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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保护
使宋庆龄免受冲击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发而难以收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宋庆龄感到异常震惊和迷惑不解。
8月29日夜，一股红卫兵查抄了章土钊先生的庄宅。第二天凌晨，章先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在信上作了“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接到批示的当天，立即严厉批评有关人员，责令马上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周恩来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保护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此时，北京狂热的红卫兵正在酝酿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冲击位于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庆龄住宅。
宋庆龄的住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花园。解放初，人民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但她一再谢绝。她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党和政府决定将这个王府旧园修葺更新，周恩来还特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这里，搬进来时，她风趣地说：“封建时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而今，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住宅竟成为红卫兵冲击的目标。
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认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与此同时，周恩来特意叮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负责宋庆龄住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门和北京卫戍区给宋庆龄家里增派了警卫。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人身没有受到迫害。但是没过多久，宋庆龄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共和国总理责成重修宋氏墓地
这天，她草草吃了几口午饭，斜靠在床头上，微微闭上眼睛，院墙外“造反派”们敲锣打鼓的喧闹声，使她觉得心烦意乱。
秘书走进来，递给宋庆龄一封信。读着这封信，宋庆龄浑身开始颤抖，特别是看了随信寄来的一幅照片，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感到一阵眩晕，险些摔倒在地上。秘书急忙上前扶她坐下。作为跟随她多年的工作人员，秘书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失声。
原来，上海的红卫兵毁坏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而且推倒石碑，把墓中的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这伙“革命小将”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在上海的亲戚听到祖坟被挖的消息，匆匆赶到现场。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他们出钱叫附近的农民把墓边的白骨重新掩埋好，赶紧写信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一情况，还寄来了墓地被毁的照片。
宋庆龄从小最受父母的疼爱。她25岁那年，父亲宋查理因患血癌在上海逝世，她和兄弟姐妹们含着眼泪，在万国公墓安葬了父亲。13年后，宋母倪桂珍病逝。当时宋庆龄正流亡德国，噩耗传来，她匆匆赶回上海。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葬礼前举行了宗教仪式。看着楠木灵柩徐徐落人墓穴，宋庆龄泣不成声，从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祝福慈爱的父母，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抱、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地之中。她万万想不到，35年后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在阴间也得不到安宁。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廖梦醒立即报告邓颖超。周总理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他当即给上海挂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这迫使当时受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和操纵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修缮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但立碑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不见了宋家其他五个子女的名字。
邓颖超来到了宋庆龄家里，把新墓的照片送给她看，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宋庆龄拿着照片，颇感宽慰地说：“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对于周恩来夫妇的理解和帮助，宋庆龄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道：“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冷对不可一世的江青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
50年代，宋庆龄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作陪。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是，今天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显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接着，江青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让人感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了。宋庆龄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到了“文革”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 竟然使用了“那个无耻江青”这样的字眼。
第一次在孙中山
诞辰时发表演讲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面讲话。
这些年来，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愿意一个人呆在孙中山的像前，很少参加公开的纪念活动，用她的话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但这次则不同，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当时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说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庆龄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提前几个月，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长文，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之后，她让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隋秘书临出门前，宋庆龄又嘱他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捎去一兜新鲜的螃蟹。
11月6日，宋庆龄收到了周恩来亲笔写的来信。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在将中文、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英文改稿，已经爱泼斯坦同志看过。你对改稿如没有意见，请即批在英文稿上，并交去人带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无改动，请告隋秘书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文章拟在11月12日登出。你给我们的螃蟹收到，谢谢。敬礼!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革”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走上讲台，以少见的激昂发表了长篇演讲。她一开始就把孙中山称颂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指出“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她回顾了孙中山光辉的一生，最后深情地说道：“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与会者步人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得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危难时刻向
刘少奇子女伸出援手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处逆境。
