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的收藏风云，大家辈出。在传统字画收藏中，提起张伯驹潘素夫妇，无疑是至高无上的。笔者写张伯驹潘素夫妇，首先想到他们二人都是老民革会员，有关他们的收藏传奇，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张老的收藏之道，乃至书画艺术都值得后人细细品味，那时候的收藏，只为一份责任与保护的使命。对国宝的价值需要判断，对收藏者的判断又何其难也。
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行的《收藏》杂志上，笔者写了从古到今的民间字画收藏。20世纪的字画收藏家之多，可谓史无前例。其中，在藏界最具成就和影响的，当首推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王季迁六位收藏大家，并将他们合称“20世纪中国字画收藏六大家”（简称“六大家”）。这一合称迅速得到海内外众多藏家和评论家呼应，国内外众多媒体网站也纷纷转载笔者的观点。而在这六位大收藏家中，张伯驹无疑是最受人尊敬的。今天，当笔者再次审视张伯驹，觉得张伯驹的成就远不止收藏，他是一位艺术多面手，特别是在书画、戏曲、诗词等方面成就卓著，并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家族显赫的文人公子
对以前的人来讲，收藏本不是平凡人懂的事，生在显赫家族的张伯驹（1898—1982）自然也从小因家庭关系，加上天分和悟性，成了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当过袁世凯的大管家，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由于其父张镇芳活跃于政界、军界、财界，是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张伯驹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然而，张伯驹无心继承父业，既不愿意从政，又不愿意经商，只喜欢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被人称为“京城玩主”，为举国闻名的“民国四公子”（另三位是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尤其在古董、戏曲、诗词、书法、字画等方面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境界。
诗书气质 鉴赏尤精
张伯驹是一位大才子，自幼天性聪慧，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成年后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喜好棋琴、诗词、书画、戏曲。张擅书画、工诗词、精鉴赏、通音律、会围棋、能京剧，对古琴也有很深的研究。也正是因为张伯驹没有继承父业，却练就了一双目光如炬的慧眼，使得众多古代名迹被他所收藏，有资料显示，经他手蓄藏的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著录其《丛碧书画录》者，更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的书法也很有特色，只不过收藏的名声掩盖了书法。张的书法上规魏晋，早年学王右军的《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体，他自收藏了蔡襄《自书诗册》，终日品平鉴赏，书法突变，创造了婀娜多姿、独具风貌“鸟羽体”。 1972年张伯驹好友陈毅因病去世，毛泽东曾亲自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而作为陈毅好友的张伯驹因为没有“解放”不能出席，只能为陈毅写了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这副对联，当时由于张伯驹的原因，没有放在显眼的地方，没想到毛泽东走进会场后却一眼认出了张伯驹书写的对联，原因是张伯驹的字个性太鲜明了，他的自创“鸟羽体”古今没有。有意思的是，经毛泽东的过问，使张伯驹潘素在北京落上了户口，他们的政治、生活待遇很快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张的书法成就也离不开他的字画收藏。
对古字画鉴定，民国时期知名的书画商、鉴定家朱省斋恐怕最有发言权，解放前夕，朱省斋到香港，他堪称当年香港地区书画商和鉴藏家中的第一人。生前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五本有关书画鉴赏方面的书籍：《省斋读画记》《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画人画事》《艺苑谈往》和《书画随笔》。朱省斋是唯一让张大千拜服的书画商。他到上海、北京探亲访友期间，受到叶恭绰、邵力子、徐森玉、吴湖帆、张葱玉等人热情接待，可见他在圈内声誉之高。当时，徐森玉要上海博物馆负责人将库房藏品一一给朱省斋观赏，当看到宋王诜《烟江叠嶂图》时，朱非常肯定说这是晋卿的真迹，绝无疑义。而这件东西却被当时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是假的（国内只有谢稚柳认为是真的），上博根据绝大多数专家意见拒收此作。现王诜《烟江叠嶂图》已被确认为真迹，并成为上博镇馆之宝。由此可见，朱的眼力之好。而在朱的眼里，他将庞元济划入清代，张大千、张葱玉、吴湖帆、叶恭绰、张伯驹列入当代，朱省斋认为，上述几位的古书画鉴定可堪称“巨眼”。
搜罗国宝 免于外流
