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灌满了这间朝南的公寓，一袭黑色、休闲打扮的主人站在光线明亮的落地窗边，正得见北京繁华的“城市心脏”风貌。其实，刘钊搬来“楼房”安顿仅一年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只住“平房”。前前后后经历了三座四合院大宅，对他来说，四合院的日子像过眼云烟——那一篇翻过了。他说，“生活如同一章衔接另一章的戏剧。”回看年轻时的自己，深宅大院的生活“更有感觉”，好像能与特定的历史风华产生关联。“每每看过去的影视剧时，都会参考里面的布局氛围，觉得这样、那样的东西摆在家里肯定不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禁想象80岁的自己，待到那时，感觉打理一个哪怕面积更小的平层公寓都足矣，“随遇而安，眼前的才是实际的，现在过的更多是日常化的生活。”他说。
　　从四合院搬到公寓前，他曾因疫情“滞留”欧洲数月，身边并没带太多东西，“被迫”断舍离，他靠一双运动鞋漫步巴黎，直到鞋底被磨歪。习惯了简单的日常，他深感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也让他“无缝”适应到现在的状态。早起去厨房泡咖啡，然后在客厅一角的写字桌前学法语、练钢笔字，下午出门健身，晚上回家则准备点“越来越简单”的精致饭菜——卧室、客厅写字桌、厨房餐桌串联起的一条动线，勾勒出日常的基本生活状态：“我在很大的房子里，常去的也只是几个小房间，总有些角落才是最有安全感的，其他的则是功能性的、招待性的。现在，即便在面积小很多的房子里，也有一部分空间不怎么会‘去’，只用来‘存着’我舍不得扔的家具。”
　　生活状态从“大房子变到小房子”，他坦言，肯定也有不习惯，渐渐就感受到住现代化楼房的便利，比如，一下多了不少隐私感，仿佛进入“文明社会”。夏季电费是以前的十分之一，冬季的则是以前的四十分之一，他这才有了概念，现代公寓比传统房子环保多了。搬家的时候，他“处理掉”四分之三的個人物品，却仍嫌留下的那不到四分之一里“零碎儿太多”：书籍摆满书架后还富余了六七箱;衣服与鞋根本穿不过来，“在巴黎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衣着休闲，只涂个口红，是‘fresh’！穿得特别正式，再画个全妆是‘old-fashioned’。简单生活日趋潮流，繁复已不再是主流。”他说话间随手整理着写字桌的台面，挪开一些文具、摆件之后，再长舒一口气——东西少了竟让人心情愉悦。
　　刘钊观察自己的人生过程，过去是由简入繁，慢慢有一天觉悟了，又重新回归简单。在全新的简单生活中，究竟哪些该“去”，哪些该“留”？他笑称，“我能将就，也会讲究，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保留下来的经典物件他一定会常用，用着用着发现它们依然承载着情绪，不断勾起美好的记忆，或者它们适应当下的生活，与仍保持的习惯息息相关。厨房的咖啡机上摆着半打款式各不相同的咖啡杯，让他每天喝的三杯咖啡都“搭配”不同的记忆故事。餐厅的麻质印花桌布购自巴黎的百货商店，店员当时询问，这种夸张的材质打算怎么用，他答道，“我们家特别戏剧化，大俗即大雅”。
　　20世纪90年代初，是国内时尚的起步期，他从那时开始从事公关传播与交流，跟随时代脚步，抓住过充满可能性的机遇窗口，并将一些具有仪式感、戏剧化内容延展到个人生活中，“放大”了自己唯美的梦想，亦形成了一套不易松懈的规范与教养。他在家会用一双宝蓝色绒面皮鞋搭配纯黑的休闲家居服，他说：“请客来家，不要让客人脱鞋，主人自己准备一双干净漂亮的鞋子，不要穿拖鞋。去别人家做客，也最好穿着皮底鞋，不带灰。”尽管疫情期间他并不需要招待朋友，却也惯用漂亮的器皿为自己盛餐，配以银质茶壶、酒壶、水晶酒杯，因为“好东西聚在一起有种气场，哪怕吃外卖，也很开心。”
　　刘钊家中这些终究没舍得“摆脱”的“好东西”，聚起的气场呈“弥散”状态。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钟与20世纪初的上海美华利插屏钟相距不远，机械指针发出的清脆哒哒声在空间中形成小小的振荡。每逢一刻，钟表交相奏出报时的悦耳旋律，仿佛百年前的回声轻轻落在同时期的古董家具上。时光的印记虽然厚重，却因其充满流动性而不显沉重，或许因为这间公寓、这些物件的主人知道，时光荏苒，世上没有能够永远留住的东西。他面对时代变化的态度，可以通过在每一处房子只租住的态度来理解一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只喜欢租房子？因为自由。时代并不随人而去留，人随时也可以走，无须忍受。”他说，未来也不太想回到四合院里住了，宁可去各地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