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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特别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的基本精神，有一种与我们若即若离甚至渐行渐远的趋势。这里面有一种理论现象值得深思。近年来，虽然那种公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怀疑、贬损、乃至否定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有所收敛，但这种倾向却出现了向另一种面目、另一种手法的“转型”。即口头上也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实际上却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和思想原则，不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建树和历史价值，把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论遮蔽和悬置起来。他们明明谈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萨特的主体论，却非要将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和主体论。明明在本体论上否认物质世界的第一性地位、在认识论上否认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却非要把它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些文艺理论研究打着追求“原创性”的招牌，编造一些模糊的、歧义的、虚假的、反常识的概念，且多以西方学者对 “人性”、“审美”、“现代性”等片面、抽象的理解为理论指向。他们以为只要把西方所谓“新潮”的东西，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都拿来展示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进展与功绩；以为只要把花样翻新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和概念，不管是适用的还是不适用的都引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就可以认为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创新问题。于是，物质和精神、感性和理性、人与自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被“奇妙地”颠倒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在“不经意”中被抹杀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连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都搞颠倒了的唯心论者，怎么能理解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呢？毛泽东的《讲话》，还有《矛盾论》和《实践论》，抓住的正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的问题。试想，如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原则都被消解了，那么还谈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存在呢？在这个前提下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岂不是自欺欺人的一句空话？显然，这种思想理论倾向的滋生和漫延，是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与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的实际严重疏离的重要思想理论根源。因此，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真正坚持和宣传唯物论，坚持和宣传辩证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自觉性，确是当前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所面临和亟需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温《讲话》的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关键之所在。
二
我们今天重新学习《讲话》，要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要真正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和内涵究竟是什么？
《讲话》是毛泽东为保卫和巩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写的众多理论著作之一，曾经是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文件之一。它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一年的战斗历程，领导了两次大革命，并正处在一个新的大革命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新时期使我们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在思想战线上有一个牢固的基础，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关键则是如何形成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提高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毛泽东根据前两次大革命中我们党内许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清真的与假的马克思主义，以致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起了作用，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经验教训，把这根本性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并大力从事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先后写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这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和作为延安整风文献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虽然论述的角度和所涉及的领域各有侧重，但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在全党确立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内思想问题的最本质问题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新的实际问题。而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者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或是死记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的个别条文，并把它当作抽象的绝对的公式来限制认识的前进；或是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满足于自己低级的感性知识。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正是在总结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创造了著名的“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原理，为全党找到了一个防止和纠正主观主义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树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面光辉的旗帜。这里的中国特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而《讲话》就是这种“理论性的创造”的典范。它所确立的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具体的文艺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是一个系统阐释这个原则的科学的文艺观和方法论。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讲话》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形成，也科学地预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自从毛泽东提出“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并在《讲话》中正式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和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基本观念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所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这在新时期以来的这三十余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更移，《讲话》的个别论断也有其局限之处，也曾表现出了与新的文艺实践不相适应、不甚协调的现象。但正如邓小平所明确指出的，毛泽东在文艺上“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邓小平论文艺》第112页），对“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同上书，第49页）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多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框架内，依据它所提供的基本原则，不断使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以充实、丰富和完善，这是三十余年来我国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发展和对《讲话》认识的主流和基本趋势。
但与此同时，与上述观点相对立，与《讲话》的精神实质相背离的思想理论倾向，这主要表现在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变革并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以言必谈欧美，死不谈中国，言必谈西方现代主义，死不谈马克思主义为时髦和骄傲的“理论创新”，一时间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中，学习和借鉴当代西方文论和“西马”学说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这里的借鉴，不是生吞活剥，不是不顾一切条件、地点、时间任意拿来乱用，更不是用硬搬进来的西方文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与思维方法进行代替和转换，而是要首先鉴别它们是否科学、客观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与我们的实践经验相比较，把它放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把其中符合于我们实际情况的部分为我所用。那些离开了中国现实的土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文论家们所使用概念的内涵有着其特定国情和地域的规定，比如他们讲的“现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是“语言瀑布”和“叙述怪圈”，是单纯“强调个人价值的发展和效率”，这种对“现代性”的判断，显然难以为当今中国的实践所接受。实践已经证明，热衷于用“西马”文论和当代西方文论来构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迷信“西马”文论和当代西方文论的选题和研究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视之为“过时”而弃如敝履，或只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背离，这对发展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极其不利的。
