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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三十年以来，我国媒体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取得长逐的进步，从2000年至今的这十多年是我国公共危机报道最为迅速的时期。市场因素对于我国危机报道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商品属性的确立释放了媒体主体性，为媒体的危机报道发展提供了动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了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需求，信息公开作为WTO的基本精神受到重视，促进了危机报道。
关键词：市场 危机报道 推动
近三十年以来，我国媒体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取得长逐的进步。在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根本不承认有危机一说，也就谈不上危机报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内部各层矛盾凸显，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面对众多危机事件的考验，重视危机报道。从2000年至今的这十多年是我国公共危机报道最为迅速的时期。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肇始的，经济改革成为推动其它领域改革的引擎，媒体改革也无法脱离这个窠臼。本研究试图分析，市场因素对于我国危机报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商品属性的确立释放了媒体主体性，为危机报道发展提供了动力
进入20 世纪90年代后，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与经济的市场化同步的是，中国媒体也迈开了市场化步伐。1993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媒体正式被界定为第三产业，由此确立了报业的商业属性，但同时指我国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确立使媒体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我国媒体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使媒体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自由发挥的空间，使媒体由党的单纯的宣传部门开始过渡为国营信息产业，这为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能够与政府进行博弈提供了“资本”。由于市场意识的建立，媒体的从业理念开始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表现为媒体由过去单一重视宣传和指导性，开始重视受众对服务性和趣味性的需求，监督性报道也实现了初步地探索。
市场经济的改革对于危机报道的推动，还表现为其通过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使得政府放松了对媒体的刚性管制。1993年和1998年我国分别进行了两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开始了由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实现政企分开。由此，政府开始对传媒放权松绑，改变其在媒体领域从宏观的政策把握到微观的经营、编辑等权力的全面控制，开始把媒体的经营、编辑等权力还给媒体自身，但仍然保持对其宏观的管理职能，同时把管理的方式向行政、经济等多元手段改进。
进入21世纪后，为了既保持我国媒体一贯地对党的政策忠实地贯彻和宣传力度，又能够让媒体进一步适应全面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政府于2001年到2005年将党媒和一般媒体进一步分离，将党媒的市场性角色淡化的同时强化宣传功能。政府为弥补党媒因为市场角色淡化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继续给予其财政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将除党媒外的其他类型媒体全面推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但以坚持党的管制为前提。这样一来，整个新闻媒体的结构被更加鲜明地区分为了两大部分：党媒与市场化媒体。这样的媒体结构划分，实际上让渡给市场化媒体在新闻实践上更大的自由空间。市场媒体因为要在市场上寻求生存的出路，势必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这让新闻媒介作为大众传播机构的功能得已更大限度的发挥，在政治权利话语居首要地位的前提下，新闻媒介对于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的满足更加重视。公共危机事件作为直接冲击公共利益，又能够吸引受众眼球的题材，受到媒体的普遍重视。
第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了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需求，信息公开作为WTO的基本精神受到重视。
201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将不可逆转地持续发展。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主导下进行，但加入WTO后世界经济规则的巨大力量，使得政府角色发生转变——由过去经济发展的完全掌控者，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调控者、市场运行机制的守护者、“市场失灵”的弥补者以及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必须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来进行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管理的配套。这些文件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信息公开，这一要素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信息公开，是实现媒体进行危机报道的前提。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意味着中国更加紧密地嵌入了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中，增强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需求。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需求对于媒体的危机报道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新闻惯例的影响。对于已经加入国际体系，并且致力于日益发挥重大国际影响的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国内的危机直接关系到国际形象。例如汶川大地震前发生的“西藏3·14事件”让中国政府陷入被动，国际舆论普遍指责中国封锁媒体报道，这让政府多少感受到压力。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果断放开了媒体，允许外国媒体进入第一现场进行报道，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对于国际舆论的重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媒体的 “企业属性”将得到进一步确认，媒体公信力将成为媒介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这也促使媒体更加重视报道的公开透明。媒体要想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上下足功夫，对事件是否及时、准确、充分、周全的报道，成为衡量一个媒体的策划水平和综合实力高下的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 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陈学明：《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责任编辑：何蓉）
