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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景观。 中国的史书，无论官修还是民撰，谋臣策士 都被当作重要角色，有时还被刻画为一身 系成败安危。就拿战争这个对人类最严肃 的事情来说吧，中国史书中的战争，常使人 以为战争就是计策和谋略的较量，孙子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 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更有托名 孙子的流俗之辈作三十六计以及众多的戏 剧演义小说之流，使计谋的作用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里头诸葛亮鬼神莫测的计谋可谓 其中经典。
和我们相比，西方人往往不敢给人的 能力以这样高的估计。罗马人和斯巴达人， 是古代西方世界里最善战的民族，在他们 的战争记载当中，将军是惟一重要的角色， 虽然在两军阵前，将军也常依靠言辞来激 励将士的勇气和信心，但是最终他们承认 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战争的胜败只不过表 现了神的意愿。所以取胜以后，他们从来不 会忘记给护佑自己民族的神祗献上贡品和 举行庆祝仪式，而失败者也总是以命运无 常，警告胜利的一方要有所节制。因而虔敬 和勇敢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美德，就像在我 们这里智慧与谋略是实现正义的重要工具 一样。对于智慧、言辞、德性和韬略这些属 人的技艺，西方人总是保留着极大地克制，以免自己僭越了自然的限度。《圣经》中巴比伦通天塔的修建及其失败，是来自上帝的警告。罗马人在实践他们的统治时认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武力和勇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懦弱的表现。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罗马皇帝才把统治的主要手段转变为依靠外交谋略。在他们的历史中，谋士及其韬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令人赞叹的例子或者光彩的篇章。即便到了今天，美国人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战争经验，可是他们的将军依然宁愿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先进的武器和优势的物力，而罕有大胆的谋略。而日耳曼人的后裔，悍勇善战的德国人，在两次大战中所赖以取胜的是严明的纪律、精密的计划和战士的勇敢，当然背后还有高效的工业生产能力作为支撑。
这种差别对民族性格的养成有一定的作用，在面临机会和危险的时候，人总会依照习惯做出符合其本能的反应。就在“新罗马”的鹰派越来越放肆地营造他们的新帝国的时候，黑石先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钻研《战国策》，对其中的谋略与智慧赞叹有加，以为“宝典”，他把自己对《战国策》的理解和评论印刷成书，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战国策》记载了中国谋士们最辉煌的岁月，同时它也是谋士们揣摩学习提高的教材。谋士因其总躲在幕后，他们的言辞和心理很少能被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来，但是，在战国的时候，谋士们不仅活跃在前台，而且其锋芒几乎要盖过帝王将相，空手富贵，风头出尽。他们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列国之间，扮演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要角色。《战国策》汇录了他们的言辞和活动，也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谋士的心理。
谋士们最重要的特性是对国家和君主缺乏臣子的忠诚，也没有感情，对于城邦没有爱也不会有恨。这是由于他们自外于城邦，而把执着于城邦的激情和情感，视为愚蠢或者虚伪。
虽然谋士们热中于拿国家命运和君王大臣的安危宠辱说事，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为君王大臣的事务和命运真的担忧和烦恼，因为谋略只是他们营求功名富贵的手段。他们会针对君王的不同喜好提出完全不同的策略和建议，对他们而盲，最重要的是握有权力者对他们才智的信任，而不是对政策实践的后果负责，这使他们与幸臣的品格有些类似。不过，谋士们对于君王和国家很少利益上的依靠，也没有情感上的依赖，他们凭自己的智慧吃饭。在施展谋略的时候，他们无情地利用君王的一切弱点，而对国家的兴衰，忠臣奸佞的起伏，则完全漠然置之。高明的说客，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在相互敌对猜忌的雄霸列强之间，毫不遮掩地利用君王权贵们的贪婪、胆怯、短视、雄心，甚至制度的漏洞，天时的不利、地形的缺陷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内。对于城邦，谋士们既不承担任何政治后果，也不会牵动良心和情感，城邦是他们的衣食之所，但不是他们的父母之邦。摒弃了城邦，谋士们如同天上的风筝，潇洒灵动，飘忽无常，然而城邦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子女同胞，他们再也无法与城邦分享喜悦和恐惧。
与幸臣一样，谋士的作用最终取决于君王。明智、威严的君王能够操纵谋士们的智慧，激发他们对王者的忠诚和畏惧。谋士们会因此成为君王打击贵族和消灭其他国家的有力帮手，商鞅、范睢、李斯等就是范例。如果君王像楚怀王那样贪财好色，既无识人之明，又无赏罚之决断，谋士说客就轻松自如地把君王玩弄于股掌之上，以遂其私。
谋土们以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看待人世间的一切情感和变化，源于他们对人性世态的体察。苏秦发达以后，嘲弄地问嫂子为何“前倨后恭”，她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感叹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广这个故事或许说出了很多纵横之士的心里话。因而鬼谷子教导自己的弟子：“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以一种近乎游戏的态度，谋士们品味着驾驭人们的激情和不健全的理性的快乐，他们自己则丝毫不愿意分享这些情感，也丝毫不以为自已有义务与城邦同患难共命运，为城邦兴利除弊。或许在他们眼里人类的争斗是永恒的，因为人类不可能拥有健全的理性，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智慧创造出“地上的天国”，实现持久的和平。
谋士们以从容的态度接受了人类的各种缺陷，没有怜悯，也不会愤怒。他们也这样看待自己。也正因此，我并不以为他们是真正的无耻之徒。谋士们从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尚，从而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名节。燕国有人指责苏秦不忠不信，苏秦反话道：“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疆兵哉?”在必要时，谋士们甚至不惜自污自贱来保全君王的信任。甚至中国人一向最为珍视的身后的荣誉和名声，也吓唬不了他们，在他们眼里：“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也。”所以，人又何必操心死后的事情呢?
