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不少唱歌选秀比赛里，都出现过曾在街头唱歌的选手，对他们来说，街头并非终极秀场，而只是一个获取经验的跳板，他们努力告别街头迈进电视，只因其音乐梦想更宏大，也或许更世俗。
　　有的人通过卖唱来靠近自己的音乐梦想，而有的人的音乐梦想本身就是“卖唱”。我有几个玩音乐的朋友，在西安搞了個音乐组织，名曰“周二晚八点”。每个星期二晚上，拎着乐器和音响，搞一次街头公益表演，高校里、小区内、城墙下……都是他们表演的场所，而一张小黄毯就是最朴实的舞台。
　　这种公益性质的街头义演，在全国不少城市都有。比如广州曾有一帮大学生搞了个“小水滴公益行动”，义唱筹款为山区捐书；长沙的王学文白天上班，晚上街头卖唱把打赏用来资助留守儿童；西安还有个由盲人组建的“小草乐队”，也一直通过卖唱为山区贫困群体做宣传。对这些人来说，“街头卖艺”就是玩音乐的终极梦想，成名与否盈利几何倒不那么重要。我心中一直极佩服敢于在人潮汹涌的街边肆意卖唱，且能自给自足甚至捐款做公益的歌手，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也是最回归艺术发源的表现方式。
　　“周二晚八点”组织者老叶邀请过我参与，我应允得极是痛快，却迟迟没有上阵。或许是多年前那次失败的卖唱给我留下了怯场的阴影，心有余悸。
　　大三那年临近考研，某个周六晚上，连续做完两套模拟考卷的自己，看着教室里埋头苦学的同窗，听着耳机里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终于叛逆之心爆棚，不到9点就收拾书包撤了！出了教室门，撞上了隔壁班的高岩也正一脸倦态推门而出，我俩遂结伴而行。
　　高岩不仅是我同学，也是我的“琴友”，常在一起切磋吉他。我俩走在回寝室的路上，夜色黝黑，路灯昏黄。
　　“要不，咱俩去你寝室弹会儿吉他？”
　　“在寝室弹也挺无聊的，要不，咱背上琴出去卖唱去！”
　　“卖唱！？”
　　两个家伙背着吉他上路了，恰逢一位学姐正洗完澡归来。
　　“得，我跟你们一起去，等我两分钟，我上楼拿个鞋盒就来！”
　　“学姐，拿鞋盒干嘛呀？”
　　“废话，装钱啊！”
　　我们仨站在一街之隔的西北大学小广场路灯下，硬着头皮的我俩，最终还是勇敢地开唱了。我先来了一首《灰姑娘》，吸引来几个过路的姑娘；高岩又来了一首《大哥》，令几位大哥驻足观赏。紧接着，我俩合唱的《真的爱你》居然引来了几声观众跟唱，这让我信心大增，手上弹得更加有力，唱得也更卖力了。高岩也备受感染，一首《花房姑娘》吼得撕心裂肺。
　　造势颇为成功，围观者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的，别看场面不小，但掌声寥寥，有的歌唱完时甚至还依稀听到了嘘声。我感觉到腿肚颤抖不已，自我安慰“我们唱的歌太前卫，他们听不懂”。
　　唱了半个多小时，看热闹的人群意兴尚未阑珊，我俩的存货却已濒临枯竭——没歌唱了！而最可悲的是，脚底的鞋盒里，依旧空空如也！我刚扯着嗓子唱完嘴边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无地自容……”，学姐突然跳到面前，从地上捡起空荡荡的鞋盒并高高举起，一个箭步冲向围观群众，同时嘴里念念有词道：“朋友们，有钱的捧个钱场呗，多了少了不介意，意思意思啊！”
　　连“哗”的一声都没有听到，人群已散。只有一个持着电棍的保安走过来怒斥：“这都几点了！还在这儿鬼哭狼嚎，赶紧走！”
　　二十分钟后，我、高岩、学姐三个人坐在了烤肉摊前，一言不发，喝着五味杂陈的啤酒。
　　而那个鞋盒，就扔在桌子下面，已经被我们踩得稀烂。随之一起稀烂的，是我街头卖艺的勇气和信心。多年以后，我早已唱遍大江南北，阅尽天下舞台，底下观众数以万计也谈笑风生，但那一隅街头，却成了我再也不敢尝试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