关键词：市场 危机报道 推动
近三十年以来，我国媒体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取得长逐的进步。在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根本不承认有危机一说，也就谈不上危机报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内部各层矛盾凸显，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面对众多危机事件的考验，重视危机报道。从2000年至今的这十多年是我国公共危机报道最为迅速的时期。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肇始的，经济改革成为推动其它领域改革的引擎，媒体改革也无法脱离这个窠臼。本研究试图分析，市场因素对于我国危机报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商品属性的确立释放了媒体主体性，为危机报道发展提供了动力
进入20 世纪90年代后，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与经济的市场化同步的是，中国媒体也迈开了市场化步伐。1993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媒体正式被界定为第三产业，由此确立了报业的商业属性，但同时指我国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确立使媒体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我国媒体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使媒体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自由发挥的空间，使媒体由党的单纯的宣传部门开始过渡为国营信息产业，这为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能够与政府进行博弈提供了“资本”。由于市场意识的建立，媒体的从业理念开始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表现为媒体由过去单一重视宣传和指导性，开始重视受众对服务性和趣味性的需求，监督性报道也实现了初步地探索。
市场经济的改革对于危机报道的推动，还表现为其通过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使得政府放松了对媒体的刚性管制。1993年和1998年我国分别进行了两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开始了由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实现政企分开。由此，政府开始对传媒放权松绑，改变其在媒体领域从宏观的政策把握到微观的经营、编辑等权力的全面控制，开始把媒体的经营、编辑等权力还给媒体自身，但仍然保持对其宏观的管理职能，同时把管理的方式向行政、经济等多元手段改进。
进入21世纪后，为了既保持我国媒体一贯地对党的政策忠实地贯彻和宣传力度，又能够让媒体进一步适应全面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政府于2001年到2005年将党媒和一般媒体进一步分离，将党媒的市场性角色淡化的同时强化宣传功能。政府为弥补党媒因为市场角色淡化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继续给予其财政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将除党媒外的其他类型媒体全面推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但以坚持党的管制为前提。这样一来，整个新闻媒体的结构被更加鲜明地区分为了两大部分：党媒与市场化媒体。这样的媒体结构划分，实际上让渡给市场化媒体在新闻实践上更大的自由空间。市场媒体因为要在市场上寻求生存的出路，势必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这让新闻媒介作为大众传播机构的功能得已更大限度的发挥，在政治权利话语居首要地位的前提下，新闻媒介对于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的满足更加重视。公共危机事件作为直接冲击公共利益，又能够吸引受众眼球的题材，受到媒体的普遍重视。
第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了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需求，信息公开作为WTO的基本精神受到重视。
201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将不可逆转地持续发展。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主导下进行，但加入WTO后世界经济规则的巨大力量，使得政府角色发生转变——由过去经济发展的完全掌控者，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调控者、市场运行机制的守护者、“市场失灵”的弥补者以及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必须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来进行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管理的配套。这些文件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信息公开，这一要素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信息公开，是实现媒体进行危机报道的前提。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意味着中国更加紧密地嵌入了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中，增强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需求。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需求对于媒体的危机报道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新闻惯例的影响。对于已经加入国际体系，并且致力于日益发挥重大国际影响的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国内的危机直接关系到国际形象。例如汶川大地震前发生的“西藏3·14事件”让中国政府陷入被动，国际舆论普遍指责中国封锁媒体报道，这让政府多少感受到压力。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果断放开了媒体，允许外国媒体进入第一现场进行报道，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对于国际舆论的重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媒体的 “企业属性”将得到进一步确认，媒体公信力将成为媒介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这也促使媒体更加重视报道的公开透明。媒体要想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上下足功夫，对事件是否及时、准确、充分、周全的报道，成为衡量一个媒体的策划水平和综合实力高下的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 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陈学明：《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责任编辑：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