考虑到这些品性，竭尽心智求得强国富民的韩非把他们列入“五蠹”之一，就丝毫也不奇怪了，韩非说他们：“伪设称诈，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我猜想对于韩非的指控，他们是不屑否认的，因为韩非所孜孜以求的国家强大和政治良善，对谋士而言或者毫无意义，或者根本就是妄想，“以成其私”在谋士们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儒家也很看不起谋士，曾巩直斥《战国策》为“邪说”，他说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曾巩的评价主要着眼于正风俗、明教化，修法度的目的，这目的在谋士们也不过是虚妄的“不可能之任务”。
在后来历史中，谋士们这种独立于城邦的品格，为帝国所不容，只能或者托庇于权臣，或者隐匿于山林，更为通常的情况是臣服于帝王的威严，沦为师爷僚属之辈。不过，他们对帝国的忠诚总是半心半意，一有机会，就试图超越帝王的权威和法律，摆脱“圣人之道”的压迫，尤其是国家衰弱、大道不行的时候。即便是在这种时候，谋士们也不再敢向往其本身的独立，而充其量也只是待价而沽，投奔吏有势力的靠山。
黑石先生对《战国策》的重新发掘，其中心在复原谋士们意气风发的年代，重新突出了智慧与道德、现实与理想、政治和教义之间的对峙。为先民们的智慧恢复了坦然自信的气魄，在高唱道义，暗行苟且的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
固然，谋士们对城邦的叛离不可能造就真正的自由，他们的偏狭自私、无情无义也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君王们驯服了他们，才使帝国的建立成为可能。不过，我们的民族以一种更为宽厚的态度接纳了他们，使智慧和谋略成为民族本身的特征之一。它们已经深深地融人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君子之道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自处和与他人共处的本能习惯，在其中，谋士们那种乖戾奸诈之气消于无形，智慧表现为一种优雅、自信的风度，对人的虚伪和弱点的明察和宽容，以及面对困难时，镇定自若，聪敏耐心。比如吾友黑石先生，虽然编纂了这样一部《谋略与雄辩的宝典》，但是他自己却实在是个诚挚的君子，为人质朴腼腆，再厚道不过了。对于不平之事常常无法遏制，9己的愤怒，也不善辞令，木讷得近乎迂腐，常常让我想起鲁迅所写的柔石。就此而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存续更为依赖对人的激情和智慧的塑造和驾驭，而不是对物的役使。
对于民族的传统，一种流行的意见是轻蔑甚至仇恨的，其中暗含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憎恨。这种意见把我们民族后来的屈辱和不幸，统统归咎于我们祖先的言行思想、风俗道德、制度政策。这样说的人，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古代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和良善的政治，而把一切都贬低为野蛮残酷，灭绝人性。这里无法充分讨论这种意见，我只是想说，这种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他人的态度是丑陋的，归咎于自己的祖先就更令人羞愧了。与流行的理论相反，这种态度丝毫无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一个自我憎恨厌弃的民族是不可能自重更不可能被尊重，它也使整个民族无法团结和共同面对灾难，分享喜悦。更何况这种看法还严重地扭曲了历史事实，阻止了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反省。 所以，本书虽然以“古为今用”为其卖点，但倘若黑石先生的努力被简单地当作中国人狡诈权谋，不讲信义，尔虞我诈的新证据，那实在令人沮丧。坚持这样态度的人，不妨品味一下太史公对苏秦的朴实评论。“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间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谋略与雄辩宝典<战国策)精华全解析》，中国戏剧出版社2咖年5月版，25．80元)
和我们相比，西方人往往不敢给人的 能力以这样高的估计。罗马人和斯巴达人， 是古代西方世界里最善战的民族，在他们 的战争记载当中，将军是惟一重要的角色， 虽然在两军阵前，将军也常依靠言辞来激 励将士的勇气和信心，但是最终他们承认 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战争的胜败只不过表 现了神的意愿。所以取胜以后，他们从来不 会忘记给护佑自己民族的神祗献上贡品和 举行庆祝仪式，而失败者也总是以命运无 常，警告胜利的一方要有所节制。因而虔敬 和勇敢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美德，就像在我 们这里智慧与谋略是实现正义的重要工具 一样。对于智慧、言辞、德性和韬略这些属 人的技艺，西方人总是保留着极大地克制，以免自己僭越了自然的限度。《圣经》中巴比伦通天塔的修建及其失败，是来自上帝的警告。罗马人在实践他们的统治时认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武力和勇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懦弱的表现。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罗马皇帝才把统治的主要手段转变为依靠外交谋略。在他们的历史中，谋士及其韬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令人赞叹的例子或者光彩的篇章。即便到了今天，美国人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战争经验，可是他们的将军依然宁愿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先进的武器和优势的物力，而罕有大胆的谋略。而日耳曼人的后裔，悍勇善战的德国人，在两次大战中所赖以取胜的是严明的纪律、精密的计划和战士的勇敢，当然背后还有高效的工业生产能力作为支撑。
