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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看西方文明的优点多，看中华文明的缺点多；而现在西方文明暴露的弊端引起一系列世界性危机，使中华传统潜在的精华得以展现，当此之时，更多地关注中华文明的优点及其当代及未来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在文化哲学比较中把握中华核心价值，见仁见智，可有不同表述。我倾向于把它归结为“仁恕通和刚毅”六个字。
中华文明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信仰。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仁者爱人，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从爱亲人推而爱他人爱社会爱万物，视天下犹一家，视天地万物犹一体，这是有仁德者的博大情怀。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共同体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中华仁者爱人之道与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是相通的，又有所不同。在儒家看来，爱心来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赋予，不以爱神为前提，它乃是人类共同体正常生活的内在需要，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反之，交相恶必然共相害。
中华的仁爱之道的最大特色是落实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从而具有了超越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的生命力，为当今人类多元文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径。忠道就是尽己之心帮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希望他人自立发达，但不把自己特有的方式强加于人，这就引出一个恕道，用“恕”来保证仁爱的实现。
孔子认为“恕”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精髓在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体谅人尊重人，提倡互尊的爱，不仅反对仇杀报复，也不赞成把爱强加于人，因为那不是真爱，还会引起怨恨。基督教提倡爱人并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值得肯定。但原教旨主义主张“基督以外无拯救”，把不信上帝的人视为异端，而实行“己所欲，施于人”，往往造成文明的冲突，因此开放的基督教人士赞赏孔子的恕道，提倡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尊与对话。恕道是中华文明博爱的最大特色，它在历史上大大缓解了等级制度和民族矛盾引起的内部关系紧张，保障了不同族群和信仰之间的大致和谐。
仁爱情怀再进一步落实便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脉流长，纽带坚固。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内核，向心力强；另一方面内部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又勇于对外开放学习，不同的文化渐行渐近，彼此感通互摄，以和谐为主旋律，有冲突而没有宗教战争，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发展。《易传》讲“感通”“会通”，庄子讲“道通为一”，谭嗣同讲“仁以通学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会通者彼此由沟通而融会，相互摄取，其关键在于心灵相通。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际关系与文明关系。
中华文明的主导儒学，不把自己看成绝对真理，因而具有了超越自我的气度。它重点不在向社会提供某种信仰或学说，而是向社会提供不同信仰、学说之间相处的智慧，即协调多元文化的智慧，这就是中和之道，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以中庸为至德，坚持“执两用中”，反对极化思维与行为。它站在“天下”即全人类的高度，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多样性文明。它有自尊，同时能尊重他者。孔子的“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人协调多元民族与文化关系的伟大智慧，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的深厚传统，而且养成持中、稳健、妥协、温和的民族性格，极端主义不易滋长。因此，中华文明不会成为任何其他文明的对手，只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与伙伴。当然，中华民族有文明底线的坚守，以正义为准则，以真善美为方向，不向邪恶让步，故强调“和而不流”（《中庸》）。
中华文明铸成的中华精神，可以用《易传》三句话表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它的价值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在蕴含仁恕通和的温润、包纳利他之道的同时，也不乏刚直毅勇之质，因而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担当，在民族艰难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迎风浪而上，挽狂澜于既倒，开辟出民族复兴之新路。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质直而好义”。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庸》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孟子阐扬大丈夫豪迈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养浩然之气形成独立不移的品格。这种品格正是《易传》说的“刚健中正”：不屈从亦不欺人，有毅勇而无偏邪。中国人向往在多元国家民族互尊的情况下使中华民族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向往在社会人们互尊的情况下使每个人和家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它摒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霸权逻辑，而追求国格人格的平等。今日中华民族在迅速和平崛起过程中对外实行睦邻安邻、协和万邦的方针政策，对内实行民族平等、努力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尊严的方略，正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当代体现。
西方文明主导着国际生活，它内含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的膨胀和对抗哲学的惯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用中华文明的仁恕之道、通和之理、中正之德加以补救。这不仅关乎西方和东方的地区发展，更关乎整个人类是否有光明前途。地球村公民应有这份认知和担当。
