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觉得，搭便车没什么特别的窍门。的确，要想搭便车，你无需做别的，往路边一站即可。但当你像比利亚里诺这样，要纯粹依靠搭便车游遍全世界时，如果想快速又安全地抵达目的地，这里面就有许多讲究了。在比利亚里诺的记录中，他一共在90个国家搭乘了2350次便车，总里程约16万公里，换算下来可绕地球赤道四周。
　　在比利亚里诺最近一次洲际旅行的最后一程，我认识并加入了他，从纳米比亚中部到南非的开普敦，这段旅途大约1600公里，大致相当于从纽约到佛罗里达。
　　蜿蜒的纳米比亚B4公路通往海滨小城吕德里茨，我们站在路边，周围是绵延的沙漠。比利亚里诺满脸堆笑——“傻笑是我唯一的武器！”刺眼的阳光令他眯起眼睛，但他仍然乐观地竖起大拇指，仿佛是在告诉世人他的表现很棒。
　　这个当代的无业游民有着紧凑的行程：日出即起，8点钟来到路边等车，那时路上跑长途的车子最多。他认为搭不搭得上便车（以及能否安全地搭便车），主要在于搭便车者而非司机。我们等车时，他说道：“光竖起大拇指是搭不到便车的，要面露微笑才行。”
　　等我们上车后，司机丽塔说：“附近像你们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为什么不多见？”比利亚里诺回应道，他戏谑地将一只手放到丽塔的胳膊上，“因为我们都很帅么？”
　　比利亚里诺的公路之旅起源于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那一年他23岁。这场危机迫使他的父母搬到一套小公寓里，连他的房间都没有。通货膨胀将人们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比利亚里诺的朋友们走上街头抗议，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当时在马德普拉塔国立大学攻读心理学的比利亚里诺也退了学。“我意识到你可能为了房子和事业工作一生，然后一夜之间，这些东西悉数灰飞烟灭。”他说。
　　2003年，比利亚里诺来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在一家奶酪厂里当保安，还当过行李员，攒下钱寄回国补贴父母。过了几年，他手中有了4000美元积蓄，遂做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开启了一趟旅行，这趟旅行也为其第一本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他省吃俭用，每天仅花5美元，大体上重走了风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横跨欧亚大陆的“嬉皮士之路”，游览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还绕道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在贝尔法斯特，他曾与当地一些朋友抗议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但觉得毫无收获，于是选择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姿态。“我通过旅行来描述人类之善，”比利亚里诺在书中讲述其旅行动机时写道，“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描述友善好客的例子具有政治色彩。”或者如同他告诉我的，“搭便车是强势者与弱势者达成和谐的一个过程，我喜欢把自己放在弱势位置，来观察会发生什么。” 　　在即将跨越边境进入阿富汗时，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几乎要调头返回。好不容易克服了内心的担忧之后，他搭便车来到赫拉特，这是从伊朗进入阿富汗后的第一座大城市。在那里，他被一户人家免费留宿，睡觉时却在枕边放了一把刀以防被绑架。翌日早晨，他羞愧地发现，自己提防了一整夜的主人已经给他准备了早餐。接下来，他和一位印度承包商搭便车穿越了塔利班控制区，后来他了解到，那位印度承包商被激进分子劫持并杀害了，不过他毫发无损地来到了喀布尔，并意识到，即便是在这个战乱的国度，也如同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一样，陌生人总是会“帮助你，他们留你住宿，支持你，向你提供你没有的东西”。
　　乔治是我们这一路上遇到的第一位白人司机，今年23岁，他的爷爷是一位苏格兰移民。乔治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北部港市德鲁斯附近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本以为我们的住宿情况会好一些，听完了介绍后，他不禁大声惊叹，比利亚里诺是“从哪里来的胆子这么做”，“伙计，这样太危险了！”
　　我们一路隆隆南行，沙漠渐渐让位于葡萄园和麦田，纳米比亚中部如外星球般的沙丘被黑荆棘和鸟李树取代。在没人提示的情况下，乔治表示他打算移民爱尔兰，可又有些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或者说不知道如何移民。比利亚里诺将司机向人袒露心扉的倾向称为“出租车效应”：在土耳其，一名士兵自称他终生秘密过着同性恋生活；在哥伦比亚，一位父亲向比利亚里诺和拉扎里诺展示了他的两个秘密家庭，然后在“正妻”家里招待他们进餐，而正妻对他的那些情妇和私生子一无所知。
　　“亲爱的！”拉扎里诺老远就看到我们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拉扎里诺已经与去南非卖废金属的纳米比亚农妇玛格丽特讲好了，要搭她的便车。在我们挤进她那辆丰田SUV时，玛格丽特高兴地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善事。”
　　拉扎里诺身穿卡其布短裤和无袖圆领衫，眼波轻柔，略施粉黛，乌黑的头发用印花头巾包裹着。通常而言，漂亮是一种资产，虽然有时也是负资产。它能帮这对二人组搭到便車。对于很多跑长途的司机来说，她的迷人之处不仅仅是漂亮，还在于“女性也搭便车？而且还是在非洲”这种好奇心理，它呼应了搭便车时的广义悖论之一：越不着急上火，不那么迫切需要车子，你越有可能搭到车子；那些急切地需要车子的人，搭到车子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你认为一个女人在外面旅行（同男人相比）有很大不同吗？”玛格丽特轻拍着拉扎里诺的腿问道。
　　“你必须要更加小心，”拉扎里诺说，“独自一人时有些事情你不能做，比如在驾驶室里睡着了；和一大群男人一起搭车。”谈起旅途的危险，她毫不讳言。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她差点被性侵，好在比利亚里诺赶跑了施暴者。自那以后她就发现，自己在公众场合总会下意识地用双手护住胯部。她从没有将当时的场景或心理上的创伤写出来，不过这件事后来还是促使她写成了一篇触动人心的散文《我们并非坚不可摧》，发表在博客上，“我害怕旅行，我害怕思考，我害怕写作，我害怕说出我的感受，”她写道，“我知道非洲之旅会很艰难，但我没想到会如此艰难。”
　　在斯普林博克镇（位于南非西北部）我们下了车，然后就陷入了困境——没人让我们搭车。纳米比亚人表示歉意的笑容和手势，在这里被空车司机们的视若不见取代，还有人取笑我们。当我们离开斯普林博克镇时，已是两天之后了。
　　那天早晨，我们竖起大拇指，在路边等了数个小时，最终一位白人司机愿意搭载我们，他的车上还有一位黑人乘客。
　　“我们正在写一本关于友善及陌生人的书。”在向司机阿布里讲述了自己从开罗到开普敦的旅游计划后，比利亚里诺说道。他和拉扎里诺挽着手，坐在后排座位上，朝着他们的目的地驶去。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