个自己想花时间做的选题，领导都觉得没有操作性。什么叫没有操作性？就是耽误事，成本高。在这里没人和你谈质量，更没人和你谈深度，大家只有点击量这一件事，毕竟这是绩效的考核标准。” 相比收入，媒体行业存在的种种乱象，更让林波失望，“我马上要结婚了，忙完结婚的事情我就准备换工作了，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不想在媒体这个领域待着了，换换环境吧，自己也舒心一点。”
　　现代化正在消解新闻的社会作用，人人都可以对外发声的时代，发声的成本下降，发声的质量还是否需要坚守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迷思。要知道，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及媒介伦理已经式微，左派学者则对“客观性”等专业主义理念提出了批评。那么，专业主义以及媒介伦理在中国是否也过时了呢？又或者从未真正确立呢？
　　在现实经济压力和传媒大环境的鞭策之下，仍怀有种种想法且愿意坚守自我的媒体人也许最终会选择离场，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个“盛况”：劣币驱逐良币，留下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