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是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1956年，他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同时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发动并参与了一场美学大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敢于挑战权威，对李泽厚、朱光潜和蔡仪等三位著名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李泽厚、朱光潜、蔡仪读到黄药眠的文章后，也相继对黄药眠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因此，李泽厚、朱光潜和蔡仪都成了黄药眠的“论敌”。按照惯常的思维去理解，既是“论敌”，就应该“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在1957年3月至5月间，黄药眠却把李泽厚、朱光潜、蔡仪一一请到北师大讲美学课，当李泽厚、朱光潜、蔡仪三人在台上讲课时，黄药眠就安静地坐在台下认真听着，即使台上的人所讲的问题是对自己的批评，他也毫不计较，而是虚心地说：“不是真理属于我，而是我属于真理。服膺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品质。”
　　1993年9月17日，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跌落》一文，断言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已经跌落……著名俄苏文史专家蓝英年读到了这篇文章后，认为何满子先生的观点过于武断，就写了一篇批评何满子先生的文章《也谈索尔仁尼琴》，在这篇文章里，蓝英年对何满子的论点逐一进行了驳斥，还在文章中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最好不要发表高论。”
　　何满子先生生于1919年，蓝英年先生生于1933年，相差14岁，因此，以晚辈自居的蓝英年先生事后觉得“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最好不要发表高论”这句话有些不妥，认为自己对一位一直敬重的老先生语气过于强硬了，所以在收入集子时，就删掉了上面那句话。但他仍深感不安，就和董乐山先生讲了这件事，董先生提醒说：何先生很厉害，一定会写文章反驳，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此，蓝英年先生就更觉得不安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关注着报刊上的消息，看登沒登何满子先生反驳自己的文章，但一直没有看到；倒是有一天，在《出版广角》上看到了何满子先生的一篇文章，何满子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蓝英年先生翻译的《果戈里是怎么写作的》，说这是一本“颇值一读的书”。蓝英年先生特意算了一下时间，断定何满子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在他读过自己批评他的那篇文章之后写的，说明何满子先生对自己批评他的事并没有介意。后来，蓝英年先生才知道，曾有人问起何满子先生关于蓝英年先生对他的批评，何满子先生说：“他（蓝英年）批评得不厉害，有道理，我比他厉害得多。”
　　蓝英年先生很为何满子先生的大度所感动，便想拜见何满子先生。2000年的时候，蓝英年先生到上海，便在草婴先生家给何满子先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说自己想去拜望他。二人此前从未有过联系，而且还是“论敌”关系，但何满子先生却非常爽快地说：“你现在就可以来。”于是，蓝英年先生便到何满子先生家中去拜访，受到了何满子先生的热情接待，二人相谈甚欢，丝毫感觉不出曾经是观点交锋的论敌。交谈中，何满子先生向蓝英年先生问起现今俄罗斯作家的情况，其中也包括索尔仁尼琴，蓝英年先生就给介绍了一番，蓝英年先生因此认为：“他询问这些作家，说明接受了我的批评。”蓝英年先生走时，何满子先生又以书相赠；从那以后，蓝英年先生每次去上海，都去看望何满子先生，二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师友。
　　何满子先生的“不计较”，令蓝英年先生十分感动，他感慨道：“我与满子先生是因争论而成为师友的，此后受到他不少教诲。用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点名道姓地批评前辈，前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与我交朋友，这样的事如今还会有吗？”
　　黄药眠与何满子两位先生的“不计较”，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大师风范和仁者情怀，这不仅仅是一种高风亮节的风格，更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