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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古耕虞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山货世家，他是重庆总商会会长巨贾古绥之的族孙，其父古槐青在古绥之手下做过伙计。
14岁时古耕虞赴上海，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这是父亲的主意，目的是要他学好英文。四年后古耕虞预科毕业，不但成绩全优，还善于交际，成了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
遵照父亲古槐青的意思，1923年古耕虞又去了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古耕虞在南通学习了两年，没有毕业就回家了，一方面因为色盲，不宜从事纺织技术工作；另一方面，1925年古槐青病重，只得不等儿子完成学业，便让其回重庆接班。古槐青将以前的山货庄吉亨撤销，开办了古青记。按老字号规矩，继承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拜师做学徒，古耕虞便拜其父为师，在纱号做学徒，待遇与一般学徒无异。但因受古槐青委托在重庆经营的李钰安应付不了山货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只得让未出师的古耕虞前往重庆，正式接手古青记。当时古耕虞刚满20岁。
刚到重庆的古耕虞曾经与廖熙庸有过一场冲突，廖熙庸是古槐青的“托孤重臣”，而喝过洋墨水的古耕虞对他一些老派做法很不以为然，矛盾终于爆发。当年春节，古耕虞主张不用挂春联，惹得廖熙庸大怒，大骂古耕虞为败家子，并向其父辞职。第二天，回过味来的古耕虞带着女儿，也是廖熙庸的干女儿，以到廖家拜年为名，负荆请罪，二人重修旧好。在“企业文化”上，古耕虞也不再琢磨着怎么去“西化”了。
初出茅庐的少掌柜，打的第一场商战是羊皮。当时，国际市场上羊皮看涨，古耕虞看准机会，开始大量购进羊皮。他不但动用大部分资金，还多方筹款，此举激怒了执重庆羊皮生意牛耳的裕厚长字号。裕厚长与古青记原有亲戚关系，其掌柜是古耕虞爷爷辈的人。但商战无情，老掌柜放话：“身上还满是学生气，后脚还没离开校门，晓得啥？给他点颜色看看！”不久，一条谣言便在羊皮货主中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投机惨败，亏损甚巨，古青记即将倒闭。”这个谣言使羊皮货主不敢将羊皮卖给古耕虞。此举非常厉害，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古青记就在古耕虞手上终结了。
古耕虞很冷静，他急电父亲古槐青马上从上海汇10万两银子到重庆，后来又陆续汇来近20万两。他将这些银钱分散存到重庆各大钱庄，到了结算时间，连欠款都不回收，一切营业照常。同时，古耕虞摊开总账，让他的内兄王雨樵担任经理的复兴钱庄检查，证明古青记底子雄厚，然后复兴钱庄向古青记大量发款。羊皮货主们关注的破产问题，反而在“被炒作”中大大提高了古青记的信誉。
裕厚长进攻失败，接着自己也出了问题，一个刚被撤职的经理离职之后，出于报复，转投古青记。他了解裕厚长全部的经营手段和商业秘密，此人四处奔走，揭裕厚长的老底，居然把裕厚长的客户关系全部切断了。同时，古耕虞动用全部资金，来者不拒，以高价把上市的羊皮几乎全收入囊中。
古耕虞事后总结道：“这是我初出茅庐第一仗，而这一仗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进行的。裕厚长的失败，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生意买卖人是非常讲究信用的，裕厚长造谣言，目的是使古青记在同行中丢丑……结果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而暴露其心术不正，使往来客户对它存了戒心；第二，也许更重要，裕厚长把最精干的人白白送给我用。因此，我的企业决不轻易开除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干的，担任过重要职务的。”
1926年，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只要将长江截断，外国洋行及其武装力量就成了瓮中之鳖。当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北伐军收回时，重庆的洋行一闻讯，便匆匆逃往上海了。同年，有个叫纳尔斯的美国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皮革商到重庆来收购羊皮，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对重庆的羊皮市场毫无调查研究，不懂利用当地的中国商人当买办，凭着一张银行开的信用证，只身跑到重庆，向各山货行买进了大批羊皮。到结算时，在重庆中国银行只能凭信用证抵六成，而要付的货款大大超过预期。同时，羊皮很娇嫩，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只能做肥料。当时长江正值枯水期，就算打了包羊皮也运不出去。
正当纳尔斯一筹莫展、焦头烂额之际，古耕虞决定出手。他首先跟中国银行打招呼，如果不解决纳尔斯的问题，重庆许多山货行就要被迫倒闭，还会连累全四川更多码头的小山货商跟着倒闭，事情就闹大了。接着，他找到纳尔斯，表示可以设法替他加工、打包，并用自己的信用，以非常低的利息，替他垫付了八成货款给卖主。唯一条件是纳尔斯把收购的全部羊皮交由古青记清理，而这一切古青记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由同业公会成立债权团，让纳尔斯在合同上签字：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承认中国银行是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货物交古青记加工出口。出口后将信用证的受益人改为古青记，纳尔斯为了脱身，求之不得，立即签字。
