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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逝世翌日，那还是文革尚未落幕的1976年，蒋友柏在台北出生了，他是蒋家第四代中第二位曾孙。
台湾第一家庭曾孙蒋友柏的童年，正值台湾经济起飞，曾祖父蒋介石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去逝。严家淦循宪继任了蒋介石留下的“总统”空缺。在蒋友柏两岁时，蒋经国正式接掌台湾大位。
台北童年
这时的两岸仍处对峙，大陆将迈入改革开放之路，台湾经济已开始腾飞，横贯台湾本岛的中山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崭新气派的桃园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这些都是祖父担任行政院长时期的“十大建设”政策推动。
蒋友柏并没有见过曾祖父，曾祖父在他的孩童时代只有一个名字，叫“蒋公”；除“蒋公”外，12岁以前的蒋友柏没听到过第二个称呼。
周末，蒋友柏家里固定的家庭日，全家人一同上教堂做礼拜，也一同出游。蒋孝勇时常亲驾私家车，去到距离台北不远的海港基隆，或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台中，是为让友柏、友常兄弟，可以一尝台湾各地小吃，也认识连他自己也不甚熟悉的台湾风光，这是制造家人亲密回忆的最好时机，也是远离政治台北的难得轻松。即便一家人做这样的短途旅行，一路上仍有亦步亦趋的随扈。
1980年代仍是前线的金门，台湾本岛居民尚不能及，蒋孝勇也曾带着两兄弟踏上了金门前线，领略过了战地金门风光。金门旅行的经历，除了在金门服兵役的台湾青年，与蒋友柏同龄的台湾本岛儿童，不曾有过。
曾任台湾射击协会理事长的蒋孝勇，每每协会举行活动，便带上友柏、友常，训练他们打靶射击，讲解枪把构造，尝试对枪枝进行拆解与组装。直到现在，友柏对于K47或左轮手枪的特性，都还朗朗上口。举枪射击的经验，绝对特殊，台湾学子第一次可触摸枪把，只有填塞在繁重高中课程里的军训课时间，打靶经验或许高中三年，不超过五分钟。
踏青、做标本、打靶，是童年蒋友柏与父亲蒋孝勇最珍贵的台北回忆。因为背景特殊，基于安全因素，蒋友柏不像同龄孩子那样，可以正常参加小学生常有的户外远足与毕业旅行，无法与同校同班的同学一同出游。家住阳明山上的蒋友柏走到哪里都有两名随扈紧跟在后，他的同学们不仅和他同班，也要和他的两名随扈同窗共读——他们就坐在后面等蒋友柏，蒋友柏的课本忘了带，他们会回家替他取来。
蒋家的规矩也是很多的，极其宠爱儿子的蒋教勇也有严厉时候，那会是在祖父蒋经国的台北七海官邸的饭桌，“大人动筷前，小孩不能动筷子；边吃饭边说话不被允许；用餐时，手肘不得压于桌面；碗碟里的菜肴，一定完食，没有剩下；餐毕要将空碗处于盘上；吃好了，请大家慢用，是下桌前该喊出的说词。”“第一家庭”严谨的用餐礼仪，从蒋介石教下蒋经国开始，直到第四代的蒋友柏，也得遵守，父亲蒋孝勇更是严格执行。严格的用餐礼仪，每周上祖父官邸吃饭，成了蒋友柏与弟弟友常的恶梦。母亲蒋方智怡，没让友柏跟从同辈堂兄姐自小离台念书“惯例”，她选择让友柏待在台北，就读离家不远的北投奎山幼儿园、奎山小学。
童年的台北，恰逢祖父接掌“大位”，第一家庭背景塑造友柏的特殊童年。在学校里，历史课考试简直就像考蒋家的家史，老师根本没法给蒋友柏的答案判错。
直到1989年3月，祖父蒋经国逝世后的13个月，台湾那时已经“解严”，出身本土的李登辉循宪继任领导“大位”，社会开放报禁也开放了党禁，赴台老兵可“合法”返陆探亲，蒋家从政治舞台谢幕。父亲蒋孝勇决定带着全家移民加拿大，蒋友柏才是11岁的少年，小学还没有毕业。
