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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西方，有些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认为，60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已经嬗变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口号，而且开始挑战一些最基本的社会传统观念和制度。但是，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和理解女权主义，妇女的权益和男女平等的要求并不会失去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问题要比女权主义问题宏大很多。也基于此，我们需要重视埃利诺·弗莱克斯纳（1908-1995年）的里程碑式著作《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第一版在1959年出版）。
这部著作不仅被看作研究19世纪美国女权问题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埃利诺关于妇女权益的看法有时候还被认为具有“红色女权主义”的属性，因为她生前加入过美国共产党（1936年），而且她在写作中透露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她写作和出版这部著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她已退出政治活动。内汀教授（F. Ellen Netting）在2010年的纪念文章里面谈到，埃利诺学术著述背后的激进政治立场，是在她去世之后通过她留下的档案文件才得到确认的。了解到了这个背景，我们才会更好理解内汀引用埃利诺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人，妇性和男性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
埃利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使得她敏感地意识到，争取妇女权益的问题其实是人类解放问题，因此和摆脱阶级剥削分不开，也和抗争种族歧视分不开。这种社会经济分析的观念使得埃利诺对女权的态度，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在她看来，对性别问题的讨论和重视不可能游离在宏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外，妇女的解放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整体的改良进程。
从女权斗士到左派学者
中信出版集团在2020年7月出版的汉译本是这部著作1996年的增订本。埃伦·菲茨帕特里克教授为这个版本撰写了长篇前言和后记，提到了之前的研究者不清楚或者不愿意写出的埃利诺生平细节，包括与她的思想和写作有关的政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她与左派的密切关系、组织劳工运动的经验以及她所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对《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写作和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
埃利诺自己也说，她是在受到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和克劳迪娅·琼斯的鼓舞之后，才想到要研究女权运动的。琼斯本人就是黑人，负责党内的妇女工作，也引导埃利诺去关心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问题。埃利诺最终将自己研究和写作的重点，放在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上，所以她笔下的故事结束于1920年8月26日，也就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最终在国会通过的日子。这项法案让当时2600万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不过，在《一个世纪的抗争》这部著作里面，由于冷战和麦卡锡主义造成的压抑氛围，埃利诺并没有直接说明她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真相直到2001年韦甘德教授（Kate Weigand）的《红色女权主义》一书的出版才揭示出来。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回到埃利诺出版她的代表作的1959年，韦甘德这部书的内容和标题，是很难被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接受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埃利诺在书中讲述的黑人妇女和劳动妇女的故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琼斯关于“非洲裔美国妇女万万不可被忽略”大声疾呼，弗林将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结合为一体的革命立场，其实又被埃利诺用委婉的学术语气温和地吐露出来，赢得了无数人的认同，让女权运动的前辈与后来的接班人握手，促成了女权运动新的高潮。
在此之后，埃利诺一度发出的激进呼喊，逐渐被冷静的学术研究所替代。她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共产党人在麦卡锡主义之下的困难处境造成的，当然也与她个人生活的变化和选择有关。她清楚地了解弗林、琼斯和她自己在40和50年代为女权运动作出的贡献，但是她同时痛苦地意识到，在敌视社会主义的氛围中，她们这种“传统的和左派的女权主义”很难在美国社会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也很难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非常有趣的是，在埃利诺转向女权运动的历史学术研究之后，尽管她刻意回避过去的激进态度，但在《一个世纪的抗争》这部著作里面，她仍然让自己的激进思想以学术讨论和历史叙述的形式发出了稳健和有力度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最起码在美国社会的语境当中，埃利诺选择放弃口号的呼喊和激进直白的政治鼓动，反而使得铭刻在她内心深处的思想观点以强大又不可见的影响传播开来。
女权运动背后的解放问题