张伯驹的藏品尽管没有庞元济那么多，但质量绝不在庞氏之下。张伯驹藏品绝大多数是唐宋元明清的名家作品，且大多是流传有序的名迹。 有的是宋代《宣和画谱》、《秘阁画目》著录，有的是清乾隆《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拿张伯驹收藏的唐杜牧《张好好诗卷》来说，这是唐代书法中最重要的墨宝之一，北宋曾入宣和内府，《宣和书谱》有著录，宋徽宗赵佶题签，宣和原装。南宋时被奸相贾以道窃据，到了元代为鉴藏家张晏所得，明朝又流入董其昌之手，并刻入戏鸿堂帖中，清代由大鉴定收藏家梁清标进入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携往长春，从小白楼事件发生流入民间，为张伯驹所得。张伯驹还曾用4万大洋，从溥儒手中吃进了现存最早的书法名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卖掉一幢别墅（原大太监李莲英别墅）和夫人潘素首饰收购了现存最早的山水画——隋展子虔《游春图》，以5000大洋收购了唐李白《上阳台帖》，此外，他还用重金收购了唐宋各家如范仲淹《道服赞》、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黄庭坚《诸座上帖》、杨婕妤《百花图卷》（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马和之《节南山之行》、元赵子昂《章草千字文》等名迹。记得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曾说过，他父亲平生也热爱收藏名家字画，但家中6000件字画不及张伯驹一件。 无疑张伯驹是最受人尊敬的收藏家、艺术家，但他却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把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和法书：隋展子虔《游春图》、晋陆机《平复帖》以及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帖》、宋杨婕妤《百花图卷》、赵伯驹《白云仙图卷》、宋拓《九成宫泉铭册》、马和之《节南山之行》等国宝无偿捐给国家。这些名迹的收藏几乎倾注了张伯驹一生心血和全部家产，其中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他卖掉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连英别墅）和夫人潘素首饰换来的。这些珍品现已成为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的镇库之玉。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张蒙受康生的迫害，被“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后经陈毅同志保护和推荐，到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文革”期间再遭劫难，被驱至农村。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1982年逝世。据悉，他的夫人潘素死后还欠下医院一笔医药费，后有人反映到政府有关部门，故宫博物院予以报销。同庞元济一样，张伯驹生前留下的《丛碧书画录》已是研究古字画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亦遭革除，所兼职的工作遂无着落。
据张伯驹女儿回忆：“陈毅知道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四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夫妻同心 患难与共
提到张伯驹，就不能不提他的传奇夫人：潘素（1915—1992）。潘素也叫潘慧素。原名潘白琴，江苏苏州人，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系出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学习音乐绘画，使潘素弹得一手好琵琶，也为她打下良好的绘画基础。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将她卖到上海妓院。
在妓院，大家称潘素为潘妃，曾在上海天香阁接客。潘素生得端庄秀丽，在上海滩也曾大红大紫过，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一次偶然机会，张伯驹在上海见到潘妃，惊为天人，一见顷心，提笔为其写下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二人随即相恋。可当时潘妃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一名叫臧卓的中将欲将潘素纳为妾。潘妃决定跟张伯驹后，臧卓把潘妃关在一品香酒店内，派卫兵把守。张伯驹托朋友买通了臧卓的卫兵，将潘素带走。那是1935年，潘素20岁，张伯驹39岁。从此，潘素一生陪伴张伯驹，跟着张伯驹跌宕的人生而沉浮。
