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至六大期间陕西省党的组织状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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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陕西逐渐转入反动局面,不少党员发生恐慌而自由行动,退出国民党党部和农民协会,党的组织也表现慌乱,采取“邋守政策”。在组织方面,陕甘区委加强了内部教育和秘密工作的训练,致力于健全党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和支部干事会,派出特派员到各地巡视指导工作,并在“整顿组织”的同时,坚持实行“党到农村去”的方针,继续发展组织。
其他文献
194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要在1947年的下半年内,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是该年6月中旬毛泽东明确交代给朱、刘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新中国诞生后,建设人才严重不足。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为此,他不断地思考人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1946年,马歇尔到中国调处几个月后,不胜感慨地说:“周恩来是我从未遇到的对手。”周恩来不仅在我国、我党,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谈判能手。他一生进行过数百次谈判。处理过各种棘手的问题。革命战争年代,他在谈判桌上灵活地运用策略,同前线配合默契。帮助新四军第5师突围晚是一个例证。
关于陈云、潘汉年1935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和到达共产国际的时间,多年来党史界众说不一。为此,笔者特根据所看到韵历史资料,将陈云、潘汉年去共产国际的经过,作一简要的介绍。
两年前,由于中共中央《致东京市委信》部分地披露,其中有允许杨虎臣入党一事。有个老共产党员向人演说,杨虎城加入了共产党,说的栩栩如生。他曾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得到杨虎城的支持,以致人们容易将他看作历史的见证人,这事流传开了。
《党的文献》连载《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下称《刘文》),所引刘赫40年后追忆当时情况的笔记,堪称珍贵。但因年代湮久,记忆难免有误,加之文章作者的理解及整理关系,有些史实尚须斟酌或补正。该刊1989年第2期已刊有高存信、自竟几的商榷文章。这里,笔者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作些补充和订正,也兼与《刘文》作者商榷。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报纸和刊物,中央档案馆收藏有《红星》、《政治工作》、《革命与战争》和《政治简报》。现将这4种刊物简介如下:
[2]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 [原注]指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党的第五屈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五次全体会议这一段时间。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注(4)说:“叶、张两部,即叶飞、张云逸两同志所率领的一部分新四军”。不少同志对这一注文提出意见,认为这里所说的“张”,不应是张云逸,而应是张道庸(即陶勇)。根据查证有关电报的结果,我们认为,这里的“张”确应是指张道庸。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