父亲离世
移民加拿大法语区蒙特利尔，人地两疏，蒋友柏不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熟悉的人事物只剩下我们家5口人”(《白木怡言》)。几年后全家由半年冰封的加拿大蒙特利尔搬到阳光明媚的美国加州，这是曾祖母宋美龄的建议，这里有更多的亲戚和亲情。蒋友柏的突遇跌宕的少年时代在遥远的北美结束了。
1996年，蒋孝勇被诊断罹患食道癌。这一年，还是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大三学生的蒋友柏和弟弟友常，为陪伴在台治疗的父亲，选择从纽约大学休学，成了穿梭台北与美国的空中飞人，这一年成了蒋友柏家里最难熬的一年。面对父亲病情，除年纪尚小弟弟友青，母亲蒋方智怡、友柏、友常三人以医院为家，轮流看照父亲。友柏总负责大夜班，无论父亲在病塌上睡去或清醒，他总醒着，就深怕父亲在没有人知道的突然间过去。带着一摞摞的书，熬过多少个惊心夜晚，陪父亲聊天，当然也一起回忆家常，也谈论人生。
不到一年光景，是年冬天，12月22日夜里的8时15分，48岁父亲病逝台北。病逝前5分钟的8时10分，典型俄国老妇的微胖祖母蒋方良，在旁人搀扶下刚走进病房，探望了儿子蒋孝勇最后一眼。
台北北投，荣民总医院思源楼的117号病房，蒋友柏父亲蒋孝勇在此度过人生最后一个冬日。同一个地点，117号病房，曾经先行送走了蒋友柏的两位伯父：1989年4月14日大伯父蒋孝文咽喉癌病逝；二伯父蒋孝武1991年7月1日猝逝。蒋友柏的奶奶蒋方良，2004年12月15日也在117号病房逝世。半世纪以前从俄国远来的蒋方良，连同大陆出生的儿子四人，在台北这座城市走到了人生终点。
从政治顶峰走下来的蒋氏遗族，在经历了“去政治化”“去蒋化”的漩涡后，第三代蒋家男子已然悉数凋零。蒋孝勇的长子蒋友柏，就此面临自主人生的重新选择和经营。
家在台北
纽约大学期间，从事金融投资，蒋友柏已尝到投资致富的滋味。父亲病逝台北翌年，纽约的生活已满足不了想挑战自己的蒋友柏，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子的重责，像一场大醉醒来，他决定回去台北立业。
尚存台北人记忆里的中华商场，因台北捷运（地铁）兴建而彻底拆除。蒋友柏回到的台北西门町，曾经闹腾的中华商场大楼地标已然消失，那是捷运西门站尚未通车的1997年。蒋友柏再回来的台湾，领导人早已不姓蒋，已是举行过首次领导人直选的台湾，是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的台北。“找寻台北人”是陈水扁推动的文化认同系列活动之一。
2001年回到台湾后，蒋友柏再也没有听到过别人尊称他的曾祖父“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通关密语而升官占位，后来转型当媒体政论名嘴的“爱国爱党”中坚份子，大部分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蒋友柏的部落格《白木怡言》）
在本土文化活动兴盛的1990年代末，“去中国”的声音也开始在台岛响起，谢幕政坛的蒋家，已从台湾本地人的印象里褪色多年，民主氛围更进一步的台北，反而提供蒋友柏一个尝试自立的机会。
八个月西门町的日子，每个月控制自己只花两万台币，拮据的经济是蒋友柏对自己的刻意约束，亦是对自己设下的新磨练，他想知道没有以往雄厚人脉和财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底限在何处。蒋友柏认真观察出没街头的台北人，不再有随扈时时刻刻担忧他们安危，踏着夹脚拖鞋游走于康定路与中华路，在汉口街与成都路一带闲逛，路边摊吃面打发一餐，这是小时候在台北未曾有过的经历。他发现自己可以，可以过着两万台币包含房租水电费的租屋生活，更发现自己可以在台北生活了。
