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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维特根斯坦不可说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解读之间的互动出发，分析不可说理论对文学创作与解读的启示，阐释文学如何冲撞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由言说可说之物达到不可说之物，说明不可说作为一种叙事手法，使读者参与组合意义链条，实现文本意义开放性阐发。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 不可说 文学
一、引言
“不可说”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观点。他开篇指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对于不能谈论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换言之，语言的本质在于描述实在，划定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事实领域的东西可以说清楚，属于可说之物，事实之外的东西在世界之外，即语言之外，不属于语言问题，不可说，必须保持沉默。自然科学的命题可说，而伦理学是不可说的，而美学同伦理学是同一个东西。哲学、神秘的东西也不可说，因为“命题不能表达较高的东西”，即表达事实世界之外的东西。伦理学、美学、哲学等非实证科学不摹画事实世界，超越逻辑框架、世界和实在，试图做出意义、道德、审美价值判断，不能用命题描述，是不可说之物。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跨学科载体，因其涵盖美学、伦理学、哲学等元素，并非描摹实在世界的实证学科，属于不可说范畴。然而，文学以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方式借由可说之物言说不可说之物。
不可说理论与文学创作、解读之间存在互动，对文学创作与解读富有启示。文学冲撞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由言说可说之物达到不可说之物。不可说是一种叙事手法，使读者参与组合意义链条，实现开放性文本意义阐发。
二、文学的言说：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从可说到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意义和价值判断不属于逻辑和科学，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世界，是不可说之物，应对此保持沉默。逻辑所摹画的世界是自然科学视域的事实世界，不涉及人生意义和价值。所以，“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人生的问题仍然丝毫未被触及”。可见，对世界的认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科学实证的方式；另一种则随认识主体而变化、不可被逻辑描述的神秘、主观方式。前者可说，后者不可说。文学以不同于实证科学的事实言说方式言说人生问题，属于第二种言说与认识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指出《逻辑哲学论》包含两部分，一为已写出来的成书，另一部分是未写出来的，未写出来的部分甚至比成书更重要。他强调不可说之物虽然不可说，但触及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世界却与可以清楚言说的实在世界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是哲学未完成、有待完成的工作，而文学就参与了这部分未尽的工作。与其将不可说理解为绝对沉默，认为不可说之物无法被认识，倒不如说它们没有标准科学答案，变得难以言说，追问不得结果。然而，“与其说语句摹画事实，不如说语句把枝蔓芜杂的现实做成事实”。人性都有冲破界限的渴望，作家通过语言主观地编织世界与人生，选择性地把可说之物呈现出来，表征为故事情节、场景描述、人物刻画、心理描写、意象勾勒等，而显示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中显示，附着隐含义，文字背后是作者的态度与观点，是他对世界与人生意义、价值等不可说之物的理解与判断。就创作而言，作品包含两个文本，一为成书的显性文本，二为隐含意义的隐性文本。由此，可说与不可说形成一表一里，可说的东西“显示”世界界限，同时也“显示”不可说之物的存在。作者通过语言修辞等艺术手法，为读者修建了“可说的”这把梯子，把思想、观点、价值判断加密在文字中，透过可说言说不可说。读者从人物、情节、场景、意象等显示的可说之物中解读文本背后不可说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学帮助哲学完成其工作之一，即“通过清楚地表现出可以言说的东西来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
“人所共知人人会说的东西不稀罕，不易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深度，不可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更深的东西”。作者把意义掩埋在文字下，使作品成为含糊的能指，间接提示所指，文学的解读变得盎然生趣。对作者不可说、不能说、有意不说之物的追问将作品内涵推向深刻。受时代背景的制约，作者有时不得不对不可说保持沉默，但借助文学，作者找到了保护伞，把不可说之物表征于人物、情节、场景等。透过可说的，不可说的虽然没有被直接显示，却于隐含、暗示中被提示、被表达。读者由可说之物拼凑作者眼中的图像，挖掘作者的动机、态度、观点、社会背景、文本意义。文学是两个文本的结合，一个为作品本身，是显性文本，表现为可说；另一个为潜藏作者观点的文本，是隐性文本，表现为不可说。就文学而言，裹挟在文字中的不可说的文本，是深刻所在，隐含作者与时代的声音。
