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如何找到认同的依据。得有某种认同,有精神领域的某种价值标准。说得更大一些,和信仰之间也有关系。我们如今对这些东西的强调太少了,批评家们是否得为建立这些标准发出自己的声音呢?所以在这么一个离散的社会,知识分子责任重大。在离散中寻找一种新的认同,建构新的价值,这可能是将来的文学需要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