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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是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继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改造道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联系毛泽东艰辛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伟大实践，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领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道路；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①据此回顾和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关键在于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改造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三条中国特色道路与毛泽东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特色改造道路，是毛泽东一手创立的。他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沿着这两条道路阔步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历史新时期。但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为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②。
一、毛泽东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然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维新仅百日就夭折了，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心目标的辛亥革命归于流产。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寻找新的解放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一些同志不知道走俄国人的路，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分析本国的问题，指导本国的革命。他们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为了学习而学习，生硬地照搬照套俄国的具体革命方法，特别是坚持搞城市武装起义，从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中国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对于这个教训，毛泽东是最早也是认识最深刻的人。他在领导秋收起义未能达到所预定的夺取城市的目的之后，毅然地把队伍带到井冈山，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落后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把革命的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意到争取农民的重要性，但不同于中国农民的西欧农民却缺乏革命的要求；列宁同样强调领导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但农民在革命中并没有被发动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的摸索，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解决了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而毛泽东无疑地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稳步前进，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言：“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②对此，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③
二、毛泽东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改造道路，完成了一化三改造，在中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那么，中国的私有制应该如何消灭呢？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不仅清醒地认识到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支柱，是一种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予以没收和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而且把握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双重作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殊性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关系等具体情况，认为应该加以区别对待。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借鉴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针对我国不同层次的私有制的特点、地位与作用，进行区别对待，采取适合它们各自情况的具体的改造形式、方法和步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马克思曾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但没有机会付诸实践。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了进行和平赎买的方案，但没有能够很好地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定息”赎买的成功政策，则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的和平赎买设想。“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④此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用引导、说服和教育的工作方法，让农民自愿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把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和对企业的改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资本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都是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科学政策。
尽管三大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总体上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在基本完成三大改造的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大都提前完成。“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①基于此，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大改造的完成，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确立。这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毛泽东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就社会发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而言，中国仍然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但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距甚远，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也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缺乏经验和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上是完全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快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如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做法等，从而试图加以纠正。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成果，包括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1956年9月中共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的文章与讲话中。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很多重大理论。比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且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另一方面，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误判，“左”的思想在1957年后逐渐发展，背离中国国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使得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建设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仔细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在和一起读书的同志的谈话中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③他还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反向思考，战略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④这为以后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的认识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许多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以及一些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或理想状态中的东西，始终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却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难以改变，而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也难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束缚。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例如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相当快的发展，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 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他在探索中所积累的正反两反面的经验，都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总结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也正因为如此，薄一波在回答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贡献时概括提出了“始于毛、成于邓”的科学论断②。
四、三条中国特色道路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对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开拓，就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解决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联系毛泽东艰辛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伟大实践，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领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主观可以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但归根结底是客观决定主观。因此，办任何事情，都得实事求是地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相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实际就是本国的国情。从毛泽东对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开拓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以形成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可见，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又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实践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推动着实践的发展。这就启示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尊重群众，相信群众，既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克难制胜的根本路线。在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例如，在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不仅在整体战略上抓住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渴求，而且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制定和实施土地改革方针，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就启示我们，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始终做到真正了解民意，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各项政策和工作是否做到了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依靠群众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无论是创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改造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把独立自主作为立足点，科学地对待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始终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③一言以蔽之，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不可能坚持走自己的路。这就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要始终牢记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的一句话：“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由上可见，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通过系统地分析毛泽东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全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就无法创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改造道路，就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曲折，根源正是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道路；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①据此回顾和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关键在于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改造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三条中国特色道路与毛泽东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特色改造道路，是毛泽东一手创立的。他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沿着这两条道路阔步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历史新时期。但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为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②。
一、毛泽东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然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维新仅百日就夭折了，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心目标的辛亥革命归于流产。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寻找新的解放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一些同志不知道走俄国人的路，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分析本国的问题，指导本国的革命。他们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为了学习而学习，生硬地照搬照套俄国的具体革命方法，特别是坚持搞城市武装起义，从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中国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对于这个教训，毛泽东是最早也是认识最深刻的人。他在领导秋收起义未能达到所预定的夺取城市的目的之后，毅然地把队伍带到井冈山，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落后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把革命的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意到争取农民的重要性，但不同于中国农民的西欧农民却缺乏革命的要求；列宁同样强调领导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但农民在革命中并没有被发动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的摸索，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解决了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而毛泽东无疑地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稳步前进，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言：“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②对此，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③
二、毛泽东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改造道路，完成了一化三改造，在中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那么，中国的私有制应该如何消灭呢？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不仅清醒地认识到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支柱，是一种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予以没收和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而且把握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双重作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殊性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关系等具体情况，认为应该加以区别对待。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借鉴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针对我国不同层次的私有制的特点、地位与作用，进行区别对待，采取适合它们各自情况的具体的改造形式、方法和步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马克思曾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但没有机会付诸实践。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了进行和平赎买的方案，但没有能够很好地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定息”赎买的成功政策，则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的和平赎买设想。“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④此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用引导、说服和教育的工作方法，让农民自愿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把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和对企业的改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资本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都是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科学政策。
尽管三大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总体上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在基本完成三大改造的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大都提前完成。“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①基于此，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大改造的完成，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确立。这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毛泽东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就社会发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而言，中国仍然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但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距甚远，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也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缺乏经验和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上是完全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快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如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做法等，从而试图加以纠正。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成果，包括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1956年9月中共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的文章与讲话中。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很多重大理论。比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且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另一方面，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误判，“左”的思想在1957年后逐渐发展，背离中国国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使得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建设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仔细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在和一起读书的同志的谈话中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③他还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反向思考，战略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④这为以后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的认识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许多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以及一些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或理想状态中的东西，始终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却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难以改变，而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也难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束缚。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例如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相当快的发展，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 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他在探索中所积累的正反两反面的经验，都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总结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也正因为如此，薄一波在回答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贡献时概括提出了“始于毛、成于邓”的科学论断②。
四、三条中国特色道路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对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开拓，就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解决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联系毛泽东艰辛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伟大实践，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领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主观可以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但归根结底是客观决定主观。因此，办任何事情，都得实事求是地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相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实际就是本国的国情。从毛泽东对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开拓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以形成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可见，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又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实践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推动着实践的发展。这就启示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尊重群众，相信群众，既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克难制胜的根本路线。在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例如，在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不仅在整体战略上抓住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渴求，而且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制定和实施土地改革方针，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就启示我们，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始终做到真正了解民意，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各项政策和工作是否做到了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依靠群众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无论是创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改造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把独立自主作为立足点，科学地对待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始终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③一言以蔽之，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不可能坚持走自己的路。这就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要始终牢记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的一句话：“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由上可见，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通过系统地分析毛泽东开拓三条中国特色道路的全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就无法创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改造道路，就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曲折，根源正是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