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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革命中，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磨难，也经受了各种挫折与失败的考验，最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党始终把自我革命精神（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主心骨。历史上的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七千人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对党的自身建设工作高度重视。短短几年时间内，党的组织从五十几人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拥有5.7万余人的政党，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具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但是，由于后来陈独秀右倾错误，再加上蒋介石的背叛和屠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包括一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至1927年底，党员人数锐减到1万余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形：由公开或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由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工作重心开始从城市被迫转入农村等。党面临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党和军队中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生死关头，党中央排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并立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反击武装的反革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因为残酷的外部环境，会议只开了一天。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包括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党党员书》、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改组中央政治局等三项。其中，《告全党党员书》对党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在批评错误的同时，《告全党党员书》强调发展工人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内必须建立真正的有监督的民主集中制;提出“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讨论过去党的政策”，“要整顿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如果说《告全党党员书》着重解决的是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那么，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则主要是纠正了党的组织建设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1）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的目的。（2）“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3）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与组织纪律是秘密状态下党的生存与工作的必要条件。“党部机关的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4）在各级党部委员会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所属党员，但“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
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自我革命。这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统一和团结全党，清除党内出现的某些涣散与紊乱状态，实行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转变，巩固并重新发展党的组织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八七会议并没有从理论和思想上对党内“左”的错误进行正确分析和清除，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解释。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再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怒，党内“左”倾冒险情绪很快发展起来，给党和红军带来很大损失。与此同时，流寇主义、个人主义、军阀主义和盲动主义在党内也有所滋长。再加上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党内也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这些情况引起了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29年9月，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两年来的斗争经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这对于当时分清是非，促进党和军队的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彻底解决党内和军队存在的各种问题，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共分8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废止肉刑问题;（七）优待伤病兵问题;（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是决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参与，每个方面都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重大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古田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偉大的自我革命。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实行，经过党中央的传播，各地红军也先后照此执行，从而使整个工农红军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在古田会议精神影响下，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推动下，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这种好的局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包办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实际领导权。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路线发展到极致。在这长达四年时间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致命的危害。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在这种危急关头，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长征伊始，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人员进行了重大调整，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组织原则和领导方式的斗争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自我革命树立了好的榜样。正如刘少奇所说：过去党“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与此同时，遵义会议还开始纠正宗派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政策;在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批判和斗争、组织上作出适当调整时，还善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样，既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又有利于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前进。
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自此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指导中国革命，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工作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正确轨道。
自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党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的队伍又有了很大的新的发展，新党员迅速增加了70多万。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这次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方法，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里的惩前毖后，说的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开展批评，“好好地说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使党员和干部对过去的错误“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不应该像过去那样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正是经过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工具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的工作作风。
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新的成功范例，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重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完成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现状，带领党和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异常复杂的任务。在最初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既取得了成功，也难免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急于求成的错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当时急于求成的典型案例。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自我革命又一个成功的范例。1992年，时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1976年10月，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创伤，党的自身建设也不除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的是反修防修，使党永不变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歪曲，党委被踢开，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各级干部被打倒或遭受冲击，党的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这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着手对党的建设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党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清查、揭批“四人帮”运动，有力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上述这些加强自我革命的有力举措，为开辟新时期党的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
从八七會议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党加强自我革命的生动写照。在此后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坚决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思潮和敌对势力，从而能够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一次次纠正错误、转危为安，一次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精神。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其起草工作从1979 年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经长时间讨论和修改，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在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第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包括对中央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以统一全党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认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新中国成立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评价的重要原则和坚实基础。经过3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对党的自身建设工作高度重视。短短几年时间内，党的组织从五十几人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拥有5.7万余人的政党，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具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但是，由于后来陈独秀右倾错误，再加上蒋介石的背叛和屠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包括一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至1927年底，党员人数锐减到1万余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形：由公开或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由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工作重心开始从城市被迫转入农村等。党面临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党和军队中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生死关头，党中央排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并立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反击武装的反革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因为残酷的外部环境，会议只开了一天。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包括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党党员书》、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改组中央政治局等三项。其中，《告全党党员书》对党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在批评错误的同时，《告全党党员书》强调发展工人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内必须建立真正的有监督的民主集中制;提出“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讨论过去党的政策”，“要整顿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如果说《告全党党员书》着重解决的是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那么，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则主要是纠正了党的组织建设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1）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的目的。（2）“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3）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与组织纪律是秘密状态下党的生存与工作的必要条件。“党部机关的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4）在各级党部委员会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所属党员，但“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
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自我革命。这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统一和团结全党，清除党内出现的某些涣散与紊乱状态，实行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转变，巩固并重新发展党的组织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八七会议并没有从理论和思想上对党内“左”的错误进行正确分析和清除，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解释。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再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怒，党内“左”倾冒险情绪很快发展起来，给党和红军带来很大损失。与此同时，流寇主义、个人主义、军阀主义和盲动主义在党内也有所滋长。再加上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党内也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这些情况引起了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29年9月，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两年来的斗争经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这对于当时分清是非，促进党和军队的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彻底解决党内和军队存在的各种问题，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共分8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废止肉刑问题;（七）优待伤病兵问题;（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是决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参与，每个方面都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重大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古田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偉大的自我革命。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实行，经过党中央的传播，各地红军也先后照此执行，从而使整个工农红军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在古田会议精神影响下，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推动下，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这种好的局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包办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实际领导权。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路线发展到极致。在这长达四年时间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致命的危害。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在这种危急关头，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长征伊始，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人员进行了重大调整，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组织原则和领导方式的斗争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自我革命树立了好的榜样。正如刘少奇所说：过去党“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与此同时，遵义会议还开始纠正宗派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政策;在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批判和斗争、组织上作出适当调整时，还善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样，既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又有利于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前进。
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自此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指导中国革命，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工作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正确轨道。
自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党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的队伍又有了很大的新的发展，新党员迅速增加了70多万。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这次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方法，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里的惩前毖后，说的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开展批评，“好好地说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使党员和干部对过去的错误“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不应该像过去那样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正是经过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工具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的工作作风。
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新的成功范例，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重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完成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现状，带领党和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异常复杂的任务。在最初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既取得了成功，也难免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急于求成的错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当时急于求成的典型案例。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自我革命又一个成功的范例。1992年，时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1976年10月，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创伤，党的自身建设也不除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的是反修防修，使党永不变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歪曲，党委被踢开，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各级干部被打倒或遭受冲击，党的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这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着手对党的建设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党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清查、揭批“四人帮”运动，有力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上述这些加强自我革命的有力举措，为开辟新时期党的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
从八七會议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党加强自我革命的生动写照。在此后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坚决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思潮和敌对势力，从而能够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一次次纠正错误、转危为安，一次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精神。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其起草工作从1979 年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经长时间讨论和修改，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在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第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包括对中央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以统一全党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认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新中国成立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评价的重要原则和坚实基础。经过3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