潘素嫁给张伯驹后，张伯驹立即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从而大力栽培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教其习画，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夏仁虎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此外，张伯驹带潘素游名山大川，让她从大自然中寻找艺术的源泉。当然，张家丰富的家藏名迹，也是她学习的好材料。潘素对学画非常用功，画艺日长。解放前先后在北平、西安开画展。解放后她学而有专，主攻青山绿水画，成为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她的山水画作，曾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首相、日本天皇等外国领袖。潘素曾与张大千、何香凝等名家合作，特别是与张大千有过三次合作，民国时期两次，晚年（1981）又将两幅《芭蕉图》托香港友人转给台北的张大千给予分别补绘、题字，完成了二人第三次合作绘画。张大千对其艺术造诣十分推崇，曾这样评价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张伯驹有大量国宝级收藏品。解放前，潘素跟着张伯驹为保护这些古字画奔波颠沛，吃了不少苦头。潘素的女儿张传彩回忆，抗战期间，母亲将她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和张伯驹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将陆机的《平复帖》等那些国宝级的字画，缝在被子里带出北京，在西安藏起来。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他与潘素于1961年被下放到吉林。潘素到吉林艺专教书，张伯驹经陈毅介绍，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在吉林，张伯驹与潘素的日子比在北京时过得好些。潘素的教学工作开展得很好，还开了个人画展，观者涌跃。
但是好景不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却拒绝收这个快70的老头。于是，在雪天里，张伯驹与潘素离开舒兰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家已经被别人住了，老两口只好挤进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他们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生活无着，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文革”后，张伯驹得以平反。张伯驹潘素夫妇虽已年迈，心情却好，频频参加文化界各种社会活动。1980年2月，张伯驹与潘素二人在北海画舫办书画展，共展出二人作品58幅。1982年2月，张伯驹去世。十年后，1992年，潘素去世。
为了纪念张伯驹潘素夫妇，2011年政府有关部门在景色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潘素故居建立“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据悉，这座故居是张伯驹潘素夫妇的唯一爱女张传彩作为私人遗产捐出的，拟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故居纪念馆。
在笔者看来，张伯驹潘素夫妇的收藏喜好书画是前提，雄厚财力是基础，动荡乱世是机遇，敏锐眼光是关键，买卖魄力是风范，藏品捐献是境界，这或许是张伯驹潘素夫妇能彪炳史册、赢得世人尊敬的原因吧！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
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行的《收藏》杂志上，笔者写了从古到今的民间字画收藏。20世纪的字画收藏家之多，可谓史无前例。其中，在藏界最具成就和影响的，当首推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王季迁六位收藏大家，并将他们合称“20世纪中国字画收藏六大家”（简称“六大家”）。这一合称迅速得到海内外众多藏家和评论家呼应，国内外众多媒体网站也纷纷转载笔者的观点。而在这六位大收藏家中，张伯驹无疑是最受人尊敬的。今天，当笔者再次审视张伯驹，觉得张伯驹的成就远不止收藏，他是一位艺术多面手，特别是在书画、戏曲、诗词等方面成就卓著，并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家族显赫的文人公子
对以前的人来讲，收藏本不是平凡人懂的事，生在显赫家族的张伯驹（1898—1982）自然也从小因家庭关系，加上天分和悟性，成了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当过袁世凯的大管家，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由于其父张镇芳活跃于政界、军界、财界，是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张伯驹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然而，张伯驹无心继承父业，既不愿意从政，又不愿意经商，只喜欢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被人称为“京城玩主”，为举国闻名的“民国四公子”（另三位是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尤其在古董、戏曲、诗词、书法、字画等方面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境界。
诗书气质 鉴赏尤精