多年来，宋庆龄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刘少奇、王光美开始受到残酷的批斗。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时，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使宋庆龄免受冲击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发而难以收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宋庆龄感到异常震惊和迷惑不解。
8月29日夜，一股红卫兵查抄了章土钊先生的庄宅。第二天凌晨，章先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在信上作了“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接到批示的当天，立即严厉批评有关人员，责令马上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周恩来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保护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此时，北京狂热的红卫兵正在酝酿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冲击位于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庆龄住宅。
宋庆龄的住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花园。解放初，人民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但她一再谢绝。她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党和政府决定将这个王府旧园修葺更新，周恩来还特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这里，搬进来时，她风趣地说：“封建时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而今，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住宅竟成为红卫兵冲击的目标。
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认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与此同时，周恩来特意叮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负责宋庆龄住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门和北京卫戍区给宋庆龄家里增派了警卫。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人身没有受到迫害。但是没过多久，宋庆龄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共和国总理责成重修宋氏墓地
这天，她草草吃了几口午饭，斜靠在床头上，微微闭上眼睛，院墙外“造反派”们敲锣打鼓的喧闹声，使她觉得心烦意乱。
秘书走进来，递给宋庆龄一封信。读着这封信，宋庆龄浑身开始颤抖，特别是看了随信寄来的一幅照片，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感到一阵眩晕，险些摔倒在地上。秘书急忙上前扶她坐下。作为跟随她多年的工作人员，秘书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失声。
原来，上海的红卫兵毁坏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而且推倒石碑，把墓中的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这伙“革命小将”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在上海的亲戚听到祖坟被挖的消息，匆匆赶到现场。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他们出钱叫附近的农民把墓边的白骨重新掩埋好，赶紧写信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一情况，还寄来了墓地被毁的照片。
宋庆龄从小最受父母的疼爱。她25岁那年，父亲宋查理因患血癌在上海逝世，她和兄弟姐妹们含着眼泪，在万国公墓安葬了父亲。13年后，宋母倪桂珍病逝。当时宋庆龄正流亡德国，噩耗传来，她匆匆赶回上海。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葬礼前举行了宗教仪式。看着楠木灵柩徐徐落人墓穴，宋庆龄泣不成声，从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祝福慈爱的父母，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抱、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地之中。她万万想不到，35年后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在阴间也得不到安宁。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廖梦醒立即报告邓颖超。周总理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他当即给上海挂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这迫使当时受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和操纵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修缮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但立碑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不见了宋家其他五个子女的名字。
邓颖超来到了宋庆龄家里，把新墓的照片送给她看，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宋庆龄拿着照片，颇感宽慰地说：“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对于周恩来夫妇的理解和帮助，宋庆龄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道：“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冷对不可一世的江青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
50年代，宋庆龄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作陪。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是，今天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显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接着，江青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让人感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了。宋庆龄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到了“文革”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 竟然使用了“那个无耻江青”这样的字眼。
第一次在孙中山
诞辰时发表演讲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面讲话。
这些年来，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愿意一个人呆在孙中山的像前，很少参加公开的纪念活动，用她的话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但这次则不同，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当时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说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庆龄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提前几个月，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长文，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之后，她让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隋秘书临出门前，宋庆龄又嘱他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捎去一兜新鲜的螃蟹。
11月6日，宋庆龄收到了周恩来亲笔写的来信。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在将中文、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英文改稿，已经爱泼斯坦同志看过。你对改稿如没有意见，请即批在英文稿上，并交去人带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无改动，请告隋秘书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文章拟在11月12日登出。你给我们的螃蟹收到，谢谢。敬礼!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革”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走上讲台，以少见的激昂发表了长篇演讲。她一开始就把孙中山称颂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指出“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她回顾了孙中山光辉的一生，最后深情地说道：“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与会者步人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得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危难时刻向
刘少奇子女伸出援手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处逆境。
多年来，宋庆龄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刘少奇、王光美开始受到残酷的批斗。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时，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