这件事让古耕虞声名大噪，一方面他逼走了一个潜在的洋商；另一方面同业大多感激他的救命之举；在中国银行那里，他也获得了信任。1926年至1927年间，四川最早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业务报告中说，古青记异军突起，擁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此时距古耕虞接掌古青记不足两年。
古青记的发展史上最关键的是古耕虞摆脱了上海和伦敦的英国中间商，直接将猪鬃输入到美国，进而垄断了重庆的猪鬃出口。1927年至1928年间，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公司派代表秘密来重庆，寻找在美国市场颇有声誉的虎牌猪鬃的主人。经过一番周折，美国人见到了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古耕虞，双方在摆脱英商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很快签订密约：该公司不再从伦敦购进猪鬃，古耕虞也不把猪鬃交给上海洋行，双方直接交易，避免他们的双重分润。那时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出口市场，全美有近500家制刷厂。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的三大支柱除钢铁外，汽车业和建筑业都离不开刷子，也就离不开猪鬃。古耕虞垄断了美国所需的猪鬃，也就有能力去垄断中国的猪鬃出口。
20世纪20年代末，重庆有几十家鬃商，到1934年，经过竞争兼并，除古青记外，仅剩3家，而且这3家也难以维持下去。古耕虞于是和他们达成协议，古青记经营重庆出口猪鬃的70%，3家各分得10%。之所以留下3家，古耕虞说，必须留有余地，否则会招同业的怨恨。更重要的是，3家能坚持到现在没有倒闭，必有人才，一定要把这些人才留住，一旦吃光3家，其人才就会散伙。日后有三长两短，靠古青记一家，有再大的本事也支撑不了一个大局面。另外，古耕虞对还不起钱的供货商不但不催逼，反而大大增加贷款，让其继续收购，对方既免于破产，又得以盈利。古耕虞在经营上能屈能伸，纵横捭阖，为同仁所称道。
抗战初期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古耕虞通过越南和东南亚国家将猪鬃运到美国；后期则利用滇缅公路和中印航线继续出口猪鬃，换回了宝贵的外汇，卓有成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也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截至1948年，古耕虞已经成了中外瞩目的大富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突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使我国猪鬃顺利出口，古耕虞贡献突出。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2000年4月29日病逝于北京。
古耕虞商业活动的最大亮点是持续不断的竞争与合作，在你来我往的商场中，他在奋斗中抉择、在逆境中崛起，紧张而有序地演出了一幕幕商战大剧。究其一生，信息、质量、信誉正是其在商海中取胜的三件法宝。
14岁时古耕虞赴上海，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这是父亲的主意，目的是要他学好英文。四年后古耕虞预科毕业，不但成绩全优，还善于交际，成了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
遵照父亲古槐青的意思，1923年古耕虞又去了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古耕虞在南通学习了两年，没有毕业就回家了，一方面因为色盲，不宜从事纺织技术工作；另一方面，1925年古槐青病重，只得不等儿子完成学业，便让其回重庆接班。古槐青将以前的山货庄吉亨撤销，开办了古青记。按老字号规矩，继承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拜师做学徒，古耕虞便拜其父为师，在纱号做学徒，待遇与一般学徒无异。但因受古槐青委托在重庆经营的李钰安应付不了山货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只得让未出师的古耕虞前往重庆，正式接手古青记。当时古耕虞刚满20岁。
刚到重庆的古耕虞曾经与廖熙庸有过一场冲突，廖熙庸是古槐青的“托孤重臣”，而喝过洋墨水的古耕虞对他一些老派做法很不以为然，矛盾终于爆发。当年春节，古耕虞主张不用挂春联，惹得廖熙庸大怒，大骂古耕虞为败家子，并向其父辞职。第二天，回过味来的古耕虞带着女儿，也是廖熙庸的干女儿，以到廖家拜年为名，负荆请罪，二人重修旧好。在“企业文化”上，古耕虞也不再琢磨着怎么去“西化”了。
初出茅庐的少掌柜，打的第一场商战是羊皮。当时，国际市场上羊皮看涨，古耕虞看准机会，开始大量购进羊皮。他不但动用大部分资金，还多方筹款，此举激怒了执重庆羊皮生意牛耳的裕厚长字号。裕厚长与古青记原有亲戚关系，其掌柜是古耕虞爷爷辈的人。但商战无情，老掌柜放话：“身上还满是学生气，后脚还没离开校门，晓得啥？给他点颜色看看！”不久，一条谣言便在羊皮货主中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投机惨败，亏损甚巨，古青记即将倒闭。”这个谣言使羊皮货主不敢将羊皮卖给古耕虞。此举非常厉害，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古青记就在古耕虞手上终结了。
古耕虞很冷静，他急电父亲古槐青马上从上海汇10万两银子到重庆，后来又陆续汇来近20万两。他将这些银钱分散存到重庆各大钱庄，到了结算时间，连欠款都不回收，一切营业照常。同时，古耕虞摊开总账，让他的内兄王雨樵担任经理的复兴钱庄检查，证明古青记底子雄厚，然后复兴钱庄向古青记大量发款。羊皮货主们关注的破产问题，反而在“被炒作”中大大提高了古青记的信誉。
裕厚长进攻失败，接着自己也出了问题，一个刚被撤职的经理离职之后，出于报复，转投古青记。他了解裕厚长全部的经营手段和商业秘密，此人四处奔走，揭裕厚长的老底，居然把裕厚长的客户关系全部切断了。同时，古耕虞动用全部资金，来者不拒，以高价把上市的羊皮几乎全收入囊中。