上一代蒋家人从台北政坛正式谢幕，其实是对他自己回到台北独立生活的最大助力。
台北东区，终日骚动的南京东路二段与三段之间，伊通公园的一条谧静巷子里，蒋友柏创办的设计公司，就位处在伊通街的地下一层。台湾历经政党轮替后的2003年秋天，蒋友柏与弟弟蒋友常在台北成立橙果设计公司（DEM inc.），一人负责执行业务，向外拓展关系，找钱也找方案，从小药丸到大诊所、从娱乐公仔到实用围巾，都是橙果接洽过的设计；另一人负责财务管理，偶尔也提供创意。出售创意，是蒋友柏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自己工作挣钱立足的手段。
客户的中有些人是冲着蒋家的名号来的，还有一些人在跟蒋友柏正式谈生意前，先把“两蒋”骂一顿。这使刚开公司的蒋友柏很不习惯，因为他从小听惯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但为了生意，他还是忍了。
橙果公司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它按着这个社会的规则来运行，在橙果公司经营最难，裁员超过一半也无济于事的2006年，他面临着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趁橙果还有资产和无形价值及时找人收购公司的选择。他曾一度决定将橙果出售，以给自己留有再次创业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2007年3月13日晚间，神圣铜像周围突然搭上密麻鹰架，翌日清晨时刻，晨练的高雄民众发现“中正文化中心”6.4米的蒋介石大铜像，已经身首异处，被卸解散落在了中心广场。
这年12月7日凌晨，在经历了7个小时的卸载后，台北市内的中正纪念堂门口匾额“大中至正”四大字在悬挂了27年后被养工处人员拆了下来。第二天从纪念堂前走过的人们，发现这里一夜之间变成了“自由广场”。身处“去蒋”时代的蒋友柏曾经在网络上公开表达过自己对于“去蒋”的思考：我个人衷心的希望在这一连串的“去蒋”行动之后，能够给台湾一个思考的空间，让我们的理智清楚的认知“去蒋”是为了结束一个时代，为的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民主文明更适合人生存的“后蒋”时代。
北京奥运会举办前的三个月，马英九终得换届上任，台湾又再一次政党轮替。2007年以来，在民进党政府启动去蒋化运动的纷腾年代里，蒋友柏女儿蒋得曦已出生在台北，是蒋家少数的女性，还只是一个对政治家族故事，或去蒋运动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单纯孩童。被更多台湾民众称呼她“小玫瑰”小名的蒋得曦与弟弟蒋得勇，只是单纯承继了父亲的蒋姓，一个多年后政治走味的蒋姓。刚过而立之年的蒋友柏，披挂上了人夫、人父的角色，在二十一世纪”不蒋政治、只讲创意”的台北，立了业随后成了家。
台北，这座曾经飘荡各地乡愁的城市，对蒋友柏是历经经济起飞发展了的家，是带给他特殊童年的家。因为父亲离世，他们曾经面临的人生选择，不像电影《家在台北》故事主人翁那样拥有彷徨的权利，反而背负责任更重，面临生活挑战更多，尝试走出政治以外的自我。
祖辈一代从大陆辗转赴台，台北，对于这位出身四大家族的后人，并非出自救赎性的选择。出身与身俱来，无从由衷选择，前人从政治舞台入相，后人从文化与商业舞台出将，家族包袱仍在，只是政治色彩褪淡，全线退出历史舞台，其路仍长矣。但生活方式可以自主设计，落脚台北后“不蒋政治”，是家族后人对自我生命的历史定位，目前他们的家，就在台北。