张伯驹是一位大才子，自幼天性聪慧，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成年后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喜好棋琴、诗词、书画、戏曲。张擅书画、工诗词、精鉴赏、通音律、会围棋、能京剧，对古琴也有很深的研究。也正是因为张伯驹没有继承父业，却练就了一双目光如炬的慧眼，使得众多古代名迹被他所收藏，有资料显示，经他手蓄藏的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著录其《丛碧书画录》者，更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的书法也很有特色，只不过收藏的名声掩盖了书法。张的书法上规魏晋，早年学王右军的《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体，他自收藏了蔡襄《自书诗册》，终日品平鉴赏，书法突变，创造了婀娜多姿、独具风貌“鸟羽体”。 1972年张伯驹好友陈毅因病去世，毛泽东曾亲自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而作为陈毅好友的张伯驹因为没有“解放”不能出席，只能为陈毅写了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这副对联，当时由于张伯驹的原因，没有放在显眼的地方，没想到毛泽东走进会场后却一眼认出了张伯驹书写的对联，原因是张伯驹的字个性太鲜明了，他的自创“鸟羽体”古今没有。有意思的是，经毛泽东的过问，使张伯驹潘素在北京落上了户口，他们的政治、生活待遇很快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张的书法成就也离不开他的字画收藏。
对古字画鉴定，民国时期知名的书画商、鉴定家朱省斋恐怕最有发言权，解放前夕，朱省斋到香港，他堪称当年香港地区书画商和鉴藏家中的第一人。生前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五本有关书画鉴赏方面的书籍：《省斋读画记》《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画人画事》《艺苑谈往》和《书画随笔》。朱省斋是唯一让张大千拜服的书画商。他到上海、北京探亲访友期间，受到叶恭绰、邵力子、徐森玉、吴湖帆、张葱玉等人热情接待，可见他在圈内声誉之高。当时，徐森玉要上海博物馆负责人将库房藏品一一给朱省斋观赏，当看到宋王诜《烟江叠嶂图》时，朱非常肯定说这是晋卿的真迹，绝无疑义。而这件东西却被当时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是假的（国内只有谢稚柳认为是真的），上博根据绝大多数专家意见拒收此作。现王诜《烟江叠嶂图》已被确认为真迹，并成为上博镇馆之宝。由此可见，朱的眼力之好。而在朱的眼里，他将庞元济划入清代，张大千、张葱玉、吴湖帆、叶恭绰、张伯驹列入当代，朱省斋认为，上述几位的古书画鉴定可堪称“巨眼”。
搜罗国宝 免于外流
张伯驹的藏品尽管没有庞元济那么多，但质量绝不在庞氏之下。张伯驹藏品绝大多数是唐宋元明清的名家作品，且大多是流传有序的名迹。 有的是宋代《宣和画谱》、《秘阁画目》著录，有的是清乾隆《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拿张伯驹收藏的唐杜牧《张好好诗卷》来说，这是唐代书法中最重要的墨宝之一，北宋曾入宣和内府，《宣和书谱》有著录，宋徽宗赵佶题签，宣和原装。南宋时被奸相贾以道窃据，到了元代为鉴藏家张晏所得，明朝又流入董其昌之手，并刻入戏鸿堂帖中，清代由大鉴定收藏家梁清标进入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携往长春，从小白楼事件发生流入民间，为张伯驹所得。张伯驹还曾用4万大洋，从溥儒手中吃进了现存最早的书法名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卖掉一幢别墅（原大太监李莲英别墅）和夫人潘素首饰收购了现存最早的山水画——隋展子虔《游春图》，以5000大洋收购了唐李白《上阳台帖》，此外，他还用重金收购了唐宋各家如范仲淹《道服赞》、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黄庭坚《诸座上帖》、杨婕妤《百花图卷》（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马和之《节南山之行》、元赵子昂《章草千字文》等名迹。记得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曾说过，他父亲平生也热爱收藏名家字画，但家中6000件字画不及张伯驹一件。 无疑张伯驹是最受人尊敬的收藏家、艺术家，但他却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把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和法书：隋展子虔《游春图》、晋陆机《平复帖》以及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帖》、宋杨婕妤《百花图卷》、赵伯驹《白云仙图卷》、宋拓《九成宫泉铭册》、马和之《节南山之行》等国宝无偿捐给国家。这些名迹的收藏几乎倾注了张伯驹一生心血和全部家产，其中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他卖掉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连英别墅）和夫人潘素首饰换来的。这些珍品现已成为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的镇库之玉。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张蒙受康生的迫害，被“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后经陈毅同志保护和推荐，到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文革”期间再遭劫难，被驱至农村。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1982年逝世。据悉，他的夫人潘素死后还欠下医院一笔医药费，后有人反映到政府有关部门，故宫博物院予以报销。同庞元济一样，张伯驹生前留下的《丛碧书画录》已是研究古字画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亦遭革除，所兼职的工作遂无着落。