古耕虞事后总结道：“这是我初出茅庐第一仗，而这一仗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进行的。裕厚长的失败，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生意买卖人是非常讲究信用的，裕厚长造谣言，目的是使古青记在同行中丢丑……结果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而暴露其心术不正，使往来客户对它存了戒心；第二，也许更重要，裕厚长把最精干的人白白送给我用。因此，我的企业决不轻易开除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干的，担任过重要职务的。”
1926年，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只要将长江截断，外国洋行及其武装力量就成了瓮中之鳖。当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北伐军收回时，重庆的洋行一闻讯，便匆匆逃往上海了。同年，有个叫纳尔斯的美国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皮革商到重庆来收购羊皮，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对重庆的羊皮市场毫无调查研究，不懂利用当地的中国商人当买办，凭着一张银行开的信用证，只身跑到重庆，向各山货行买进了大批羊皮。到结算时，在重庆中国银行只能凭信用证抵六成，而要付的货款大大超过预期。同时，羊皮很娇嫩，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只能做肥料。当时长江正值枯水期，就算打了包羊皮也运不出去。
正当纳尔斯一筹莫展、焦头烂额之际，古耕虞决定出手。他首先跟中国银行打招呼，如果不解决纳尔斯的问题，重庆许多山货行就要被迫倒闭，还会连累全四川更多码头的小山货商跟着倒闭，事情就闹大了。接着，他找到纳尔斯，表示可以设法替他加工、打包，并用自己的信用，以非常低的利息，替他垫付了八成货款给卖主。唯一条件是纳尔斯把收购的全部羊皮交由古青记清理，而这一切古青记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由同业公会成立债权团，让纳尔斯在合同上签字：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承认中国银行是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货物交古青记加工出口。出口后将信用证的受益人改为古青记，纳尔斯为了脱身，求之不得，立即签字。
这件事让古耕虞声名大噪，一方面他逼走了一个潜在的洋商；另一方面同业大多感激他的救命之举；在中国银行那里，他也获得了信任。1926年至1927年间，四川最早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业务报告中说，古青记异军突起，擁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此时距古耕虞接掌古青记不足两年。
古青记的发展史上最关键的是古耕虞摆脱了上海和伦敦的英国中间商，直接将猪鬃输入到美国，进而垄断了重庆的猪鬃出口。1927年至1928年间，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公司派代表秘密来重庆，寻找在美国市场颇有声誉的虎牌猪鬃的主人。经过一番周折，美国人见到了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古耕虞，双方在摆脱英商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很快签订密约：该公司不再从伦敦购进猪鬃，古耕虞也不把猪鬃交给上海洋行，双方直接交易，避免他们的双重分润。那时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出口市场，全美有近500家制刷厂。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的三大支柱除钢铁外，汽车业和建筑业都离不开刷子，也就离不开猪鬃。古耕虞垄断了美国所需的猪鬃，也就有能力去垄断中国的猪鬃出口。
20世纪20年代末，重庆有几十家鬃商，到1934年，经过竞争兼并，除古青记外，仅剩3家，而且这3家也难以维持下去。古耕虞于是和他们达成协议，古青记经营重庆出口猪鬃的70%，3家各分得10%。之所以留下3家，古耕虞说，必须留有余地，否则会招同业的怨恨。更重要的是，3家能坚持到现在没有倒闭，必有人才，一定要把这些人才留住，一旦吃光3家，其人才就会散伙。日后有三长两短，靠古青记一家，有再大的本事也支撑不了一个大局面。另外，古耕虞对还不起钱的供货商不但不催逼，反而大大增加贷款，让其继续收购，对方既免于破产，又得以盈利。古耕虞在经营上能屈能伸，纵横捭阖，为同仁所称道。
抗战初期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古耕虞通过越南和东南亚国家将猪鬃运到美国；后期则利用滇缅公路和中印航线继续出口猪鬃，换回了宝贵的外汇，卓有成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也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截至1948年，古耕虞已经成了中外瞩目的大富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突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使我国猪鬃顺利出口，古耕虞贡献突出。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2000年4月29日病逝于北京。
古耕虞商业活动的最大亮点是持续不断的竞争与合作，在你来我往的商场中，他在奋斗中抉择、在逆境中崛起，紧张而有序地演出了一幕幕商战大剧。究其一生，信息、质量、信誉正是其在商海中取胜的三件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