台湾第一家庭曾孙蒋友柏的童年，正值台湾经济起飞，曾祖父蒋介石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去逝。严家淦循宪继任了蒋介石留下的“总统”空缺。在蒋友柏两岁时，蒋经国正式接掌台湾大位。
台北童年
这时的两岸仍处对峙，大陆将迈入改革开放之路，台湾经济已开始腾飞，横贯台湾本岛的中山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崭新气派的桃园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这些都是祖父担任行政院长时期的“十大建设”政策推动。
蒋友柏并没有见过曾祖父，曾祖父在他的孩童时代只有一个名字，叫“蒋公”；除“蒋公”外，12岁以前的蒋友柏没听到过第二个称呼。
周末，蒋友柏家里固定的家庭日，全家人一同上教堂做礼拜，也一同出游。蒋孝勇时常亲驾私家车，去到距离台北不远的海港基隆，或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台中，是为让友柏、友常兄弟，可以一尝台湾各地小吃，也认识连他自己也不甚熟悉的台湾风光，这是制造家人亲密回忆的最好时机，也是远离政治台北的难得轻松。即便一家人做这样的短途旅行，一路上仍有亦步亦趋的随扈。
1980年代仍是前线的金门，台湾本岛居民尚不能及，蒋孝勇也曾带着两兄弟踏上了金门前线，领略过了战地金门风光。金门旅行的经历，除了在金门服兵役的台湾青年，与蒋友柏同龄的台湾本岛儿童，不曾有过。
曾任台湾射击协会理事长的蒋孝勇，每每协会举行活动，便带上友柏、友常，训练他们打靶射击，讲解枪把构造，尝试对枪枝进行拆解与组装。直到现在，友柏对于K47或左轮手枪的特性，都还朗朗上口。举枪射击的经验，绝对特殊，台湾学子第一次可触摸枪把，只有填塞在繁重高中课程里的军训课时间，打靶经验或许高中三年，不超过五分钟。
踏青、做标本、打靶，是童年蒋友柏与父亲蒋孝勇最珍贵的台北回忆。因为背景特殊，基于安全因素，蒋友柏不像同龄孩子那样，可以正常参加小学生常有的户外远足与毕业旅行，无法与同校同班的同学一同出游。家住阳明山上的蒋友柏走到哪里都有两名随扈紧跟在后，他的同学们不仅和他同班，也要和他的两名随扈同窗共读——他们就坐在后面等蒋友柏，蒋友柏的课本忘了带，他们会回家替他取来。
蒋家的规矩也是很多的，极其宠爱儿子的蒋教勇也有严厉时候，那会是在祖父蒋经国的台北七海官邸的饭桌，“大人动筷前，小孩不能动筷子；边吃饭边说话不被允许；用餐时，手肘不得压于桌面；碗碟里的菜肴，一定完食，没有剩下；餐毕要将空碗处于盘上；吃好了，请大家慢用，是下桌前该喊出的说词。”“第一家庭”严谨的用餐礼仪，从蒋介石教下蒋经国开始，直到第四代的蒋友柏，也得遵守，父亲蒋孝勇更是严格执行。严格的用餐礼仪，每周上祖父官邸吃饭，成了蒋友柏与弟弟友常的恶梦。母亲蒋方智怡，没让友柏跟从同辈堂兄姐自小离台念书“惯例”，她选择让友柏待在台北，就读离家不远的北投奎山幼儿园、奎山小学。
童年的台北，恰逢祖父接掌“大位”，第一家庭背景塑造友柏的特殊童年。在学校里，历史课考试简直就像考蒋家的家史，老师根本没法给蒋友柏的答案判错。
直到1989年3月，祖父蒋经国逝世后的13个月，台湾那时已经“解严”，出身本土的李登辉循宪继任领导“大位”，社会开放报禁也开放了党禁，赴台老兵可“合法”返陆探亲，蒋家从政治舞台谢幕。父亲蒋孝勇决定带着全家移民加拿大，蒋友柏才是11岁的少年，小学还没有毕业。
父亲离世