如果说《一个世纪的抗争》仅仅讲述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故事，那么我们就大大低估了这本著作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埃利诺在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妇女权利问题，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问题。
琼斯作为美共妇女运动的负责人曾经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里面强调，争取民众解放的斗争不可能忽视对黑人妇女的关怀，因为她们所遭受的壓迫是三重的，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剥削。由于来自琼斯的启发，与她有过深入交往的埃利诺也深刻认识到，黑人妇女在女权运动以及整个民权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她们需要获得解放，同时她们也构成运动本身关键和强大的力量。埃利诺直到1953年还以化名在美共刊物上发表文章，为黑人妇女地位的改善鼓动呐喊。
在描写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退出激进政治的埃利诺并没有忘却她青年时代的信念。在字里行间，《一个世纪的抗争》仍然没有丢弃人民团结和人民解放的主题。在埃利诺的笔下，女工争取同工同酬和缩短工作时间的不懈努力，永远与她们加入美国主流工人运动的愿望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这种团结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劳动条件的极度恶劣，以及女权运动的艰难而变得非常紧迫。
在第18章，埃利诺不仅提到，在1911年3月25日纽约曼哈顿血汗服装工厂里面，有140多名女工在失火的车间丧生。她还心酸地写道，负责的公司人员被无罪释放，他们得到的“罚款数目仅为25美元”。当时美国男性工人的状况也同样糟糕，仅仅在1909年11月13日，就有259位煤矿工人在一系列事故当中失去生命，而在之前5年里有将近3000名工人死于矿难。埃利诺特意提到，在19世纪60年代，一些贫苦的女洗衣工不仅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益，还曾经为支持钢铁工人的罢工提供了1000美元的巨款。 从社会的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女权运动的研究取向，与埃利诺以隐晦方式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密切关联。
菲茨帕特里克教授认为，埃利诺“没有也不能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从塑造女权运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抽离，否则她所坚信的决定历史轨迹的一切都将遭到否定”。这种宽阔的视野与其说是出自埃利诺历史研究的专业眼光，不如说是出自她的政治立场——她眼里的妇女运动是与反对黑奴制度、改善黑人男女境遇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以及改变他们恶劣劳动条件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女工斗争的失利或者胜利往往是整个工人运动状况的一个侧面。
一部妇女史的开山之作
当我们一直在关注埃利诺的《一个世纪的抗争》记录社会正义的政治鼓动，就很容易忽视这本著作的学术开拓意义。
20世纪60年代兴起、并在今天成为美国文化主导色彩之一的女权主义有其历史发源。埃利诺的研究追溯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到1800年之前，精细讲述了19世纪的美国妇女史。在学术上，妇女研究早已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而埃利诺的这本书是妇女史和妇女研究的开创之作和奠基之作。
与此同时，在埃利诺含蓄的笔触下，激烈的可能惹恼主流社会头面人物的观点和内容依然确凿无疑地存在。阿瑟·施莱辛格这位重视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哈佛教授建议她删除描写黑人妇女的章节。不过他称赞埃利诺研究和写作的客观态度，与其他教授一起推荐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世纪的抗争》。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埃利诺这部妇女史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冲击力，得益于作者写作时候始终留心几个要素：文献的完备、细节的精准和故事讲述的精彩生动。
在第二章谈论妇女教育问题的时候，她曾经讲过克兰德尔小姐的事迹。在19世纪30年代，这位贵格派信徒试图在康涅狄格州为黑人女孩创办学校，并因此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保守人士。反对这一进步事业的举动，包括“扔石子，还有人把粪便扔到墙上，当地的店主拒绝向她们出售食物，医生也拒绝给她们看病”。最后，“有蒙面人带着锤子冲进学校，把一楼教室的墙都砸毁”。埃利诺指出，这位克兰德尔小姐并不仅仅反对黑奴制度，她也是女权运动的一分子，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问题是，正如菲茨帕特里克为埃利诺前述书所写的后记所谈到的，后起的和新一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能够认同弗林、琼斯和埃利诺所代表的激进传统吗？
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以及她们中间的学者，当然有自己特定的关注点，譬如她们更多地对女性个体进行观察和研究，但是她们很难否定和忽略埃利诺的一个基本贡献：女权运动是一个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研究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女权问题的研究不应该脱离社会经济分析，不应该忽略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脱离这样的认识，无论是对女权问题的学术研究，还是对改善妇女权益的实践，都会是不利的。
在这个问题上，韦甘德的看法是对埃利诺等人以及她们的著述更为恰当的评价。她的看法是，美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其实也处在青年埃利诺这些共产党人的重大影响之下，延续了那一种在清醒的政治和社会觉悟引导下的激进传统，即便她们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传承。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潮在年轻人和底层民众中开始流行。在这种背景下，女权运动是否会继承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传统，我们很有必要细致观察美国社会的新动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个世纪的抗争：