这种差别对民族性格的养成有一定的作用，在面临机会和危险的时候，人总会依照习惯做出符合其本能的反应。就在“新罗马”的鹰派越来越放肆地营造他们的新帝国的时候，黑石先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钻研《战国策》，对其中的谋略与智慧赞叹有加，以为“宝典”，他把自己对《战国策》的理解和评论印刷成书，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战国策》记载了中国谋士们最辉煌的岁月，同时它也是谋士们揣摩学习提高的教材。谋士因其总躲在幕后，他们的言辞和心理很少能被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来，但是，在战国的时候，谋士们不仅活跃在前台，而且其锋芒几乎要盖过帝王将相，空手富贵，风头出尽。他们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列国之间，扮演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要角色。《战国策》汇录了他们的言辞和活动，也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谋士的心理。
谋士们最重要的特性是对国家和君主缺乏臣子的忠诚，也没有感情，对于城邦没有爱也不会有恨。这是由于他们自外于城邦，而把执着于城邦的激情和情感，视为愚蠢或者虚伪。
虽然谋士们热中于拿国家命运和君王大臣的安危宠辱说事，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为君王大臣的事务和命运真的担忧和烦恼，因为谋略只是他们营求功名富贵的手段。他们会针对君王的不同喜好提出完全不同的策略和建议，对他们而盲，最重要的是握有权力者对他们才智的信任，而不是对政策实践的后果负责，这使他们与幸臣的品格有些类似。不过，谋士们对于君王和国家很少利益上的依靠，也没有情感上的依赖，他们凭自己的智慧吃饭。在施展谋略的时候，他们无情地利用君王的一切弱点，而对国家的兴衰，忠臣奸佞的起伏，则完全漠然置之。高明的说客，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在相互敌对猜忌的雄霸列强之间，毫不遮掩地利用君王权贵们的贪婪、胆怯、短视、雄心，甚至制度的漏洞，天时的不利、地形的缺陷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内。对于城邦，谋士们既不承担任何政治后果，也不会牵动良心和情感，城邦是他们的衣食之所，但不是他们的父母之邦。摒弃了城邦，谋士们如同天上的风筝，潇洒灵动，飘忽无常，然而城邦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子女同胞，他们再也无法与城邦分享喜悦和恐惧。
与幸臣一样，谋士的作用最终取决于君王。明智、威严的君王能够操纵谋士们的智慧，激发他们对王者的忠诚和畏惧。谋士们会因此成为君王打击贵族和消灭其他国家的有力帮手，商鞅、范睢、李斯等就是范例。如果君王像楚怀王那样贪财好色，既无识人之明，又无赏罚之决断，谋士说客就轻松自如地把君王玩弄于股掌之上，以遂其私。
谋土们以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看待人世间的一切情感和变化，源于他们对人性世态的体察。苏秦发达以后，嘲弄地问嫂子为何“前倨后恭”，她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感叹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广这个故事或许说出了很多纵横之士的心里话。因而鬼谷子教导自己的弟子：“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以一种近乎游戏的态度，谋士们品味着驾驭人们的激情和不健全的理性的快乐，他们自己则丝毫不愿意分享这些情感，也丝毫不以为自已有义务与城邦同患难共命运，为城邦兴利除弊。或许在他们眼里人类的争斗是永恒的，因为人类不可能拥有健全的理性，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智慧创造出“地上的天国”，实现持久的和平。
谋士们以从容的态度接受了人类的各种缺陷，没有怜悯，也不会愤怒。他们也这样看待自己。也正因此，我并不以为他们是真正的无耻之徒。谋士们从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尚，从而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名节。燕国有人指责苏秦不忠不信，苏秦反话道：“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疆兵哉?”在必要时，谋士们甚至不惜自污自贱来保全君王的信任。甚至中国人一向最为珍视的身后的荣誉和名声，也吓唬不了他们，在他们眼里：“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也。”所以，人又何必操心死后的事情呢?