移民加拿大法语区蒙特利尔，人地两疏，蒋友柏不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熟悉的人事物只剩下我们家5口人”(《白木怡言》)。几年后全家由半年冰封的加拿大蒙特利尔搬到阳光明媚的美国加州，这是曾祖母宋美龄的建议，这里有更多的亲戚和亲情。蒋友柏的突遇跌宕的少年时代在遥远的北美结束了。
1996年，蒋孝勇被诊断罹患食道癌。这一年，还是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大三学生的蒋友柏和弟弟友常，为陪伴在台治疗的父亲，选择从纽约大学休学，成了穿梭台北与美国的空中飞人，这一年成了蒋友柏家里最难熬的一年。面对父亲病情，除年纪尚小弟弟友青，母亲蒋方智怡、友柏、友常三人以医院为家，轮流看照父亲。友柏总负责大夜班，无论父亲在病塌上睡去或清醒，他总醒着，就深怕父亲在没有人知道的突然间过去。带着一摞摞的书，熬过多少个惊心夜晚，陪父亲聊天，当然也一起回忆家常，也谈论人生。
不到一年光景，是年冬天，12月22日夜里的8时15分，48岁父亲病逝台北。病逝前5分钟的8时10分，典型俄国老妇的微胖祖母蒋方良，在旁人搀扶下刚走进病房，探望了儿子蒋孝勇最后一眼。
台北北投，荣民总医院思源楼的117号病房，蒋友柏父亲蒋孝勇在此度过人生最后一个冬日。同一个地点，117号病房，曾经先行送走了蒋友柏的两位伯父：1989年4月14日大伯父蒋孝文咽喉癌病逝；二伯父蒋孝武1991年7月1日猝逝。蒋友柏的奶奶蒋方良，2004年12月15日也在117号病房逝世。半世纪以前从俄国远来的蒋方良，连同大陆出生的儿子四人，在台北这座城市走到了人生终点。
从政治顶峰走下来的蒋氏遗族，在经历了“去政治化”“去蒋化”的漩涡后，第三代蒋家男子已然悉数凋零。蒋孝勇的长子蒋友柏，就此面临自主人生的重新选择和经营。
家在台北
纽约大学期间，从事金融投资，蒋友柏已尝到投资致富的滋味。父亲病逝台北翌年，纽约的生活已满足不了想挑战自己的蒋友柏，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子的重责，像一场大醉醒来，他决定回去台北立业。
尚存台北人记忆里的中华商场，因台北捷运（地铁）兴建而彻底拆除。蒋友柏回到的台北西门町，曾经闹腾的中华商场大楼地标已然消失，那是捷运西门站尚未通车的1997年。蒋友柏再回来的台湾，领导人早已不姓蒋，已是举行过首次领导人直选的台湾，是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的台北。“找寻台北人”是陈水扁推动的文化认同系列活动之一。
2001年回到台湾后，蒋友柏再也没有听到过别人尊称他的曾祖父“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通关密语而升官占位，后来转型当媒体政论名嘴的“爱国爱党”中坚份子，大部分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蒋友柏的部落格《白木怡言》）
在本土文化活动兴盛的1990年代末，“去中国”的声音也开始在台岛响起，谢幕政坛的蒋家，已从台湾本地人的印象里褪色多年，民主氛围更进一步的台北，反而提供蒋友柏一个尝试自立的机会。
八个月西门町的日子，每个月控制自己只花两万台币，拮据的经济是蒋友柏对自己的刻意约束，亦是对自己设下的新磨练，他想知道没有以往雄厚人脉和财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底限在何处。蒋友柏认真观察出没街头的台北人，不再有随扈时时刻刻担忧他们安危，踏着夹脚拖鞋游走于康定路与中华路，在汉口街与成都路一带闲逛，路边摊吃面打发一餐，这是小时候在台北未曾有过的经历。他发现自己可以，可以过着两万台币包含房租水电费的租屋生活，更发现自己可以在台北生活了。
