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却都以鲁迅为第一个攻击目标。鲁迅对于他们那些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攻击自己的文章非常反感，把它们比作前清的“奉旨申斥”。他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的讲演《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说：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这“奉旨申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鲁迅接着做了解释：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鲁迅全集》第四卷，139—140页）
　　这里，鲁迅对“奉旨申斥”是怎么一回事说得很清楚了，只是他没有举出实例来。偶然在《清稗类钞》第三册“阉寺类”看到《太监奉旨申斥张、唐》一条，正好可以参看：
　　京官之被旨申斥者，由太监传旨，跪聆宣旨毕，太监破口辱詈，状至不堪，如纳银四百两，则免。外官由督抚代宣者，无此状。
　　光绪间，邮传部初立时，简张百熙为尚书，唐绍仪为侍郎。张谢恩后，即谒唐，备致谦词，唐操粤语答之，张不甚解，有误会。次日，唐答拜，面请奏调各员，并交衔名单一纸，张唯唯。及奏案发表，单中无一人入选，唐大怒。由是两人交恶，具折揭参，俱留中。又互请病假不到部，为御史所劾。两人均着传旨申斥。唐已赠太监银，张不知也。及传张，跪聆宣旨毕，太监顿足大詈：“混账王八旦，滚下去！”张叩首起立，面无人色。次传唐申斥，则无此状。张益恚愤，回宅而病作矣。未几，以忧郁卒。
　　戊申（一九零八）十月，叠遭德宗、孝钦后二丧，照例，十九日内，不准各官递封奏。大学堂监督、编修刘廷琛，忽破例递折，传旨申斥。刘不能具四百两，又不能堪此辱骂，意大窘，浼人关说，纳半数。届时，申斥，仅叱“混账下去”，所谓半骂也。刘退而告人曰：“士可杀，不可辱，吾初不知国家有此恶例。”或曰：“以视明代廷杖何如？”刘亦无以答。（中华书局一九九六年版，454—455页）
　　这张百熙为尚书，唐绍仪传旨申斥一事，在《光绪朝东华录》里有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壬戌（一九零七年一月十三日）：谕：方今时局艰难，朝廷宵旰忧劳，日求振作。尔大小臣工应如何破除积习，共矢公忠，乃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绍仪，到部以来，时有意见；任用人员，亦不免瞻循情面，屡招物议，殊负委任。本应将该尚书侍郎均予罢斥，转得置身事外，姑从宽免。张百熙唐绍仪着传旨严行申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五册，5612页）
　　照这一条上谕的说法，这样给人以极大的人格侮辱的“奉旨申斥”，居然还是“从宽”！难怪人们要痛恨专制政体了。
　　张百熙受了这样的侮辱，回去就病了。当然也就不能再到邮传部去上班。光绪三十三年二月甲子（一九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的上谕：“以林绍年暂署邮传部尚书。”（《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5638页）不多久张百熙病死，次日，二月己卯（三月三十一日）的上谕：
　　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公忠清亮，学问闳通。由翰林入直南书房，叠司文柄，洊擢正卿，均能恪尽厥职。办理学务，尤著勋劳。上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创办伊始，正资擘画，旋因患病赏假，方冀调理就痊，长承倚畀。兹闻溘逝，悼惜殊深。着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员，即日前往奠醊。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衔，赏银二千两治丧，由广储司发给。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5642页）
　　身后的荣典和生前的申斥一样，都是奉了圣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谢恩了。
　　看了这个实例，我们就明白鲁迅说的“奉旨申斥”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就明白鲁迅拿“奉旨申斥”来做比拟，就是表示他不明白：那些革命文学家将“封建余孽”等头衔强加给自己，是不是当真奉了无产阶级的圣旨才前来批判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