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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当今中国的演艺界和影视圈,李雪健真正是一个演戏响当当,做人静悄悄的人。他为人的朴实,为戏的精湛,让喜爱他的观众、熟悉他的朋友以及许多报道他的媒体,除了用“好人”“好演员”形容他之外,几乎词穷。他的存在,似一面镜子,照出当下演艺界太多的丑陋与无奈。当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生命,然而“好人一生平安”的美好心愿真就在他的身上得以应验;当他为又能吃着盒饭琢磨着戏感觉幸福之时,于我们,看到则是一个用生命实践“认真演戏,清白做人”的纯粹的演员。
不久前,李雪健应邀参加一个高规格的座谈会,并被要求发言,一向低调的李雪健似乎觉得心中确实有话要说,便一反常态认真作了准备,结果他的发言语惊四座,反响强烈。本刊编辑部闻讯找到了他,征得他的同意,这位曾经的老青联委员欣然同意把他的发言选择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独家披露——
通知让我开会,挺高兴的。让我准备发言,就发愁了。还要把发言写成稿子,对于我来说,这就更难啦。我是真的嘴笨,要说琢磨个角色,怎么演得更好,比让我写强。我觉得演员就是要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做的、爱的、恨的都在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去体现了。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以,“说”是我的弱项。
既然点了名,那就赶着鸭子上架,借此机会说两句自己最想说的话:一句是要珍惜“演员”这两个字,珍惜这个名号;二是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
一
演员,在旧社会不叫演员,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尚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兰考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把焦裕禄当成父辈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个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菜汤,饿了磕瓜子,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睡觉。总之,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实在没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未曾想,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是新中国50周年大庆,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因为我曾是二炮下属特种工程兵战士,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有“军人情结”。40多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 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觉得测控人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都是民族的精英!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成不了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人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因为人家都投资了,可生病的后果也不知道哇,著名导演田壮壮闻讯后赶到拍摄现场帮助剧组从西安迁到北京,让我边治疗边拍戏。因为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所以治疗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了,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因为我的原因而让大家学习英雄、宣传英雄的愿望和努力半途而费。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挺有点意思的,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有了些感受,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也遇到过瓶颈期,也有表演的低潮期,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二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电影胶片废一条太贵,磁带戏不好,抹掉可以重来,相对压力要小许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有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大家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2002年接《历史的天空》,是我刚恢复,两年没演戏,憋得够戗,演主角咱又拿不下来,正好高希希让我演杨司令员。我接本一看,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呀,反倒相中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电话打过去,高希希导演说,别的都有人演,就想让你演这个。你别看这个人物戏不多,他可是整个戏的一个秤砣。我一听“秤砣”两个字,就答应了。我愿意去还有一个原因,组里好多演员都合作过,大家想的就是摽在一起整戏。这部戏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剧作者之一的蒋小勤特地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夸我杨司令员的台词改得好,原剧本这个人物有些单薄,现在丰满有光彩。谢谢,谢谢!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我高兴主要不是夸我会演戏,戏有多么的好,而是大家的夸奖鼓励,让我有了一种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又是一个有戏演的演员了,又可以进剧组,吃盒饭,挣钱啦!
前些天,有个媒体采访我,问我现在的生活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我说,生活中越来越简单了,演戏是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我这个人爱好少,我想不出不让我演戏我还能干什么,所以,但凡演戏碰到的问题,我都是尽可能的想了又想,想得细些。
拍《美丽人生》,是我和导演郭靖宇,制片人迟传敏继《高纬度战栗》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我就是冲着迟传敏的“义”和郭靖宇的“孝”去的,因为在筹备期间,郭导失去了父亲,很是悲痛,所以在戏中充满了对普通老人们身上的传统美德的思考和张扬。这个戏刚开播时,北京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曾给我发了条信息:“李老师,戏的收视率虽然还没到很高,但您的表演简直是太精彩了,期待着我们的合作。”我不会发信息,我让家人这么回的:我一定要为提高收视率而奋斗。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中有很多可学习的榜样,比如赵树理,人民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为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值得现在不管是哪行哪业都应该学习的。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很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这个戏,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拍摄的,当时陈水扁之流让人憋了一肚子气,正好这个时候,对台办九洲的杜大宁打电话给我,找我演李鸿章,我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特别是要告诉台湾的青年孩子们,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这个事儿我能做,所以我就接了。表演时我精心塑造这个复杂的人物,因为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门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耻”的卖国贼,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得多。
还有最近刚刚播出的《命运》,是描写深圳特区发展历程的一部连续剧。吃水不忘挖井人。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特区人的拓荒牛精神值得宣扬值得学习。这样的艺术作品,我们拍得很投入很认真。哪怕发现群众演员的金丝眼镜和年代不符,发现领导干部的长头发和年代不符都坚决不允许。
这些戏播出时的收视率都不是特别理想。好在《命运》播出后在深圳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为此我感到欣慰感到骄傲,也为收视率不高而有些伤感。伤感的同时,也在检点自己,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在李鸿章后期配音中,竟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配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两个字的差别,让时空倒转,这个错是天大的,无法弥补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和警醒。同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认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个赞誉,但是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自己个儿可千万别忘了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些。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角色无大小,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次我参演的《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就是当了片绿叶。捎带着也了却了我的两个愿望,一是,在我青少年时代走过的开满黄花的山间小路上再走它一遭,怀怀旧;二是,我儿子希望能买票进电影院,在国产大片里看到我。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团结、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责任编辑 刘之昆