据张伯驹女儿回忆：“陈毅知道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四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夫妻同心 患难与共
提到张伯驹，就不能不提他的传奇夫人：潘素（1915—1992）。潘素也叫潘慧素。原名潘白琴，江苏苏州人，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系出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学习音乐绘画，使潘素弹得一手好琵琶，也为她打下良好的绘画基础。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将她卖到上海妓院。
在妓院，大家称潘素为潘妃，曾在上海天香阁接客。潘素生得端庄秀丽，在上海滩也曾大红大紫过，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一次偶然机会，张伯驹在上海见到潘妃，惊为天人，一见顷心，提笔为其写下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二人随即相恋。可当时潘妃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一名叫臧卓的中将欲将潘素纳为妾。潘妃决定跟张伯驹后，臧卓把潘妃关在一品香酒店内，派卫兵把守。张伯驹托朋友买通了臧卓的卫兵，将潘素带走。那是1935年，潘素20岁，张伯驹39岁。从此，潘素一生陪伴张伯驹，跟着张伯驹跌宕的人生而沉浮。
潘素嫁给张伯驹后，张伯驹立即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从而大力栽培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教其习画，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夏仁虎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此外，张伯驹带潘素游名山大川，让她从大自然中寻找艺术的源泉。当然，张家丰富的家藏名迹，也是她学习的好材料。潘素对学画非常用功，画艺日长。解放前先后在北平、西安开画展。解放后她学而有专，主攻青山绿水画，成为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她的山水画作，曾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首相、日本天皇等外国领袖。潘素曾与张大千、何香凝等名家合作，特别是与张大千有过三次合作，民国时期两次，晚年（1981）又将两幅《芭蕉图》托香港友人转给台北的张大千给予分别补绘、题字，完成了二人第三次合作绘画。张大千对其艺术造诣十分推崇，曾这样评价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张伯驹有大量国宝级收藏品。解放前，潘素跟着张伯驹为保护这些古字画奔波颠沛，吃了不少苦头。潘素的女儿张传彩回忆，抗战期间，母亲将她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和张伯驹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将陆机的《平复帖》等那些国宝级的字画，缝在被子里带出北京，在西安藏起来。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他与潘素于1961年被下放到吉林。潘素到吉林艺专教书，张伯驹经陈毅介绍，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在吉林，张伯驹与潘素的日子比在北京时过得好些。潘素的教学工作开展得很好，还开了个人画展，观者涌跃。
但是好景不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却拒绝收这个快70的老头。于是，在雪天里，张伯驹与潘素离开舒兰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家已经被别人住了，老两口只好挤进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他们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生活无着，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文革”后，张伯驹得以平反。张伯驹潘素夫妇虽已年迈，心情却好，频频参加文化界各种社会活动。1980年2月，张伯驹与潘素二人在北海画舫办书画展，共展出二人作品58幅。1982年2月，张伯驹去世。十年后，1992年，潘素去世。
为了纪念张伯驹潘素夫妇，2011年政府有关部门在景色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潘素故居建立“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据悉，这座故居是张伯驹潘素夫妇的唯一爱女张传彩作为私人遗产捐出的，拟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故居纪念馆。
在笔者看来，张伯驹潘素夫妇的收藏喜好书画是前提，雄厚财力是基础，动荡乱世是机遇，敏锐眼光是关键，买卖魄力是风范，藏品捐献是境界，这或许是张伯驹潘素夫妇能彪炳史册、赢得世人尊敬的原因吧！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