上一代蒋家人从台北政坛正式谢幕，其实是对他自己回到台北独立生活的最大助力。
台北东区，终日骚动的南京东路二段与三段之间，伊通公园的一条谧静巷子里，蒋友柏创办的设计公司，就位处在伊通街的地下一层。台湾历经政党轮替后的2003年秋天，蒋友柏与弟弟蒋友常在台北成立橙果设计公司（DEM inc.），一人负责执行业务，向外拓展关系，找钱也找方案，从小药丸到大诊所、从娱乐公仔到实用围巾，都是橙果接洽过的设计；另一人负责财务管理，偶尔也提供创意。出售创意，是蒋友柏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自己工作挣钱立足的手段。
客户的中有些人是冲着蒋家的名号来的，还有一些人在跟蒋友柏正式谈生意前，先把“两蒋”骂一顿。这使刚开公司的蒋友柏很不习惯，因为他从小听惯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但为了生意，他还是忍了。
橙果公司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它按着这个社会的规则来运行，在橙果公司经营最难，裁员超过一半也无济于事的2006年，他面临着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趁橙果还有资产和无形价值及时找人收购公司的选择。他曾一度决定将橙果出售，以给自己留有再次创业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2007年3月13日晚间，神圣铜像周围突然搭上密麻鹰架，翌日清晨时刻，晨练的高雄民众发现“中正文化中心”6.4米的蒋介石大铜像，已经身首异处，被卸解散落在了中心广场。
这年12月7日凌晨，在经历了7个小时的卸载后，台北市内的中正纪念堂门口匾额“大中至正”四大字在悬挂了27年后被养工处人员拆了下来。第二天从纪念堂前走过的人们，发现这里一夜之间变成了“自由广场”。身处“去蒋”时代的蒋友柏曾经在网络上公开表达过自己对于“去蒋”的思考：我个人衷心的希望在这一连串的“去蒋”行动之后，能够给台湾一个思考的空间，让我们的理智清楚的认知“去蒋”是为了结束一个时代，为的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民主文明更适合人生存的“后蒋”时代。
北京奥运会举办前的三个月，马英九终得换届上任，台湾又再一次政党轮替。2007年以来，在民进党政府启动去蒋化运动的纷腾年代里，蒋友柏女儿蒋得曦已出生在台北，是蒋家少数的女性，还只是一个对政治家族故事，或去蒋运动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单纯孩童。被更多台湾民众称呼她“小玫瑰”小名的蒋得曦与弟弟蒋得勇，只是单纯承继了父亲的蒋姓，一个多年后政治走味的蒋姓。刚过而立之年的蒋友柏，披挂上了人夫、人父的角色，在二十一世纪”不蒋政治、只讲创意”的台北，立了业随后成了家。
台北，这座曾经飘荡各地乡愁的城市，对蒋友柏是历经经济起飞发展了的家，是带给他特殊童年的家。因为父亲离世，他们曾经面临的人生选择，不像电影《家在台北》故事主人翁那样拥有彷徨的权利，反而背负责任更重，面临生活挑战更多，尝试走出政治以外的自我。
祖辈一代从大陆辗转赴台，台北，对于这位出身四大家族的后人，并非出自救赎性的选择。出身与身俱来，无从由衷选择，前人从政治舞台入相，后人从文化与商业舞台出将，家族包袱仍在，只是政治色彩褪淡，全线退出历史舞台，其路仍长矣。但生活方式可以自主设计，落脚台北后“不蒋政治”，是家族后人对自我生命的历史定位，目前他们的家，就在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