三、不可说的叙事策略：文本意义的开放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能够被显示的，不能被言说”。“的确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身”。不可说之物通过显示自身为我们认识，“显示”是由可说之物推出不可说之物的过程。通过可说之物这把梯子，我们达成不可说之物的深度。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诚然，造成文学不可说隐性文本的原因可能在于时代背景与个人局限等，作家被迫将隐含义潜藏，因为不能明说，只能通过可说之物暗示不可说之物。但不可说也是一种美学需要：不是不能说，而是故意不说，为了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为了留给读者想象与解读的空间，开放文本意义。这种有意不说尤其表现在“作者已死”、意义无限开放的后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时候，即便能说清楚，作家也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点到即止。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写作与不可说理论之间不无互动之处。海明威认为：“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了出来。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种叙事美学是：作家只需把所要表达的八分之一写出来，其余的八分之七省略不写。从不可说理论来看，显现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是可说之物，隐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是不可说之物（或者说是作家故意不说之物）。强调不可说，是为了避免语言、思想堆砌，是为了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有意隐去八分之七的事态，效果如中国书画留白。留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着墨处，亦如不可说重于可说。作品的意义绝不止于作家搁笔之时，而是由无数读者对作品的阐发共同构筑，使作品的思想与价值无限生成。坚持不可说创作是坚持作者话语的节制，避免过度干预读者。冰山原则，即由显现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推断水面之下的八分之七，与由视野之物推断眼睛的存在、由可说的梯子通向不可说理论有类似逻辑，既考验作者写作能力，也考验读者解读文本的能力。 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显现的表征填补空白，将作者有意打断的意义链条重新连接。一千个读者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认识主体拼凑起复数的意义、思想、世界，互动交锋，这就是文学坚持不可说、不明说的价值。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在《观赏黑鹦鹉的十三种方式》中强调：多重角度生产多重意义。超越实证科学与逻辑世界的范畴由于牵涉意义和价值判断，不可能有统一科学答案，因而不可说。但不可说是对多重意义采取开放的态度，消解逻各斯话语。没有标准答案，人人都能对不说之物进行解读，反而使不可说变得人人可说，而且说的角度各不相同，为认识世界提供多元角度，因为对不可说之物的认识过程是“体验”，“体验是不需要预设意义存在的，我们的体验往往是随着我们的认识而变化的，随着我们自身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有所不同”。每个认识主体、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就是为认识世界提供独特视角做贡献。
潜藏在水面下的文学冰山是一个意义与价值判断的主观世界，不管是作者投射的、还是读者解读出来的世界，都反映出认识主体对人生的不同态度。“意义和价值在事实的世界之外，不是语言问题，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而只能在‘哲学的自我’即形而上学主体对世界的‘态度’中体现出来。世界的事实不可改变，能改变的只是哲学的我对世界的态度，世界因此才有不同的面貌（幸福的和不幸的），世界和人生因此才是一回事”。可说的实在世界不可改变，不可说的生命意义与价值随认识主体（读者）的态度（对世界的认识）变化而变化，因此有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即人生的观点。同一个文本，乐观与悲观的读者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对文学中不可说之物，即水面下的冰山的解读，是世界观、人生观，是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与价值判断。
不可说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解读之间形成亲密互动。就创作而言，作为非实证科学的文学包含两个文本：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显性文本即成书，隐性文本即隐含在文字背后的作者思想。作者试图冲破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实现从显性文本到隐性文本的过渡，从可说之物暗示、言说不可说之物。就读者解读而言，不可说是一种服务于作品意义开放性的叙事技巧。不可说是有意不说，是为了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给予读者想象空间以挖掘水面下八分之七的冰山，避免作者话语过度干预，而由千万读者拼凑起来的千万条意义链条造就思想交锋，为认识世界与人生提供多元视角。
参考文献：
[1] 崔道怡.“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王平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 鉴传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前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江怡.逻辑哲学论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作 者：卢迎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美国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 不可说 文学
