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时代已有对古物的关注，宋代以后更出现以“证经补史”为目的的金石学，但那都只能算考古学的萌芽。真正的近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期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上涌动的文物收藏热，考古学和考古学家也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殊不知考古学家艰辛的发掘求证主要是为了探索历史的真实，以看清未来的发展道路；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以维护中华民族之历史根基。其目的与那些钻在钱眼里、与文物贩子沆瀣一气的所谓“鉴宝”家风马牛不相及。
　　北京联合大学韩建业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地剥开历史迷雾的考古学家。甘于寂寞、甘于付出的他，用丰硕精深的研究成果树立了严谨治学的学者形象。他以他的经历向社会宣告：考古不是挖宝，而在于求真求是、考古为今。
　　综合梳理史前文化谱系、论证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韩建业钟情于文化谱系研究，因为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始于中原江汉，后扩展到北方乃至全国。重点在新石器时代，兼及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2000年出版的《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一书，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励。
　　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基本确定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分期框架和谱系。恩师严文明评价其“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史前新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该书也获得2007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北京先秦考古》一书，则首次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进行了综合研究。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他发表的《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等论文，提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概念，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庙底沟时代，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由于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是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
　　鉴古察今。韩建业以扎实而严谨的考古研究，勾勒出了数千年以来早期中国历史的轮廓。
　　揭示北方地区人地关系
　　2004年，韩建业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他综合考察了中国西北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全面梳理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经济形态状况，并深入探讨了西北地区先秦时期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还从资源利用、经济方式、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迄今为止有关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最全面、最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项目成果不但被国家社科办鉴定为优秀，同名专著还获得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此外，韩建业还有另外一项收获。《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及相关问题》一文提出，先秦时期中国长城地带存在一条“陶器北界线”，界线南侧主要分布着以农业一半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人群，界线以北分布着以游猎一游牧经济为主的游动性人群。主要因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陶器北界线在不同时期南北摆动，界线两侧人群间在文化和血缘上不断发生交流。
　　捡拾历史的碎片，复原出一幅生动的人地关系图景，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重绘中西交流的“彩陶之路”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已发表的《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论证了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确提出，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形成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传播的“彩陶之路”，是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则具体对马家窑文化南渐青藏高原并最终导致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揭示。
　　探索聚落形态，提出“北方模式”
　　聚落形态的研究也是韩建业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他的《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认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社会普遍发生明显变革，表现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逐渐形成三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三种模式共存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疏理》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这三大传统正好对应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屈肢葬传统。《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讨论了各不同传统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联系。
　　这些研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宁静淡泊，做真学问
　　韩建业长期以来还一直关注着一块颇受争议、但自己却最为感兴趣的领域——五帝时代的古史研究。200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虽为兴趣使然，而非什么重大项目成果，但韩建业坦言这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
　　该书重点讨论了禹征三苗、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涿鹿之战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进一步探讨了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的渊源、三大集团交互关系等问题，最后还对以华夏为核心的五帝时代的古史体系从考古学上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观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学不为有所求，而始于兴趣所在，也只有这样的境界，方能成就真正的学问。
　　如今，韩建业作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的主任和考古学学科带头人，不仅自己做科研，更要带团队。2010年，由他作为带头人的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团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由他作为带头人的考古学团队被评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作为负责人的历史学（文化遗产）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他本人还先后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级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中，韩建业总是显得既真实，又飘逸。考古科研和人才培养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生活，其中寄托着他全部的爱与热情，更成就了他具有别样魅力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