这种思想倾向在新时期以来重新滋生和漫延的原因较复杂，但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缺乏一个真正牢固的辩证唯物论的基础，缺乏一个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的基础所致。因此，认清这个事实，牢牢地掌握《讲话》所交给我们的防止各种思想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切实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水平，是我们面临各种思想倾向的挑战，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讲话》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特别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的基本精神，有一种与我们若即若离甚至渐行渐远的趋势。这里面有一种理论现象值得深思。近年来，虽然那种公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怀疑、贬损、乃至否定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有所收敛，但这种倾向却出现了向另一种面目、另一种手法的“转型”。即口头上也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实际上却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和思想原则，不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建树和历史价值，把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论遮蔽和悬置起来。他们明明谈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萨特的主体论，却非要将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和主体论。明明在本体论上否认物质世界的第一性地位、在认识论上否认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却非要把它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些文艺理论研究打着追求“原创性”的招牌，编造一些模糊的、歧义的、虚假的、反常识的概念，且多以西方学者对 “人性”、“审美”、“现代性”等片面、抽象的理解为理论指向。他们以为只要把西方所谓“新潮”的东西，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都拿来展示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进展与功绩；以为只要把花样翻新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和概念，不管是适用的还是不适用的都引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就可以认为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创新问题。于是，物质和精神、感性和理性、人与自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被“奇妙地”颠倒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在“不经意”中被抹杀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连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都搞颠倒了的唯心论者，怎么能理解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呢？毛泽东的《讲话》，还有《矛盾论》和《实践论》，抓住的正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的问题。试想，如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原则都被消解了，那么还谈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存在呢？在这个前提下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岂不是自欺欺人的一句空话？显然，这种思想理论倾向的滋生和漫延，是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与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的实际严重疏离的重要思想理论根源。因此，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真正坚持和宣传唯物论，坚持和宣传辩证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自觉性，确是当前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所面临和亟需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温《讲话》的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关键之所在。
二
我们今天重新学习《讲话》，要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要真正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和内涵究竟是什么？
《讲话》是毛泽东为保卫和巩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写的众多理论著作之一，曾经是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文件之一。它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一年的战斗历程，领导了两次大革命，并正处在一个新的大革命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新时期使我们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在思想战线上有一个牢固的基础，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关键则是如何形成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提高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毛泽东根据前两次大革命中我们党内许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清真的与假的马克思主义，以致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起了作用，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经验教训，把这根本性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并大力从事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先后写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这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和作为延安整风文献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虽然论述的角度和所涉及的领域各有侧重，但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在全党确立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内思想问题的最本质问题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新的实际问题。而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者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或是死记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的个别条文，并把它当作抽象的绝对的公式来限制认识的前进；或是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满足于自己低级的感性知识。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正是在总结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创造了著名的“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原理，为全党找到了一个防止和纠正主观主义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树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面光辉的旗帜。这里的中国特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而《讲话》就是这种“理论性的创造”的典范。它所确立的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具体的文艺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是一个系统阐释这个原则的科学的文艺观和方法论。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讲话》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形成，也科学地预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自从毛泽东提出“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并在《讲话》中正式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和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基本观念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所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这在新时期以来的这三十余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更移，《讲话》的个别论断也有其局限之处，也曾表现出了与新的文艺实践不相适应、不甚协调的现象。但正如邓小平所明确指出的，毛泽东在文艺上“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邓小平论文艺》第112页），对“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同上书，第49页）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多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框架内，依据它所提供的基本原则，不断使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以充实、丰富和完善，这是三十余年来我国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发展和对《讲话》认识的主流和基本趋势。
但与此同时，与上述观点相对立，与《讲话》的精神实质相背离的思想理论倾向，这主要表现在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变革并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以言必谈欧美，死不谈中国，言必谈西方现代主义，死不谈马克思主义为时髦和骄傲的“理论创新”，一时间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中，学习和借鉴当代西方文论和“西马”学说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这里的借鉴，不是生吞活剥，不是不顾一切条件、地点、时间任意拿来乱用，更不是用硬搬进来的西方文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与思维方法进行代替和转换，而是要首先鉴别它们是否科学、客观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与我们的实践经验相比较，把它放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把其中符合于我们实际情况的部分为我所用。那些离开了中国现实的土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文论家们所使用概念的内涵有着其特定国情和地域的规定，比如他们讲的“现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是“语言瀑布”和“叙述怪圈”，是单纯“强调个人价值的发展和效率”，这种对“现代性”的判断，显然难以为当今中国的实践所接受。实践已经证明，热衷于用“西马”文论和当代西方文论来构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迷信“西马”文论和当代西方文论的选题和研究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视之为“过时”而弃如敝履，或只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背离，这对发展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极其不利的。
这种思想倾向在新时期以来重新滋生和漫延的原因较复杂，但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缺乏一个真正牢固的辩证唯物论的基础，缺乏一个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的基础所致。因此，认清这个事实，牢牢地掌握《讲话》所交给我们的防止各种思想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切实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水平，是我们面临各种思想倾向的挑战，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讲话》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