一、引言
“不可说”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观点。他开篇指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对于不能谈论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换言之，语言的本质在于描述实在，划定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事实领域的东西可以说清楚，属于可说之物，事实之外的东西在世界之外，即语言之外，不属于语言问题，不可说，必须保持沉默。自然科学的命题可说，而伦理学是不可说的，而美学同伦理学是同一个东西。哲学、神秘的东西也不可说，因为“命题不能表达较高的东西”，即表达事实世界之外的东西。伦理学、美学、哲学等非实证科学不摹画事实世界，超越逻辑框架、世界和实在，试图做出意义、道德、审美价值判断，不能用命题描述，是不可说之物。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跨学科载体，因其涵盖美学、伦理学、哲学等元素，并非描摹实在世界的实证学科，属于不可说范畴。然而，文学以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方式借由可说之物言说不可说之物。
不可说理论与文学创作、解读之间存在互动，对文学创作与解读富有启示。文学冲撞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由言说可说之物达到不可说之物。不可说是一种叙事手法，使读者参与组合意义链条，实现开放性文本意义阐发。
二、文学的言说：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从可说到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意义和价值判断不属于逻辑和科学，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世界，是不可说之物，应对此保持沉默。逻辑所摹画的世界是自然科学视域的事实世界，不涉及人生意义和价值。所以，“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人生的问题仍然丝毫未被触及”。可见，对世界的认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科学实证的方式；另一种则随认识主体而变化、不可被逻辑描述的神秘、主观方式。前者可说，后者不可说。文学以不同于实证科学的事实言说方式言说人生问题，属于第二种言说与认识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指出《逻辑哲学论》包含两部分，一为已写出来的成书，另一部分是未写出来的，未写出来的部分甚至比成书更重要。他强调不可说之物虽然不可说，但触及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世界却与可以清楚言说的实在世界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是哲学未完成、有待完成的工作，而文学就参与了这部分未尽的工作。与其将不可说理解为绝对沉默，认为不可说之物无法被认识，倒不如说它们没有标准科学答案，变得难以言说，追问不得结果。然而，“与其说语句摹画事实，不如说语句把枝蔓芜杂的现实做成事实”。人性都有冲破界限的渴望，作家通过语言主观地编织世界与人生，选择性地把可说之物呈现出来，表征为故事情节、场景描述、人物刻画、心理描写、意象勾勒等，而显示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中显示，附着隐含义，文字背后是作者的态度与观点，是他对世界与人生意义、价值等不可说之物的理解与判断。就创作而言，作品包含两个文本，一为成书的显性文本，二为隐含意义的隐性文本。由此，可说与不可说形成一表一里，可说的东西“显示”世界界限，同时也“显示”不可说之物的存在。作者通过语言修辞等艺术手法，为读者修建了“可说的”这把梯子，把思想、观点、价值判断加密在文字中，透过可说言说不可说。读者从人物、情节、场景、意象等显示的可说之物中解读文本背后不可说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学帮助哲学完成其工作之一，即“通过清楚地表现出可以言说的东西来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
“人所共知人人会说的东西不稀罕，不易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深度，不可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更深的东西”。作者把意义掩埋在文字下，使作品成为含糊的能指，间接提示所指，文学的解读变得盎然生趣。对作者不可说、不能说、有意不说之物的追问将作品内涵推向深刻。受时代背景的制约，作者有时不得不对不可说保持沉默，但借助文学，作者找到了保护伞，把不可说之物表征于人物、情节、场景等。透过可说的，不可说的虽然没有被直接显示，却于隐含、暗示中被提示、被表达。读者由可说之物拼凑作者眼中的图像，挖掘作者的动机、态度、观点、社会背景、文本意义。文学是两个文本的结合，一个为作品本身，是显性文本，表现为可说；另一个为潜藏作者观点的文本，是隐性文本，表现为不可说。就文学而言，裹挟在文字中的不可说的文本，是深刻所在，隐含作者与时代的声音。
