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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赵树理与他的文学独树一帜，诸种关于赵树理的再解读频频见诸于论述。1953年，竹内好先生的一篇论述文章《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成为赵树理研究的重要参照。
在这篇文章里，竹内好先生引用了一位名叫冈本的学生对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述。在冈本的评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接触《李家庄的变迁》时的“惊讶”和“新鲜”感。她提出，《李家庄的变迁》是“过去的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并且，她还提到了其中“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问题”，她分析说，这问题乃是“新文学的本质问题。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赵树理的文学眼她接触过的日本或外国文学不一样，并非“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她很激动地写道：“他们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没有得到自己安身的环境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他们可以在无限广涡的空间游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与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之中。上述情况，是只有作为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而完成时，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小常和铁锁在完成典型的同时，就融入背景中去了。不言而喻，这时的所谓文学作品的背景就是社会（集体）了。”
竹内好指出冈本是完全抓住了赵树理文学核心的；竹内好本人，也给予赵树理文学非常高的评价，他重视赵树理或“人民文学”对民族意识的保留，他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当成日本国民文学的榜样。他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中对赵树理文学大为夸赞的一点是：赵树理文学作品中很好地展示了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以及这个个性问题和自我完成的问题。这是竹内好认为的赵树理的不同和新颖的性质所在，“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通常，现代文学采用的描写人物的手法是把典型从环境中选择出来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而赵树理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现代个体面临崩溃无法进行整体书写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是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之处。竹内好说，“这里所说的赵树理的不同性质，包括个性问题和自我完成的问题。这一点，把他和其他人民文学家区别开来了。”这种“个性问题和自我完成问题”是赵树理从浩瀚的“人民文学”中独立出来的独特色彩，与现代文学创造的“孤立的个人”典型不同，赵树理文学超越了“现代文学”，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典型性的同时与背景融为一体了”。
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中，可以看出竹内好在研究赵树理时对“竹内鲁迅”的继承。首先，通过阅读和学习竹内好先生的鲁迅研究，再回到《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鲁迅研究那里，还是赵树理文学这里，竹内好推崇的是一种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政治“的文学。他认为鲁迅文学作为“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作为文学者的鲁迅孕育了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作为政治家的鲁迅。基本上，竹内好也是这样评价赵树理文学的
《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中提到的赵树理文学的新颖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处理个性问题与自我完成问题，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这部小说中的“小常和铁锁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们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英雄，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般的或者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出现的”。《李家庄的变迁》可以看作是一种一个作为个人的个体与集体同构的“共同体想象”，贺桂梅在阐发竹内好先生论述时认为“赵树理取消了那种个人主义的主体，而试图建立起一种群众性主体。这一主体通過其同的阶级（农民）多村体验，达成一种‘想象的其同体’的建构。” 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想要取消“个人”而是试图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达成妥协。正如竹内好先生提到的“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一个个体还原于集体但并不失去个人性，“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孰落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于是，竹内好眼中的赵树理文学，也就不同于泛泛的“人民文学”，赵理文学与人民文学也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赵树理的小说是这样一种场域，把阶级叙事嵌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在这一过程在，赵树理同时担任了农民与政权的代言人。“问题小说”的创作，就很好地说明了赵树理同时作为农民与政权双方代言人的尴尬。表现民间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农民自身的顽疾、基层政权鱼龙混杂，这些发现表明赵树理本人对于民主革命复杂性、曲折性、艰巨性的清晰的认识。赵树理的这种问题小说创作一直持续到50年代，这就意味着，“问题”一直都在，并且没有得到解决。
“1941年他在与王春等组织‘通俗化研究会’时就提出，要改变大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凡事靠官做主’的小百姓思想，他在作品里却一再让政治权威出场作最终裁断，这种反复呈现的作品形态，说明他在响应主流政治话语和坚持农民文化立场之间，一直没有找到最满意的平衡点。”也就是说，赵树理这样的解决之道并不能真正地解放农民，农民在这个场域里仍然是权力之下的底层，这也正是赵树理的矛盾之处。
【参考文献】：
【1】陈思和. 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 上海文学，1994.
