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研究。时至今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一致，即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作品中深刻的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对其小说进行仔细研读，结合大量汪曾祺作品的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试图揭示汪曾祺与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佛教思想；禅宗意蕴
　　一、 汪曾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必然会有特定的原因，并且这种接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人生的成长，来自于家庭、社会、周围的生活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才会使一个人慢慢接受某些思想并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首先，汪曾祺的家乡对于他佛教思想的接受有重要的影响。汪曾祺的故乡在江苏省的高邮市，而在汪曾祺的笔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中，高邮成为了汪曾祺先生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故乡的风土人情的。
　　其次，长辈对汪曾祺佛教思想的接受也有重要影响。我们知道，孩童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的获得都是来源于自己的家长传授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汪曾祺小时候思想的接收是深受家庭影响的。汪曾祺的家庭在旧时代的高邮是一个大户，是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最后，汪曾祺的经历养成他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汪曾祺在家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生活，他在这里读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读高中时正逢抗日战争的爆发，到处辗转躲避战乱因而导致学业时断时续。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和家人到乡下的一个小庵住了几个月躲避战乱，这几个月对汪曾祺来说是全然不同于他日常的生活，这是他近距离接触佛门生活。这段生活经历给汪曾祺提供了丰富的佛教的养料，《受戒》里的菩提庵、僧人和英子一家的原型都源自于此。
　　汪曾祺的思想中是切实存在着有关佛教思想的，这些思想是来源于他在家乡寺庙中的见闻感受，源于他家庭生活的影响，源于他的长辈的言传身教，源自于他复杂多难的人生经历的历练。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促使佛教思想在汪曾祺的脑海中生根发芽，占据一定的地位。作为一个作家，汪曾祺必然要通过作品来展现他的思想，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关照，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富含佛教思想、禅宗意蕴的独特样态。
　　二、佛教思想在文本中的流露
　　汪曾祺的小说通过童年、青年的眼光来描写自己故乡的风情和人物，呈现出一种清淡委婉、平淡自然的状态，隐含着他对于生命形式和生活样式的独特追求，流露着自己独有的思想，其中包含有一些佛教的思想。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涉及佛教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些佛教思想的基本展现，另一方面是一种富于禅意的生活情趣的体现。汪曾祺在小时候的生活受到了来自于家庭和家乡生活的影响，使他对佛教思想和寺庙生活都有直观的了解。有了这样的文化积淀，他所写的作品或多或少的涉及了佛教思想和佛教题材，他通过小说中佛教思想的流露表达自己对于人生和社会事件的关照。 这些作品有的是题材直接取自于佛门，如：《复仇》、《幽冥钟》，有的则是反映佛门生活的，如：《受戒》、《庙与僧》、《仁慧》、《三圣庵》等。我主要以《复仇》、《幽冥钟》、《螺蛳姑娘》三篇小说来阐述一下汪曾祺在小说中涉及到的一佛教思想，如：冤亲平等、救苦救难、现世报应等。 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涉及更多的有关佛教的思想，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整体上呈现着一种富有禅意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样式。
　　汪曾祺曾经这样讲到：“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认为“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现代读者生活不能容忍编造”。从汪曾祺对自己小说的几句的评论中，我们得知汪曾祺对小说创作的独特思想，就是本着生活的原貌写，小说即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不靠自己编造来显示生活，小说中社会风情和人物世界都与现实生活保持着相对的真实统一。汪曾祺在他文章中涉及到的地区以高邮、昆明、北京和张家口这四个地区为主，他对这四个地区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民情画的描写，其中参入了大量的社会风情描写，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成了一个小市民的世界。 正是基于汪曾祺这样的追求，使我们读他的小说感到十分贴近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距离感，就像是自己身处在文中一样。汪曾祺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物都是取自于生活之中十分常见、日常的事物，他只是对这些事物，人物的心理状态做了平常的记录，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做了简单的搬运，把他们从生活中不动声色的搬到了小说中。而汪曾祺说到他笔下的人物时曾经说他写的“是小市民，我所熟悉的小市民”，这里就让我们看一下他笔下的这些日常的小市民和小市民构成的平民世界。
　　在《跑警报》中，汪曾祺为我们描写了一群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的学生和市民。小说没有描写日军轰炸的硝烟弥漫，叙述的是躲避轰炸过程中一群人上演着的各式生活。《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在“炕蛋”期间，他兢兢业业，来不得一丁点马虎，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确保鸡蛋的孵化率。在完成“炕蛋”这一神圣的工作之后他就悠闲的多了，这时候他可以拿着茶壶到处溜达，聊天喝酒了。汪曾祺并不诉说余老五人怎么样，只是将余老五的现实生活做展现，他的生活就是在“炕蛋”和悠闲之中转换，年年如此。《异秉》中药店里的管事和伙计们各司其职，各管其事，将药店打理的有条有序，他们工作之余就是聚在一起闲聊，聊天聊地，享受着平常的生活。《戴车匠》中，戴车匠的工作就是做木制的工具家什，他没有别的奢求，只一天到晚在自己的车床前辛勤的劳动，“他就和这张床子一体了，一刻不停的做起活来了”，这是戴车匠的日常的生活。《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负责到各家去收集废纸，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而这就是他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最终在九十七岁无疾而终。《如意楼和得意楼》讲诉了两个茶楼的老板的故事，平实的叙述了两个茶楼的日常经营活动，老板的精神状态。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些平常人物和平常生活中恰恰体现出了一种平常心，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体现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正是佛家所讲的“见性”之说，是这些人物找到了自我。仔细看一下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他们随都是平常人，都是平民，但是他们具有了一种平常心，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着自己的本职的工作，达到了一种对于生活的平淡，这种平淡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精神。前面讲汪曾祺对佛教的接受的时候我已经提到，汪曾祺由于特定的原因养成了随遇而安的哲学，他笔下的人物同样具有这样一种性格，平淡、顺应自然、随遇而安。这些人物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们在这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乐趣，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即便是他们面对着人生的苦难和挫折，他们依然能够随遇而安，达到一种禅的乐趣，悠然自得，在平常简单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解脱自己了。
　　参考文献：
　　汪曾祺：《说短》，《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