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
作者：[美] 埃莉諾·弗莱克斯纳
[美] 艾伦·菲茨帕特里克
译者：陈洁瑜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这部著作不仅被看作研究19世纪美国女权问题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埃利诺关于妇女权益的看法有时候还被认为具有“红色女权主义”的属性，因为她生前加入过美国共产党（1936年），而且她在写作中透露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她写作和出版这部著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她已退出政治活动。内汀教授（F. Ellen Netting）在2010年的纪念文章里面谈到，埃利诺学术著述背后的激进政治立场，是在她去世之后通过她留下的档案文件才得到确认的。了解到了这个背景，我们才会更好理解内汀引用埃利诺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人，妇性和男性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
埃利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使得她敏感地意识到，争取妇女权益的问题其实是人类解放问题，因此和摆脱阶级剥削分不开，也和抗争种族歧视分不开。这种社会经济分析的观念使得埃利诺对女权的态度，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在她看来，对性别问题的讨论和重视不可能游离在宏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外，妇女的解放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整体的改良进程。
从女权斗士到左派学者
中信出版集团在2020年7月出版的汉译本是这部著作1996年的增订本。埃伦·菲茨帕特里克教授为这个版本撰写了长篇前言和后记，提到了之前的研究者不清楚或者不愿意写出的埃利诺生平细节，包括与她的思想和写作有关的政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她与左派的密切关系、组织劳工运动的经验以及她所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对《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写作和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
埃利诺自己也说，她是在受到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和克劳迪娅·琼斯的鼓舞之后，才想到要研究女权运动的。琼斯本人就是黑人，负责党内的妇女工作，也引导埃利诺去关心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问题。埃利诺最终将自己研究和写作的重点，放在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上，所以她笔下的故事结束于1920年8月26日，也就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最终在国会通过的日子。这项法案让当时2600万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不过，在《一个世纪的抗争》这部著作里面，由于冷战和麦卡锡主义造成的压抑氛围，埃利诺并没有直接说明她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真相直到2001年韦甘德教授（Kate Weigand）的《红色女权主义》一书的出版才揭示出来。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回到埃利诺出版她的代表作的1959年，韦甘德这部书的内容和标题，是很难被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接受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埃利诺在书中讲述的黑人妇女和劳动妇女的故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琼斯关于“非洲裔美国妇女万万不可被忽略”大声疾呼，弗林将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结合为一体的革命立场，其实又被埃利诺用委婉的学术语气温和地吐露出来，赢得了无数人的认同，让女权运动的前辈与后来的接班人握手，促成了女权运动新的高潮。
在此之后，埃利诺一度发出的激进呼喊，逐渐被冷静的学术研究所替代。她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共产党人在麦卡锡主义之下的困难处境造成的，当然也与她个人生活的变化和选择有关。她清楚地了解弗林、琼斯和她自己在40和50年代为女权运动作出的贡献，但是她同时痛苦地意识到，在敌视社会主义的氛围中，她们这种“传统的和左派的女权主义”很难在美国社会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也很难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非常有趣的是，在埃利诺转向女权运动的历史学术研究之后，尽管她刻意回避过去的激进态度，但在《一个世纪的抗争》这部著作里面，她仍然让自己的激进思想以学术讨论和历史叙述的形式发出了稳健和有力度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最起码在美国社会的语境当中，埃利诺选择放弃口号的呼喊和激进直白的政治鼓动，反而使得铭刻在她内心深处的思想观点以强大又不可见的影响传播开来。
女权运动背后的解放问题
如果说《一个世纪的抗争》仅仅讲述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故事，那么我们就大大低估了这本著作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埃利诺在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妇女权利问题，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问题。