三、不可说的叙事策略：文本意义的开放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能够被显示的，不能被言说”。“的确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身”。不可说之物通过显示自身为我们认识，“显示”是由可说之物推出不可说之物的过程。通过可说之物这把梯子，我们达成不可说之物的深度。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诚然，造成文学不可说隐性文本的原因可能在于时代背景与个人局限等，作家被迫将隐含义潜藏，因为不能明说，只能通过可说之物暗示不可说之物。但不可说也是一种美学需要：不是不能说，而是故意不说，为了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为了留给读者想象与解读的空间，开放文本意义。这种有意不说尤其表现在“作者已死”、意义无限开放的后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时候，即便能说清楚，作家也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点到即止。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写作与不可说理论之间不无互动之处。海明威认为：“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了出来。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种叙事美学是：作家只需把所要表达的八分之一写出来，其余的八分之七省略不写。从不可说理论来看，显现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是可说之物，隐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是不可说之物（或者说是作家故意不说之物）。强调不可说，是为了避免语言、思想堆砌，是为了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有意隐去八分之七的事态，效果如中国书画留白。留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着墨处，亦如不可说重于可说。作品的意义绝不止于作家搁笔之时，而是由无数读者对作品的阐发共同构筑，使作品的思想与价值无限生成。坚持不可说创作是坚持作者话语的节制，避免过度干预读者。冰山原则，即由显现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推断水面之下的八分之七，与由视野之物推断眼睛的存在、由可说的梯子通向不可说理论有类似逻辑，既考验作者写作能力，也考验读者解读文本的能力。 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显现的表征填补空白，将作者有意打断的意义链条重新连接。一千个读者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认识主体拼凑起复数的意义、思想、世界，互动交锋，这就是文学坚持不可说、不明说的价值。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在《观赏黑鹦鹉的十三种方式》中强调：多重角度生产多重意义。超越实证科学与逻辑世界的范畴由于牵涉意义和价值判断，不可能有统一科学答案，因而不可说。但不可说是对多重意义采取开放的态度，消解逻各斯话语。没有标准答案，人人都能对不说之物进行解读，反而使不可说变得人人可说，而且说的角度各不相同，为认识世界提供多元角度，因为对不可说之物的认识过程是“体验”，“体验是不需要预设意义存在的，我们的体验往往是随着我们的认识而变化的，随着我们自身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有所不同”。每个认识主体、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就是为认识世界提供独特视角做贡献。
潜藏在水面下的文学冰山是一个意义与价值判断的主观世界，不管是作者投射的、还是读者解读出来的世界，都反映出认识主体对人生的不同态度。“意义和价值在事实的世界之外，不是语言问题，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而只能在‘哲学的自我’即形而上学主体对世界的‘态度’中体现出来。世界的事实不可改变，能改变的只是哲学的我对世界的态度，世界因此才有不同的面貌（幸福的和不幸的），世界和人生因此才是一回事”。可说的实在世界不可改变，不可说的生命意义与价值随认识主体（读者）的态度（对世界的认识）变化而变化，因此有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即人生的观点。同一个文本，乐观与悲观的读者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对文学中不可说之物，即水面下的冰山的解读，是世界观、人生观，是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与价值判断。
不可说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解读之间形成亲密互动。就创作而言，作为非实证科学的文学包含两个文本：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显性文本即成书，隐性文本即隐含在文字背后的作者思想。作者试图冲破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实现从显性文本到隐性文本的过渡，从可说之物暗示、言说不可说之物。就读者解读而言，不可说是一种服务于作品意义开放性的叙事技巧。不可说是有意不说，是为了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给予读者想象空间以挖掘水面下八分之七的冰山，避免作者话语过度干预，而由千万读者拼凑起来的千万条意义链条造就思想交锋，为认识世界与人生提供多元视角。
参考文献：
[1] 崔道怡.“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王平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 鉴传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前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江怡.逻辑哲学论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作 者：卢迎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美国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