考虑到这些品性，竭尽心智求得强国富民的韩非把他们列入“五蠹”之一，就丝毫也不奇怪了，韩非说他们：“伪设称诈，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我猜想对于韩非的指控，他们是不屑否认的，因为韩非所孜孜以求的国家强大和政治良善，对谋士而言或者毫无意义，或者根本就是妄想，“以成其私”在谋士们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儒家也很看不起谋士，曾巩直斥《战国策》为“邪说”，他说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曾巩的评价主要着眼于正风俗、明教化，修法度的目的，这目的在谋士们也不过是虚妄的“不可能之任务”。
在后来历史中，谋士们这种独立于城邦的品格，为帝国所不容，只能或者托庇于权臣，或者隐匿于山林，更为通常的情况是臣服于帝王的威严，沦为师爷僚属之辈。不过，他们对帝国的忠诚总是半心半意，一有机会，就试图超越帝王的权威和法律，摆脱“圣人之道”的压迫，尤其是国家衰弱、大道不行的时候。即便是在这种时候，谋士们也不再敢向往其本身的独立，而充其量也只是待价而沽，投奔吏有势力的靠山。
黑石先生对《战国策》的重新发掘，其中心在复原谋士们意气风发的年代，重新突出了智慧与道德、现实与理想、政治和教义之间的对峙。为先民们的智慧恢复了坦然自信的气魄，在高唱道义，暗行苟且的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
固然，谋士们对城邦的叛离不可能造就真正的自由，他们的偏狭自私、无情无义也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君王们驯服了他们，才使帝国的建立成为可能。不过，我们的民族以一种更为宽厚的态度接纳了他们，使智慧和谋略成为民族本身的特征之一。它们已经深深地融人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君子之道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自处和与他人共处的本能习惯，在其中，谋士们那种乖戾奸诈之气消于无形，智慧表现为一种优雅、自信的风度，对人的虚伪和弱点的明察和宽容，以及面对困难时，镇定自若，聪敏耐心。比如吾友黑石先生，虽然编纂了这样一部《谋略与雄辩的宝典》，但是他自己却实在是个诚挚的君子，为人质朴腼腆，再厚道不过了。对于不平之事常常无法遏制，9己的愤怒，也不善辞令，木讷得近乎迂腐，常常让我想起鲁迅所写的柔石。就此而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存续更为依赖对人的激情和智慧的塑造和驾驭，而不是对物的役使。
对于民族的传统，一种流行的意见是轻蔑甚至仇恨的，其中暗含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憎恨。这种意见把我们民族后来的屈辱和不幸，统统归咎于我们祖先的言行思想、风俗道德、制度政策。这样说的人，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古代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和良善的政治，而把一切都贬低为野蛮残酷，灭绝人性。这里无法充分讨论这种意见，我只是想说，这种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他人的态度是丑陋的，归咎于自己的祖先就更令人羞愧了。与流行的理论相反，这种态度丝毫无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一个自我憎恨厌弃的民族是不可能自重更不可能被尊重，它也使整个民族无法团结和共同面对灾难，分享喜悦。更何况这种看法还严重地扭曲了历史事实，阻止了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反省。 所以，本书虽然以“古为今用”为其卖点，但倘若黑石先生的努力被简单地当作中国人狡诈权谋，不讲信义，尔虞我诈的新证据，那实在令人沮丧。坚持这样态度的人，不妨品味一下太史公对苏秦的朴实评论。“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间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谋略与雄辩宝典<战国策)精华全解析》，中国戏剧出版社2咖年5月版，2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