琼斯作为美共妇女运动的负责人曾经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里面强调，争取民众解放的斗争不可能忽视对黑人妇女的关怀，因为她们所遭受的壓迫是三重的，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剥削。由于来自琼斯的启发，与她有过深入交往的埃利诺也深刻认识到，黑人妇女在女权运动以及整个民权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她们需要获得解放，同时她们也构成运动本身关键和强大的力量。埃利诺直到1953年还以化名在美共刊物上发表文章，为黑人妇女地位的改善鼓动呐喊。
在描写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退出激进政治的埃利诺并没有忘却她青年时代的信念。在字里行间，《一个世纪的抗争》仍然没有丢弃人民团结和人民解放的主题。在埃利诺的笔下，女工争取同工同酬和缩短工作时间的不懈努力，永远与她们加入美国主流工人运动的愿望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这种团结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劳动条件的极度恶劣，以及女权运动的艰难而变得非常紧迫。
在第18章，埃利诺不仅提到，在1911年3月25日纽约曼哈顿血汗服装工厂里面，有140多名女工在失火的车间丧生。她还心酸地写道，负责的公司人员被无罪释放，他们得到的“罚款数目仅为25美元”。当时美国男性工人的状况也同样糟糕，仅仅在1909年11月13日，就有259位煤矿工人在一系列事故当中失去生命，而在之前5年里有将近3000名工人死于矿难。埃利诺特意提到，在19世纪60年代，一些贫苦的女洗衣工不仅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益，还曾经为支持钢铁工人的罢工提供了1000美元的巨款。 从社会的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女权运动的研究取向，与埃利诺以隐晦方式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密切关联。
菲茨帕特里克教授认为，埃利诺“没有也不能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从塑造女权运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抽离，否则她所坚信的决定历史轨迹的一切都将遭到否定”。这种宽阔的视野与其说是出自埃利诺历史研究的专业眼光，不如说是出自她的政治立场——她眼里的妇女运动是与反对黑奴制度、改善黑人男女境遇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以及改变他们恶劣劳动条件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女工斗争的失利或者胜利往往是整个工人运动状况的一个侧面。
一部妇女史的开山之作
当我们一直在关注埃利诺的《一个世纪的抗争》记录社会正义的政治鼓动，就很容易忽视这本著作的学术开拓意义。
20世纪60年代兴起、并在今天成为美国文化主导色彩之一的女权主义有其历史发源。埃利诺的研究追溯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到1800年之前，精细讲述了19世纪的美国妇女史。在学术上，妇女研究早已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而埃利诺的这本书是妇女史和妇女研究的开创之作和奠基之作。
与此同时，在埃利诺含蓄的笔触下，激烈的可能惹恼主流社会头面人物的观点和内容依然确凿无疑地存在。阿瑟·施莱辛格这位重视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哈佛教授建议她删除描写黑人妇女的章节。不过他称赞埃利诺研究和写作的客观态度，与其他教授一起推荐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世纪的抗争》。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埃利诺这部妇女史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冲击力，得益于作者写作时候始终留心几个要素：文献的完备、细节的精准和故事讲述的精彩生动。
在第二章谈论妇女教育问题的时候，她曾经讲过克兰德尔小姐的事迹。在19世纪30年代，这位贵格派信徒试图在康涅狄格州为黑人女孩创办学校，并因此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保守人士。反对这一进步事业的举动，包括“扔石子，还有人把粪便扔到墙上，当地的店主拒绝向她们出售食物，医生也拒绝给她们看病”。最后，“有蒙面人带着锤子冲进学校，把一楼教室的墙都砸毁”。埃利诺指出，这位克兰德尔小姐并不仅仅反对黑奴制度，她也是女权运动的一分子，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问题是，正如菲茨帕特里克为埃利诺前述书所写的后记所谈到的，后起的和新一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能够认同弗林、琼斯和埃利诺所代表的激进传统吗？
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以及她们中间的学者，当然有自己特定的关注点，譬如她们更多地对女性个体进行观察和研究，但是她们很难否定和忽略埃利诺的一个基本贡献：女权运动是一个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研究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女权问题的研究不应该脱离社会经济分析，不应该忽略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脱离这样的认识，无论是对女权问题的学术研究，还是对改善妇女权益的实践，都会是不利的。
在这个问题上，韦甘德的看法是对埃利诺等人以及她们的著述更为恰当的评价。她的看法是，美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其实也处在青年埃利诺这些共产党人的重大影响之下，延续了那一种在清醒的政治和社会觉悟引导下的激进传统，即便她们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传承。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潮在年轻人和底层民众中开始流行。在这种背景下，女权运动是否会继承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传统，我们很有必要细致观察美国社会的新动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个世纪的抗争：
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
作者：[美] 埃莉諾·弗莱克斯纳
[美] 艾伦·菲茨帕特里克
译者：陈洁瑜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