不久前,李雪健应邀参加一个高规格的座谈会,并被要求发言,一向低调的李雪健似乎觉得心中确实有话要说,便一反常态认真作了准备,结果他的发言语惊四座,反响强烈。本刊编辑部闻讯找到了他,征得他的同意,这位曾经的老青联委员欣然同意把他的发言选择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独家披露——
通知让我开会,挺高兴的。让我准备发言,就发愁了。还要把发言写成稿子,对于我来说,这就更难啦。我是真的嘴笨,要说琢磨个角色,怎么演得更好,比让我写强。我觉得演员就是要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做的、爱的、恨的都在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去体现了。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以,“说”是我的弱项。
既然点了名,那就赶着鸭子上架,借此机会说两句自己最想说的话:一句是要珍惜“演员”这两个字,珍惜这个名号;二是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
一
演员,在旧社会不叫演员,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尚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兰考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把焦裕禄当成父辈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个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菜汤,饿了磕瓜子,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睡觉。总之,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实在没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未曾想,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是新中国50周年大庆,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因为我曾是二炮下属特种工程兵战士,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有“军人情结”。40多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 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觉得测控人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都是民族的精英!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成不了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人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因为人家都投资了,可生病的后果也不知道哇,著名导演田壮壮闻讯后赶到拍摄现场帮助剧组从西安迁到北京,让我边治疗边拍戏。因为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所以治疗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了,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因为我的原因而让大家学习英雄、宣传英雄的愿望和努力半途而费。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挺有点意思的,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有了些感受,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也遇到过瓶颈期,也有表演的低潮期,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二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电影胶片废一条太贵,磁带戏不好,抹掉可以重来,相对压力要小许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有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大家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2002年接《历史的天空》,是我刚恢复,两年没演戏,憋得够戗,演主角咱又拿不下来,正好高希希让我演杨司令员。我接本一看,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呀,反倒相中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电话打过去,高希希导演说,别的都有人演,就想让你演这个。你别看这个人物戏不多,他可是整个戏的一个秤砣。我一听“秤砣”两个字,就答应了。我愿意去还有一个原因,组里好多演员都合作过,大家想的就是摽在一起整戏。这部戏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剧作者之一的蒋小勤特地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夸我杨司令员的台词改得好,原剧本这个人物有些单薄,现在丰满有光彩。谢谢,谢谢!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我高兴主要不是夸我会演戏,戏有多么的好,而是大家的夸奖鼓励,让我有了一种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又是一个有戏演的演员了,又可以进剧组,吃盒饭,挣钱啦!
前些天,有个媒体采访我,问我现在的生活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我说,生活中越来越简单了,演戏是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我这个人爱好少,我想不出不让我演戏我还能干什么,所以,但凡演戏碰到的问题,我都是尽可能的想了又想,想得细些。
拍《美丽人生》,是我和导演郭靖宇,制片人迟传敏继《高纬度战栗》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我就是冲着迟传敏的“义”和郭靖宇的“孝”去的,因为在筹备期间,郭导失去了父亲,很是悲痛,所以在戏中充满了对普通老人们身上的传统美德的思考和张扬。这个戏刚开播时,北京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曾给我发了条信息:“李老师,戏的收视率虽然还没到很高,但您的表演简直是太精彩了,期待着我们的合作。”我不会发信息,我让家人这么回的:我一定要为提高收视率而奋斗。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中有很多可学习的榜样,比如赵树理,人民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为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值得现在不管是哪行哪业都应该学习的。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很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这个戏,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拍摄的,当时陈水扁之流让人憋了一肚子气,正好这个时候,对台办九洲的杜大宁打电话给我,找我演李鸿章,我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特别是要告诉台湾的青年孩子们,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这个事儿我能做,所以我就接了。表演时我精心塑造这个复杂的人物,因为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门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耻”的卖国贼,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得多。
还有最近刚刚播出的《命运》,是描写深圳特区发展历程的一部连续剧。吃水不忘挖井人。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特区人的拓荒牛精神值得宣扬值得学习。这样的艺术作品,我们拍得很投入很认真。哪怕发现群众演员的金丝眼镜和年代不符,发现领导干部的长头发和年代不符都坚决不允许。
这些戏播出时的收视率都不是特别理想。好在《命运》播出后在深圳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为此我感到欣慰感到骄傲,也为收视率不高而有些伤感。伤感的同时,也在检点自己,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在李鸿章后期配音中,竟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配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两个字的差别,让时空倒转,这个错是天大的,无法弥补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和警醒。同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认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个赞誉,但是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自己个儿可千万别忘了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些。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角色无大小,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次我参演的《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就是当了片绿叶。捎带着也了却了我的两个愿望,一是,在我青少年时代走过的开满黄花的山间小路上再走它一遭,怀怀旧;二是,我儿子希望能买票进电影院,在国产大片里看到我。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团结、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责任编辑 刘之昆