（选自《中华文化的当下精神》，中华书局。牟钟鉴先生为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
中华文明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信仰。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仁者爱人，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从爱亲人推而爱他人爱社会爱万物，视天下犹一家，视天地万物犹一体，这是有仁德者的博大情怀。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共同体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中华仁者爱人之道与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是相通的，又有所不同。在儒家看来，爱心来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赋予，不以爱神为前提，它乃是人类共同体正常生活的内在需要，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反之，交相恶必然共相害。
中华的仁爱之道的最大特色是落实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从而具有了超越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的生命力，为当今人类多元文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径。忠道就是尽己之心帮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希望他人自立发达，但不把自己特有的方式强加于人，这就引出一个恕道，用“恕”来保证仁爱的实现。
孔子认为“恕”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精髓在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体谅人尊重人，提倡互尊的爱，不仅反对仇杀报复，也不赞成把爱强加于人，因为那不是真爱，还会引起怨恨。基督教提倡爱人并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值得肯定。但原教旨主义主张“基督以外无拯救”，把不信上帝的人视为异端，而实行“己所欲，施于人”，往往造成文明的冲突，因此开放的基督教人士赞赏孔子的恕道，提倡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尊与对话。恕道是中华文明博爱的最大特色，它在历史上大大缓解了等级制度和民族矛盾引起的内部关系紧张，保障了不同族群和信仰之间的大致和谐。
仁爱情怀再进一步落实便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脉流长，纽带坚固。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内核，向心力强；另一方面内部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又勇于对外开放学习，不同的文化渐行渐近，彼此感通互摄，以和谐为主旋律，有冲突而没有宗教战争，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发展。《易传》讲“感通”“会通”，庄子讲“道通为一”，谭嗣同讲“仁以通学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会通者彼此由沟通而融会，相互摄取，其关键在于心灵相通。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际关系与文明关系。
中华文明的主导儒学，不把自己看成绝对真理，因而具有了超越自我的气度。它重点不在向社会提供某种信仰或学说，而是向社会提供不同信仰、学说之间相处的智慧，即协调多元文化的智慧，这就是中和之道，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以中庸为至德，坚持“执两用中”，反对极化思维与行为。它站在“天下”即全人类的高度，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多样性文明。它有自尊，同时能尊重他者。孔子的“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人协调多元民族与文化关系的伟大智慧，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的深厚传统，而且养成持中、稳健、妥协、温和的民族性格，极端主义不易滋长。因此，中华文明不会成为任何其他文明的对手，只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与伙伴。当然，中华民族有文明底线的坚守，以正义为准则，以真善美为方向，不向邪恶让步，故强调“和而不流”（《中庸》）。
中华文明铸成的中华精神，可以用《易传》三句话表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它的价值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在蕴含仁恕通和的温润、包纳利他之道的同时，也不乏刚直毅勇之质，因而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担当，在民族艰难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迎风浪而上，挽狂澜于既倒，开辟出民族复兴之新路。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质直而好义”。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庸》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孟子阐扬大丈夫豪迈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养浩然之气形成独立不移的品格。这种品格正是《易传》说的“刚健中正”：不屈从亦不欺人，有毅勇而无偏邪。中国人向往在多元国家民族互尊的情况下使中华民族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向往在社会人们互尊的情况下使每个人和家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它摒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霸权逻辑，而追求国格人格的平等。今日中华民族在迅速和平崛起过程中对外实行睦邻安邻、协和万邦的方针政策，对内实行民族平等、努力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尊严的方略，正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当代体现。
西方文明主导着国际生活，它内含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的膨胀和对抗哲学的惯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用中华文明的仁恕之道、通和之理、中正之德加以补救。这不仅关乎西方和东方的地区发展，更关乎整个人类是否有光明前途。地球村公民应有这份认知和担当。
（选自《中华文化的当下精神》，中华书局。牟钟鉴先生为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