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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一所大学做辅导员,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各地的父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看望自己的孩子。他们嘘寒问暖,我也倍感欣慰。
但有一位学生,他感到特别失落,因为四年过去了,父母竟然从没有来看望自己一次。全院几乎每个学生都曾和父母在校园里散过步,唯有他没有。就为这,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往家里写信,希望父母能够来学校看看自己。
我对他说,寒暑假既然父母不方便来,就回去看看父母呗。他犹豫了许久,说,寒暑假要打工,不然没学费。
我本来挺责怪这孩子的,但听他这么说,又觉得自己错了,想来这个学生家里偏远,又不富裕,能够来大城市上大学就不错了,更何况,这个学生的成绩非常不错。
临近毕业了,家长们来学校看孩子也更勤了,尤其是一些家境好的学生,父母都是开着豪车过来,甚至早已经在为孩子安排工作了。而那个来自陕北山区的学生,依然坚持给父母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来大城市看看,来学校看看。
我决定帮帮这个学生,便私下找到他的档案材料,拨打了一个固定电话,那是他家人的联系方式。我说,找某同学的父亲,对方一阵方言,也不知道说了什么,便挂了电话。
看来,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是没有机会等到父母来看望他了。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却特别怜惜,问他,毕业了有什么打算。他说,不管做什么,先赚点钱吧,这个最重要。我又是一阵叹息。
毕业典礼那天,学院一片热闹,几乎所有学生的父母都来了。他们都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自己的孩子庆祝。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靠在墙边,也没有多拍几张毕业照,直到夜色来临。
我怎么也没想到,当欢快的同学们准备离开学校,结束这场典礼的时候,远在陕北的那对父母竟然到了,衣衫褴褛,却激动万分。
我听了许久才反应过来,他们叫我谢老师,用的是陕北方言。我说是,然后紧张地喊他,快过来,你爸妈来看你了,快过来。
所有人都走了过来,因为他们都看见,这对老人衣服破旧,十根脚趾头几乎全裸露在鞋子外面,两根拐杖,一个破包,显得特别刺眼。
他们竟然是走路来的,从陕北山区,到这座沿海大城市,整整四千多里路,他们该是走了多久啊。
那个孩子“砰”的一声跪在地上,几近哭喊,大!娘!像被传染了一样,所有的学生都跟着跪了下来。
他们是一路乞讨过来的,因为贫困,买不起车票,更舍不得住宾馆,吃饭店。而更让所有人辛酸的是,两位老人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话,我们就来看看孩子,看了就走。然后,留下那个破包裹给孩子。
我紧张地接过来,手却还是忍不住颤抖。包掉在地上,散落一地的零钱,那是他们一路乞讨得来的钱,却舍不得花一分,全留给了孩子,自己却坚持要走回去。这哪里是一袋零钱,分明就是一袋热忱的父母心,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的父母心。
我特别后悔,因为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打的那个电话,是离老人家一百多里的一个小卖铺的电话。小卖铺的人把我的电话转告给了老人,他们以为毕业那天,父母必须去看望孩子,所以当天便背上行李,徒步出发。
他们那里根本就收不到信,这个孩子之所以坚持写信,只是一种心理的安慰。从那以后,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再以为自己足够了解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地去做一件自认为对的事。
但有一位学生,他感到特别失落,因为四年过去了,父母竟然从没有来看望自己一次。全院几乎每个学生都曾和父母在校园里散过步,唯有他没有。就为这,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往家里写信,希望父母能够来学校看看自己。
我对他说,寒暑假既然父母不方便来,就回去看看父母呗。他犹豫了许久,说,寒暑假要打工,不然没学费。
我本来挺责怪这孩子的,但听他这么说,又觉得自己错了,想来这个学生家里偏远,又不富裕,能够来大城市上大学就不错了,更何况,这个学生的成绩非常不错。
临近毕业了,家长们来学校看孩子也更勤了,尤其是一些家境好的学生,父母都是开着豪车过来,甚至早已经在为孩子安排工作了。而那个来自陕北山区的学生,依然坚持给父母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来大城市看看,来学校看看。
我决定帮帮这个学生,便私下找到他的档案材料,拨打了一个固定电话,那是他家人的联系方式。我说,找某同学的父亲,对方一阵方言,也不知道说了什么,便挂了电话。
看来,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是没有机会等到父母来看望他了。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却特别怜惜,问他,毕业了有什么打算。他说,不管做什么,先赚点钱吧,这个最重要。我又是一阵叹息。
毕业典礼那天,学院一片热闹,几乎所有学生的父母都来了。他们都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自己的孩子庆祝。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靠在墙边,也没有多拍几张毕业照,直到夜色来临。
我怎么也没想到,当欢快的同学们准备离开学校,结束这场典礼的时候,远在陕北的那对父母竟然到了,衣衫褴褛,却激动万分。
我听了许久才反应过来,他们叫我谢老师,用的是陕北方言。我说是,然后紧张地喊他,快过来,你爸妈来看你了,快过来。
所有人都走了过来,因为他们都看见,这对老人衣服破旧,十根脚趾头几乎全裸露在鞋子外面,两根拐杖,一个破包,显得特别刺眼。
他们竟然是走路来的,从陕北山区,到这座沿海大城市,整整四千多里路,他们该是走了多久啊。
那个孩子“砰”的一声跪在地上,几近哭喊,大!娘!像被传染了一样,所有的学生都跟着跪了下来。
他们是一路乞讨过来的,因为贫困,买不起车票,更舍不得住宾馆,吃饭店。而更让所有人辛酸的是,两位老人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话,我们就来看看孩子,看了就走。然后,留下那个破包裹给孩子。
我紧张地接过来,手却还是忍不住颤抖。包掉在地上,散落一地的零钱,那是他们一路乞讨得来的钱,却舍不得花一分,全留给了孩子,自己却坚持要走回去。这哪里是一袋零钱,分明就是一袋热忱的父母心,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的父母心。
我特别后悔,因为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打的那个电话,是离老人家一百多里的一个小卖铺的电话。小卖铺的人把我的电话转告给了老人,他们以为毕业那天,父母必须去看望孩子,所以当天便背上行李,徒步出发。
他们那里根本就收不到信,这个孩子之所以坚持写信,只是一种心理的安慰。从那以后,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再以为自己足够了解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地去做一件自认为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