【2】祝学剑，黄文.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1）
【3】佘翠华. 论赵树理的民间立场[D].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4】赵树理. 从曲艺中吸取养料[J]. 人民文学. 1958（10）
【5】王晓明. 民间文化 知识分子文学史[J]. 上海文学. 1994（09）
【6】贺桂梅. 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J]. 文学评论. 2016（01）
【7】侯姝慧. 1960年代新故事创作机制与文体的民间性研究[J]. 文艺争鸣. 2013（03）
【8】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景丹，女，汉族，四川，在读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
在这篇文章里，竹内好先生引用了一位名叫冈本的学生对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述。在冈本的评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接触《李家庄的变迁》时的“惊讶”和“新鲜”感。她提出，《李家庄的变迁》是“过去的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并且，她还提到了其中“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问题”，她分析说，这问题乃是“新文学的本质问题。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赵树理的文学眼她接触过的日本或外国文学不一样，并非“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她很激动地写道：“他们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没有得到自己安身的环境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他们可以在无限广涡的空间游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与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之中。上述情况，是只有作为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而完成时，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小常和铁锁在完成典型的同时，就融入背景中去了。不言而喻，这时的所谓文学作品的背景就是社会（集体）了。”
竹内好指出冈本是完全抓住了赵树理文学核心的；竹内好本人，也给予赵树理文学非常高的评价，他重视赵树理或“人民文学”对民族意识的保留，他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当成日本国民文学的榜样。他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中对赵树理文学大为夸赞的一点是：赵树理文学作品中很好地展示了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以及这个个性问题和自我完成的问题。这是竹内好认为的赵树理的不同和新颖的性质所在，“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通常，现代文学采用的描写人物的手法是把典型从环境中选择出来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而赵树理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现代个体面临崩溃无法进行整体书写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是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之处。竹内好说，“这里所说的赵树理的不同性质，包括个性问题和自我完成的问题。这一点，把他和其他人民文学家区别开来了。”这种“个性问题和自我完成问题”是赵树理从浩瀚的“人民文学”中独立出来的独特色彩，与现代文学创造的“孤立的个人”典型不同，赵树理文学超越了“现代文学”，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典型性的同时与背景融为一体了”。
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中，可以看出竹内好在研究赵树理时对“竹内鲁迅”的继承。首先，通过阅读和学习竹内好先生的鲁迅研究，再回到《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鲁迅研究那里，还是赵树理文学这里，竹内好推崇的是一种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政治“的文学。他认为鲁迅文学作为“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作为文学者的鲁迅孕育了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作为政治家的鲁迅。基本上，竹内好也是这样评价赵树理文学的
《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中提到的赵树理文学的新颖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处理个性问题与自我完成问题，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这部小说中的“小常和铁锁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们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英雄，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般的或者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出现的”。《李家庄的变迁》可以看作是一种一个作为个人的个体与集体同构的“共同体想象”，贺桂梅在阐发竹内好先生论述时认为“赵树理取消了那种个人主义的主体，而试图建立起一种群众性主体。这一主体通過其同的阶级（农民）多村体验，达成一种‘想象的其同体’的建构。” 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想要取消“个人”而是试图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达成妥协。正如竹内好先生提到的“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一个个体还原于集体但并不失去个人性，“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孰落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于是，竹内好眼中的赵树理文学，也就不同于泛泛的“人民文学”，赵理文学与人民文学也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赵树理的小说是这样一种场域，把阶级叙事嵌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在这一过程在，赵树理同时担任了农民与政权的代言人。“问题小说”的创作，就很好地说明了赵树理同时作为农民与政权双方代言人的尴尬。表现民间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农民自身的顽疾、基层政权鱼龙混杂，这些发现表明赵树理本人对于民主革命复杂性、曲折性、艰巨性的清晰的认识。赵树理的这种问题小说创作一直持续到50年代，这就意味着，“问题”一直都在，并且没有得到解决。
“1941年他在与王春等组织‘通俗化研究会’时就提出，要改变大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凡事靠官做主’的小百姓思想，他在作品里却一再让政治权威出场作最终裁断，这种反复呈现的作品形态，说明他在响应主流政治话语和坚持农民文化立场之间，一直没有找到最满意的平衡点。”也就是说，赵树理这样的解决之道并不能真正地解放农民，农民在这个场域里仍然是权力之下的底层，这也正是赵树理的矛盾之处。
【参考文献】：
【1】陈思和. 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 上海文学，1994.
【2】祝学剑，黄文.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1）
【3】佘翠华. 论赵树理的民间立场[D].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4】赵树理. 从曲艺中吸取养料[J]. 人民文学. 1958（10）
【5】王晓明. 民间文化 知识分子文学史[J]. 上海文学. 1994（09）
【6】贺桂梅. 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J]. 文学评论. 2016（01）
【7】侯姝慧. 1960年代新故事创作机制与文体的民间性研究[J]. 文艺争鸣. 2013（03）
【8】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景丹，女，汉族，四川，在读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