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全国“两会”开幕还有一周多的时间。2月23日开始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的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这次报告涉及的全国人大代表比较多，有11个代表的资格变动。”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厅联络局巡视员李伯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透露。
　　如何选出合格的人大代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尤其引人注目。
　　
　　“代表辞职、罢免的，大多涉及经济犯罪”
　　
　　据了解，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变动包括代表的选举或者补选、辞职、罢免、去世等四种情形。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一般来说一年有6次常委会会议，一届下来就是30次常委会会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有22次会议上有代表资格的报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已经在会议上有了14次代表资格的报告。
　　“这几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审查或者报告工作以及召开会议的次数和报告的数量增多，任务相当繁重。”李伯钧感慨道。
　　根据李伯钧提供资料显示：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有126个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发生变动；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有139个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发生变动；十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到今年2月份，有64个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发生变动。
　　在代表资格变动的情况中，代表辞职、罢免的数量增多，情况也比较复杂。以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共有48个代表辞职或者罢免，其中12个是由于工作变动或者调整等原因，另外36个则都是因为违法违纪。
　　“在这36个代表中，有35个是由于经济方面的违法违纪，在人员构成上都是厅局级甚至是省部级干部或者企业负责人”。
　　“这说明代表辞职、罢免的，大多涉及经济犯罪。”李伯钧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益多元化情形下，有些领导干部经不住诱惑，最终由于腐败落马。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这些代表出的问题，不是在代表职务上，而在其本职工作岗位上，或者在其原来工作岗位上。”李伯钧强调说。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是由于负领导责任而被罢免辞职的，例如，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冀纯堂，因对三鹿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共山西省临汾市委原书记夏振贵，因对山西临汾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尊重代表选区决定权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获悉，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名单中，去年曾受媒体关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希玛企业集团董事长何帮喜仍然在列。
　　据“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经审理查明：安徽省原巢湖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收受北京希玛保龄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帮喜1.1万元人民币、6000美元的事实。
　　作为佐证，何帮喜证词证实：先后5次向周行贿共计1.1万元人民币、6000美元的事件、地点以及请求周光全为其公司土地出让金能得以优惠、为其个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为其公司专线供电等方面提供帮助的事实，与周光全的供述相互吻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悉，在多家媒体质疑为何不罢免何帮喜人大代表资格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了专门的会议。之后将这一情况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汇报。
　　实际上，这一事件也早已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据知情人透露，有关部门在对何帮喜事件的认定上有一些不同看法。
　　对这一事件，何帮喜方面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进行了回应。2月20日，北京市希玛保龄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何天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何帮喜随老乡一同去看望周光全母亲并给了周的母亲5000元，这是最起码的人情常理；何送给周光全6000美元，属于在紧急情况下对于公务开支的垫付，只是一个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构成行贿。
　　代表出了问题，在什么情形下辞职，什么情形下罢免，法律上并无具体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存在一个如何把握代表的罢免和辞职的界限问题。
　　“从法理角度看，对代表是罢免还是接受辞职，都是代表原选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的权力。”李伯钧表示，从具体工作来看，地方人大在对代表采取罢免或者接受辞职措施时，都要充分考虑到党的组织部门、纪检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意见，一些时候也征求上级人大的意见，或者参照上级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做法，或者参照其他地方的做法。
　　罢免作为对代表最为严厉的制约手段，多数情况应当是涉及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对代表而言，罢免是强制的、被动的，提出辞职则是自愿的、主动的。“对代表罢免、辞职的界限把握，关键是看代表违法违纪的性质、情形以及影响程度。”李伯钧说。
　　
　　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力度
　　
　　随着人大制度的发展和代表工作的深入，与此相应的代表资格审查以及如何罢免有问题的代表，越来越受到关注。
　　事实上，自从2003年开始，各地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案例逐渐增多。
　　2003年5月23日，深圳市南山区麻岭社区凯丽花园的33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该选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陈慧斌。这一事例当时被称为“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第一案。”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案例逐渐增多，但罢免成功的案例还是少之又少。
　　去年4月6日，浙江省三门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依法罢免杨曙忠的台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在此之前，杨曙忠因醉驾致使4人死亡，已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去年4月15日，湖南溆浦县一选区6444名选民，投票成功罢免了米晓东的县人大代表职务。
　　去年8月17日，杭州市下城区几位市民向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递交了一份有64人联名的公民申请书，要求罢免下城区人大代表赵之毅。但最终因不符合法定选民人数而不了了之。
　　“直接选举的代表的罢免情况比较复杂。”李伯钧表示，罢免的权力是在选区选民手里，但法定人数的罢免提起与选举代表时参加投票的过半数选民意愿的关系，应当有个把握的问题。
　　“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说明公民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代表的监督力度加大了。”李伯钧表示，要有序地扩大公民的这种政治参与，畅通对代表监督的途径和渠道，规范对代表监督的方式方法，以保证代表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